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各种人生礼仪风俗在先秦时已发育得比较成熟，统治者制订了种种相应的礼仪规范，将人生礼仪风俗纳入礼制的范畴。如冠礼、笄礼、婚礼、丧葬礼等，在《仪礼》、《周礼》与《礼记》等经典中都有详述。秦汉时期，统治者依然重视礼仪，并以此作为治国方略。据史书记载，“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真善，虽不合至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史记·礼书》。这就是说秦择六国礼仪，冠、笄、婚、丧，均依照六国典法施行。汉承秦制，从汉代画像砖、画像石、帛画、壁画及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先秦礼仪仍基本得以因循。对此，司马迁《史记·礼书》给予了热情的赞颂，曰：“洋洋美德乎！宰割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现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秦汉人生礼仪风俗有着独特的内容。下面就对秦汉时期的育诞、婚姻和丧葬等人生礼仪风俗作一阐述。
一、育诞风俗
1.撒帐祈子之俗初现
祈子礼仪开始于夫妻新婚的婚礼。后世汉族社会普遍流行的婚礼上的撒帐风俗，据考，此俗起源于汉代，其意本在于避煞。宋高承《事物纪原》曰：“汉世京房之女适翼奉子，奉择日迎之。房以其日不吉，以三煞在门故也。三煞者，谓青羊、乌鸡、青牛之神也。凡是三煞在门，新人不得入。犯之，损尊长及无子。奉以为不然，妇将至门，但以豆谷与粮草禳之，则三煞自避，新人可入也。自是以来凡嫁娶者皆置草于门阃内，下车则撒谷豆。”但也有求子意蕴。《土风录》卷二引《汉武帝内传》曰：“武帝与李夫人共坐帐，宫人遥散五色同心果，帝与夫人以衣裙受之，云得果多，得子多也。”宋高承《事物纪原》也曰：“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帐共坐，欢饮之后，预戒宫人遥撒五色同心果，帝于夫人以衣裙受之，云得果多，得子多也。”
我国很早就有祠高禖、佩挂弓弦以求子的习俗，《礼记·月令》曰：“至元日，以左牢祠于高禖，天子亲位，后妃师九嫔御，带以弓韦蜀，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其习俗意义在于求子，故汉人郑玄注曰：“天子所御，谓今有娠者，于祠大祝酌饮于高禖之庭，以神惠显之也，带以弓韦蜀，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由于佩弓箭以生男的习俗，春秋战国时已有，汉代则因之。另外，在汉代民间则有井中投石以祈男的习俗，张君房《云籍七秘》载曰：“金堂县利华国观南院，有九井焉。……每岁三月三日蚕市之辰，远近之人祈男嗣于井中。探得石者为男，瓦砾为女。”所谓得石为男，得瓦为女，当取意于《诗经·小雅·斯干》中的生男“弄璋”，生女“弄瓦”。
2.胎教流行
受孕以后，汉代社会对孕妇有许多的讲究，胎教习俗即是其中之一。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华夏民族就有重视胎教的风俗。刘向《列女传·周室三母》载曰：“太任者，文王之母，挚任氏中女也，王季娶为妃。太任之性，端一诚敬，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传之汉代，胎教受到社会上层广泛的重视，成为一种习俗在民间广泛流传，并出现了大量载有胎教内容及胎教专论的著作，如贾谊的《新书》、戴德的《大戴礼记》、刘向的《列女传》、王充的《论衡》等涉及到胎教的内容。据贾谊《新书·胎教杂事篇》记载，当时社会要将“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可见其重视程度。
汉代胎教习俗的主要内容，有“目不视恶色”，即孕妇不看邪恶之色、不正之色，否则胎儿会受所观对象的感应，而被“换胎”，如看猴生猴，看戏生伶；“耳不听恶声”，即孕妇不听恶噪之声，否则恶噪之声会使胎儿焦躁不安，胎动频繁；“口不出恶言”，则是避免孕妇情绪激动，影响胎儿的性格形成。《列女传·周室三母》。
汉代胎教习俗还要求使孕妇有一个清静优雅的居住环境。贾谊《新书·胎教杂事篇》曾引用青史氏之言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蒌室，太师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左卜持蓍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即王后怀孕七个月，在分娩前要住进“萎室”，并有一批人为之演奏音乐及提供其它服务，以保证其心情愉快。
同时，为了保证胎儿的正常生长，孕妇在日常生活中还要遵守许多禁忌风俗，如忌食兔肉，否则胎儿会兔唇，“妊妇食兔，子生缺唇”王充：《论衡·命义篇》。；忌食生姜，否则胎儿会多指，汉张仲景曰：“妊妇食姜，令子余指。”宋·陈自明：《妇人良方·食忌篇》引张仲景语。
3.产子忌五月
汉代孕妇临产，要用稻草、麦秸等草类做成的垫子作产褥，故产妇分娩又称为坐草、就草、在草，东汉许慎注《淮南子本经》“刳谏者，剔孕妇”曰：“孕妇，妊身就草之妇也。”另《世说新语·政事》载曰：“陈仲弓为太丘长，有劫贼杀财主者，捕之。未至发所，道闻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车往治之。”陈仲弓系东汉末年人，其回车救治“在草”分娩之孕妇的故事，亦当发生于汉末。
婴儿出生，产家有用瓶钵密藏胞衣之俗，以免婴儿受鬼怪侵害。1973年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帛书中，有《杂疗方》和《胎产书》，都载有“禹藏埋胞图法”郑小江、万建中：《中国生育文化大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前汉书》有“解光奏：‘善藏我儿胞’”《前汉书》卷九七《外戚赵皇后传》。的记载。
汉代社会有许多产子禁忌，如忌正月五日生子，应劭《风俗通义》曰：“正月……(生)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究其原因，是因为“夫正月岁始，五月阳盛，子以此月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不堪，将受其患。”《后汉书·张奂传》载曰：“（武威）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月生者，悉杀之。”《西京杂记》也载曰：“五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举，其叔曰：‘以田父推之，非不祥也。’遂举之。”并有其它诸多禁忌，《风俗通义》载曰：“不举生鬓须子，俗说，人十四年，乃当生鬓须，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不举寤生子，俗说，儿堕地便能开视者，谓之寤生，举寤生子，妨父母”；“服中子犯礼伤孝，莫肯收举”；“不举并生三子，生子至于三，似六畜，言其妨害父母，故不言之也”；“今俗间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以为妨害父母。”
秦汉时期，将产妇分娩视为不洁，王充《论衡·四讳篇》曰：“讳女人乳子，以为不洁，……乳子之家，亦忌恶之，舍丘墓、庐道畔，逾月乃入，恶之甚也。”即人们忌讳产妇在家分娩，而要把产妇迁往坟墓、道路旁临时搭就的草棚里，待婴儿满月才能回家。更不能回娘家分娩，《风俗通义》曰：“不宜归生，俗云令人衰。”
4.取名流行单名
在人生礼仪中，取名是一件大事，“名以正体”，所以在我国古代社会，人们相当重视婴儿取名。《礼记·内则》记载古时命名礼仪曰：命名之日，“夫入门，升自阼阶，立于阼，西向；妻抱子出自房，当楣立，东面。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时日，只见孺子。’夫对曰：‘钦有师。’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对曰：‘记有成。’遂左还授师。子师辨告诸妇诸母名，妻遂适寝。夫告宰名，宰辨告诸男名。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藏之。”然后又要告于闾史、州史、州伯，礼方罢。至汉时，则渐趋简约，取名比较随意，如《后汉书·郑玄别传》载曰：“玄有子，为孔融吏，举孝廉。融之被围，往赴，为贼所害。有遗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岁生，故名曰‘小同’。”又如《后汉书·袁安传》载曰：“袁嘉祖父袁京为侍中，汉安帝如加元服时，袁京入贺而其孙生，喜其嘉会，因名之叫贺，而字称元服。均比较随意。
秦汉人命名，喜用单名。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均如此。如西汉十五位皇帝，有十三位用单名，东汉从光武帝刘秀到献帝刘协，十九位皇帝全用单名；《后汉书》中所见之人名，几乎全为单名。可见，喜用单名是秦汉时期流行广泛，且传承久远的取名风俗。
5.冠礼因陈式
先秦时期，男性长到二十岁、女性长到十五岁算成年，《礼记·曲礼上》曰：男子“二十曰弱冠”；《礼记·内则》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均要行成年礼，男性成年礼叫“冠礼”，女性成年礼叫“及笄”。先秦冠礼，要严格按《礼仪·士冠礼》所规定的程式进行，有筮日、戒宾、筮宾、宿宾、定期、陈设、就位、迎宾、始加、再加、三加、宾醴冠者、冠者见母、宾字冠者、醴宾、送宾归俎等近二十道程序，显得十分繁缛。
秦汉时期行冠礼大体因循《士冠礼》陈式。冠礼在宗庙举行，由冠者父亲主持。行礼前要占卜，选择良辰吉日和为冠者行礼的“大宾”。冠礼日，冠者入宗庙就位，然后行冠礼，由大宾加冠三次。始加缁布冠，表示从此有了治人的特权；再加皮弁，表示该冠者从此要服兵役；三加爵弁，表示冠者从此有权参加祭祀。但据何休所制冠仪，只加一冠，而且程式也有所简化。加冠后，来宾以酒祝冠者，冠者拜见母亲，大宾给冠者起字，礼成，其父设酒款待大宾。冠礼后，一般士人即可择婚。与冠礼相对应，古代女子十五岁行笄礼，不过，笄礼的详情已不可考。
汉代皇帝的冠礼称为“加元服”，元即首，冠即首之服，故称“元服”。据《大戴礼记》所载，汉代皇帝的冠礼要“四加”，则“三加”之外，又有加“玄冕”。皇帝所加的四种冠为缁布冠、爵弁、武弁和通天冠，通常在正月甲子或丙子吉日举行。东汉时，则改缁布冠为进贤冠。小皇帝行过冠礼，即可亲理朝政。
二、婚姻风俗
秦汉时期社会婚姻生活较之先秦有些变化，政府通过行政策手段，使先秦时代散见于各书的婚姻道德思想得到整理，混乱的姻婚现象得到控制，各地的婚俗更加趋同一致。当时的议婚、婚仪等制度格守婚姻“六礼”，并成为传统婚仪的基本程式。此时婚姻结构中的重亲现象颇为独特，是先秦和后代各期不常见的。还有，在婚姻观念上较之先秦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重视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婚姻之禁网也有较疏阔之处，民间的婚姻行为也更为大胆，出现了许多跟封建专制社会极不协调的婚姻现象。
1.婚嫁礼仪铺张
秦汉风俗奢侈的特点，在婚姻礼仪上也有反映。婚嫁期间耗费钱财最多的项目是男方的聘金和女方携带的嫁妆。
当时绝大部分地区都盛行重聘金嫁妆之风。秦地，“嫁娶尤崇侈靡。”《汉书·地理志》。其中长安城“闾里嫁娶，尤尚财货”《三辅黄图》卷四。；在太原和上党地区，“嫁娶送死奢靡”，卫地，“其失颇奢靡，嫁娶送死过度”；《汉书·地理志》。蜀地，“俗奢侈”，“妇女有百辆之徒车。”《华阳国志·蜀志》。无怪乎汉安帝感叹道：“嫁娶送终，纷华靡丽。……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后汉书·安帝纪》。
在汉代，绝大多数阶层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重聘财和嫁妆的风习。汉高祖聘夫人“黄金五千斤、马四匹”《二十四史九通政典类要合编·晋朝》。汉惠帝纳后，则“聘黄金二万斤、马十二匹”《五礼通考》卷一五四《昏礼》。汉平帝娶后，有司奏聘以黄金二万斤。《汉书》卷六九《王莽传》。同样，达官显贵、富商大贾聘礼同样充盈。西汉初，开章仕于淮南后王刘长，他“为家室娶妇”，得刘长“以二千石俸奉之”《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按汉制，二千石官吏一年俸为一千四百四十斛谷，一斛谷值数十钱。汉初谷价，桓谭《新论·离事》曰：“汉文帝躬俭约……谷至石数十钱。”这样计算。开章为娶妇用了聘金近五万余钱。东方朔娶妻聘金更多，数量在十万钱左右。
这种奢靡之风到了东汉依然未变，据《后汉书·献烈梁皇后纪》曰：“于是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东汉显贵也追逐这种厚聘之风，“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犬为僭侈《后汉书·章帝纪》。董卓娶妻，聘以辎车百乘，“马十二匹，奴婢钱帛充路”《后汉书》卷八四《烈女传》。按当时比值，辎车一乘约值线一万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汉简云：“轺车一乘值万”。，马一匹也在一万钱左右《居延汉简甲编》第245简云：“第廿三侯长赵备，责居延阳里常池马钱九千五百。”，奴婢一人值钱三万左右。这样，董卓娶妻聘礼至少在一百万钱以上。
至于下级官吏或庶民百姓虽家境分寒，无力拿出聘金，但因汉代嫁娶奢靡成风，也不得不借贷或赈助交出聘金。西汉陈平娶妻，曾“借贷币以聘。”另据《太平御览》记载，东汉时议曹史展允，笃学贫苦，慈孝推让，年将知命，未成婚配。他的长吏李固乃不得不向僚属为展允征集聘金二、三万钱，才促成了其婚事。《太平御览》卷五四一。
秦汉婚嫁的铺张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后果。从西汉后期开始，汉政府就对这一风气加以限制服。如汉成帝永始四年颁诏令，禁止“车服、嫁取、葬埋过制”《汉书·成帝纪》。东汉中期，安帝颁布了更为严厉的诏令：“秋节既立，挚鸟将用且复重申，以观后效。”《后汉书·安帝纪》。
婚宴消耗，“一飨之所费”可“破终身之业本”。《潜夫论·浮侈》。铺张如此之甚，致使有的地方官员也不得不采取措施，反对嫁娶靡费。如西汉后期，南阳太守召信臣下令“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汉书·循吏传》。然而，汉代官方的种种措施，往往只是一纸空文，婚嫁奢侈的现象丝毫没有收敛。
2.婚姻重亲
秦汉贵族间婚姻重亲现象比较严重。所谓“重亲”，即婚姻之家复结婚姻。汉代重亲有两种情况：一姻家恒为姻家；二婚家恒为婚家（按：女氏称婚，婿氏称姻）。重亲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是通过联姻来加强自己的势力，巩固已有的家族人联合和世袭的权力地位。《汉书·齐悼惠王传》载曰：“懿王薨，子历王次昌嗣，其母曰纪太后，太后取其弟纪氏女为王后，欲其家重宠。”《后汉书·钟皓传》曰：“皓兄子瑾母，李膺之姑也。瑾好学慕古，有退让风，与膺同年，俱有声名。膺祖在尉修常言：‘瑾似找家性，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复以膺妹妻之。”
重亲现象有的出现，还与愚昧的观念有关，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元帝之子，中山孝王刘兴，其所以娶姨母卫姬为妻，乃是因为卫姬的姑母曾为宣帝婕妤，生楚孝王。卫姬的姐姐又为元帝婕妤，生平阳公主。成帝时，中山孝王无子，成帝以为卫氏多嫁皇室，又能多生子女，因而以卫姬配中山孝王。很显然，这种重亲婚姻实际是为了满足一种异常落后的近亲繁殖的生育愿望。
在汉代，对重亲不但不禁止，而皇家竞尚为之。孝惠帝的张皇后就是自己亲姐姐鲁元公主女儿。《汉书·外戚传》。因为重亲的原因，所以婚娶长幼不计，份辈不别。清人赵翼说汉代“婚娶不论行辈”就是指这种现象。《汉书·文三王传》曰：“梁荒王嘉薨，子立嗣。荒王妇弟园子为立舅任宝妻，宝兄子昭为立后。”《后汉书·耿弇传》曰：“父况及况卒，少子霸袭父爵。弇卒，子忠嗣。忠卒，子冯嗣。冯卒，子良嗣。一名无禁，尚安帝妹濮阳长公主……隃霸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显嗣。显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长社公主。……牟平侯舒卒，子袭嗣，尚显宗女隆虑公主。袭卒，子宝嗣，宝女弟为清河孝王妃。”这些是辈份相当者重亲。
还有下辈娶上辈者，如《外戚传》所记宣帝之娶霍后，即以叔祖母之姨母为妇；有上辈娶下辈者，如《高五王传》所记赵王恢娶吕产之女，即以表叔娶表姊女为妇。其中最荒唐者，莫过于惠帝娶其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之举。如此血亲乱伦的婚姻，显然是个别的现象。但对“重亲”不以为然，当是较普遍的现象。
3.一夫多妻者普遍
考察秦汉的婚姻形态，有一夫多妻习俗。在汉代，妻之外，女子共事一夫者，皆称妾，另外还有“外妇”、“小妻”、“旁妻”、“下妻”等等称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