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壶是从射礼中衍化而来的一种竞赛游戏。秦汉时，此戏在士大夫阶层中继续流传不衰，每逢宴饮，必定有“雅歌投壶”的助兴节目，揖让之类的繁琐礼节有所减省，并在作为投掷器具的壶的两边加了双耳孔，这不仅增加了难度，而且又生出了不少新的名目，娱乐性大为增强。据《西京杂记》介绍，汉武帝时宫中优人郭舍人善投壶，多有创新：一是“以竹为夫，不用棘也”；二是壶中不盛小豆。这样，竹矢投入壶内，便立即反弹出来，投者接矢在手，继而再投入壶内。如此一投一反，连续不绝。每当郭舍人作投壶表演时，但见竹矢在空中往来穿梭如飞，无一落地，围观诸人皆大声喝彩，叹为观止。
过去投壶所用的壶具是宴席上的酒壶，带有即兴而作之意，西汉时已有了专为投壶游戏而制作的壶具。魏人邯郸淳在《投壶赋》中描写这种专门壶具的形制：“厥高二尺，盘腹修颈，饰以金银，文以雕镂”，显得非常精致华美。1969年11月在河南济源县泗间沟曾出土西汉晚期绿釉投壶一件，其形状为广口大腹，颈部细长，无金银之饰，约为一般贵族家的壶具。河南省博物馆：《济源泗涧沟汉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第2期。
汉代投壶之兴盛，我们从现存的汉代画像石中也可窥见一斑。河南南阳汉画像石的投壶图中，两人相对席地跽坐，各执一矢投壶，右端一人跪坐旁观，左侧一醉汉似刚从投壶场上败下，被侍者扶坐于侧。投壶场面栩栩如生，系汉代贵族宴饮投壶情形的真实再现。
4.六博戏风行
博戏起源甚早，据史书记载，殷商时即有流行。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曰：“帝武已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到了汉时，流行六博之戏，有十二棋子，黑白各半，每人六枚；箭六支，用以投掷决定行棋，因其形状类似筷子，故亦名“箸”，箸分两面，以颜色或符号示别；用来投箸的平板，称为“枰”；此外，还有鱼形棋二枚、筹码若干。游戏时由两人对博，各执棋六枚。其玩法大致是以投箸决定行棋，棋走到盘中的水边时，即竖起成为“枭棋”。这时，尚未竖起的其他棋子称为“散棋”，但枭棋又必须得到散棋的配合。成枭后，如再掷到一个特定的箸彩，或者可入水食鱼形棋深分获筹，或者可杀死对方的枭棋或散棋，最后以筹码多少分胜负。因为双方以投掷六箸，引走六棋相互对隈，所以这种游戏称为“六博”。
秦汉时期宗室贵族、达官显贵，喜好六博之戏，一时成为风尚。如秦国的雍宫之乱，即起因于六博之戏。汉初，文帝时，太子刘启与吴太子因饮博争道而失和。一些列侯更是酷好此戏，因争胜而导致祸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如安丘侯周拾、印侯黄遂、樊侯蔡辟方，皆因“坐博掩完为城旦”《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完为城旦，即罚为四岁刑，这些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上层王公贵族好为六博的风尚。
汉代，民间也流行六博之戏，且亦赌博化。在监狱里度过婴儿时代的汉宣帝，于民间生活了十七年，在博戏中欠了市民陈遂一笔赌资。他即位后便将陈遂提拔为太原太守，且赐书“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偿进矣。”《汉书·陈遵传》。更值得一提的是，景帝时安陵人许博昌，发明了一种六博致胜口诀，结果“三辅儿童皆诵之”。
汉代六博戏的直观形象，在汉墓中屡有出现。湖北云梦西汉古墓出土的棋马，棋盘长38厘米，宽36厘米，厚2厘米，正面为白地规矩纹，与博局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博箸。江苏沛县古泗水地区画像石，也有六博图，亭内二人对座，一人举臂投箸，一人凝神注目，作六博之戏。南阳画像石中，画面上五人，左三人中，二人对坐，中置博局，其上方有一樽，左者手执三箸，在右者右手高举，旁有一人站立观战。此外，梁武祠、四川新津堡子山画像石、浙江绍兴铜镜、武威磨咀子48号汉墓等，都出现了六博戏。众多的六博图的出现，可证汉代六博之戏流行之广。
5.围棋出现
围棋作为娱乐风俗流行于世，始于汉代。许慎《说文》曰：“弈，围棋也。”扬雄《方言》曰：“围棋谓之弈。自关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班因《弈旨》也说：“北方之人，谓棋为弈。”
秦汉时期爱好棋艺者，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大有人在。如现今见于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女子弈手即是汉代戚夫人。《西京杂记》曰：“戚夫人侍高帝，于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另据《搜神记》曰：”汉宫内，八月四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可知八月四日下围棋乃是汉代后宫风俗。围棋的真正兴盛是在东汉。王符《潜夫论》载曰：当时的富人唯以“敖博弈的事”。东吴地区民间弈风之盛冠于全国，韦曜《博弈论》曰：该地区有许多人因“好玩博弈”而“废事弃业，忘寝与食”。可知时人对围棋迷恋之程度。为此，东汉大儒马融曾作《围棋赋》，文学家李尤曾作《围棋铭》，以歌咏棋技，恢宏棋道。
东汉时期还出现了许多著称于世的围棋高手。严子卿棋艺为当时一绝，被天下人公推为“棋圣”葛洪：《抱朴子》。“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天资聪颖，围棋造甚高，“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帕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汉末的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恺等，也是闻名一时的棋坛名将，而曹操、孙策、吕范、陆逊都爱好弈棋。曹操棋艺甚高，能与冯翊山子道等名手抗衡，不相上下。孙策与吕范的一局棋，至今还保存在宋谱《忘忧清乐》中，是流传至今最早的一局棋。
汉代围棋棋子为木质，即所谓“断木为棋”。李尤《围棋铭》曰：“局为宪短，棋法阴阳，道分经纬，方错列张”。由此可知当时棋子已有黑、白之分，棋道纵横交错。汉魏之际的邯郸淳在《艺经》中记载曰：“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此制与后世流行的十八、十九道棋盘略有不同。
6.斗兽之戏流入民间
斗牛之戏始于战国末年，到汉代才在民间流行开来。在汉代的画像石、砖中，人牛相搏是常见的题材。在南阳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有一幅表现一赤裸上身的力士，右手屈肘收掌在胸，左手一拳击于牛项，牛则俯首前奔，以角相觝；另一幅斗牛场面更为惊心动魄，一牛垂首扬尾，双角几乎已触有斗牛力士的腰身，力士则弓步收腹，左手紧扳俯觝的牛角，右臂高扬，作捶击状。汉代以后，人牛相搏的场面就很少见到了。
到汉代，方圆三百里的上林苑，实际上就是一个动物园。内设有“虎圈”、“熊圈”、“彘圈”等，可作斗兽场地。兽圈之上还建有楼阁，以便观赏。《汉书·孝元冯昭仪传》云：“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指的就是在楼阁上观看斗兽。就汉代画像石及文献记载来看，汉代人与兽斗可分为持械斗兽和徒手搏斗两种形式。持械斗兽所用的武器有矛、戟、铖、剑等。所斗之兽有虎、彘、狮、熊等，而以斗虎最流行。1980年山东宋山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画像石》，《文物》1982年5期。，有二人斗虎图，虎前有一人执剑，与虎相斗；虎后有一人执长矛，猛刺虎腿。河南唐河针织厂出土的画像石亦有人虎搏斗图，二只猛虎皆张口翘尾向勇士扑来，一勇士面无惧色，招前顾后与二虎搏斗，一勇士持矛向猛虎冲去，另一人在后面招呼。《唐河针织厂汉画石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6期。这是借用武器与虎相斗的形式。
四川汉阙上有一幅斗虎图像，表现的就是人与虎相搏的场面。还有兽与兽斗以供观赏的。《汉书·孝之冯昭仪传》曰：汉元帝曾“幸虎圈斗兽”。
斗鸡活动在汉代十分流行。据《西京杂记》载，汉高祖刘邦的父亲酷爱民间的斗鸡游戏，竟然不愿呆在宫中。这位老上皇的斗鸡癖好，得到后来皇帝们的承袭。汉宣帝与他的老丈人王奉光相识，就是在民间的斗鸡场。当时王皇后才十余岁。宣帝即位后，就将她召入了后宫。“斗鸡”似乎成了他俩的“月下老人”。汉宣帝之孙汉成帝也特别喜欢斗鸡走马，他还因此了解了民情，察访了奸邪。此外，汉代鲁恭王更有“斗鸡”的“癖疾”，史称其“好斗鸡鸭及鹅雁，养孔雀、鵁鶄，俸谷一年费二千石。”除皇室外，汉代“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汉书·食货志》。，从汉代石刻、画像砖上所绘的大量斗鸡图看，当时斗鸡之戏很是兴盛。
七、体育风俗
汉高祖刘邦一生驰骋疆场，得天下于马上，轻视儒冠，崇尚武力，汉初的功臣将相也多是出身布衣的赳赳武夫，所谓：“高祖仗剑，武夫勃兴”《后汉书·党锢列传》。至孝惠吕后时，当政的公卿仍是“武力有功之臣”。这种新型的政治格局使两汉时代尚武之风大盛。当时政府选拔官吏，如岁举之孝廉，亦大率先拜郎中，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然后才任以他职。即令是帝王，也经常“自击熊彘，驰逐野兽”《史记·司马相如传》。，表现出强烈的尚武精神。在这种强烈的尚武精神影响激励下，两汉体坛一扫秦代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传统的体育活动逐渐复苏，深入宫廷，普及民间，成为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1.击剑比赛出现
汉代时俗以为“剑者，君子武备，所以防身”，故佩剑击剑之风大行于世。两汉社会上自帝王贵族下至小官胥吏甚至一些庶民百姓，大都身佩数尺长剑，以作健身、防身之用。即使是文人学士，也都善骑好剑，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击剑”；《汉书·司马相如传》。东方朔“十五学击剑”；《汉书·东方朔传》。杜陵贫士尹翁归双亲早逝，幼为孤儿，但也“喜击剑”，乐而忘忧；《后汉书·尹翁归传》。东汉的达官贵族严威卿“好击剑，习骑射”；《后汉书·马援列传》。“家世大姓冠盖”的阳球，自动学“击剑”，“习弓马”。《后汉书·酷吏传》。
汉代击剑之风的盛行，使击剑逐渐有了体育运动形式，出现了比赛活动。淮南王刘安的太子好击剑，听说郎中雷被善剑术，便提出挑战，结果为雷所败。《汉书·淮南王安传》。这两人的比赛，显然已脱离了春秋战国时军事训练的轨道，属于体育比赛，较量胜负了。由于汉代经常民展击剑比赛，在比赛中，互不相让，出现了“剑客论，盛色而相苏”《盐铁论·箴石篇》。的现象。
汉代画像石对当时风盛的击剑活动亦有描摹。河南唐沙县出土的西汉画像石中，有一击剑图，描绘了两个勇士打扮的人正在以剑互相击刺的情形。周到、李京华：《唐沙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6期。河南阙上亦有击剑的图像，两人穿紧身衣裤，执剑进行搏击。四川成者和陕北米脂发现的东汉画像石中分别有“剑戟对刺图”和“剑对钩镶图”。这些画像均生动地再现了汉代剑术对击的场面。
2.由礼射到寒射
兼有讲武习艺与演练礼仪双重性质的礼射，本是广大儒生们普遍从事的一项重要活动。汉代朝廷建有专门的礼射场地，史曰：“未央宫有典台殿，天子射宫也。”洪适：《求释》。各地盛行乡射礼，河间献王修兴雅乐，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太乐，春秋乡射，作于学宫。”《汉书·礼乐志》。韩延寿为东郡太守，“修治学宫，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礼，郡县、道行乡饮酒礼于学校。”《后汉书·礼仪志》。达官、显贵子弟从幼年时起，习弓马，如东汉宋弘之孙，“年十岁，与苍头共弩射。”《后汉书·宋经韦度列传》。不过，汉代的射礼比之于春秋战国。则显然是衰落了。由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生们只要能通一经、献一策者即可跻身官场。如此社会风气自然促使儒生们埋头苦读经书，不以习武为务，日渐丧失了先秦那时那种文武兼习的优良风尚，以至于后来发展到连礼射这种以演示礼仪为主，讲武健身为辅的传统活动也不屑一顾了，各级学校教育中更取消了有关“乡射”之类的教学活动内容。黄伟、卢鹰：《中国古代体育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与儒生的礼射的衰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射箭比赛在军队中流行起来。汉家军法规定，军队中无论是骑士、材官（步兵）、楼船（水兵），都必须经过“习射”的训练，而且国家每年都要定期进行校阅《汉书·赵充国传》。为了交流技艺和奖优罚劣，各军队中也经常举行射箭比赛。这样，出现了许多名闻遐迩的神射手。陇西李广以长臂善射显名于世，“其射，见敌，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发，发即应弦而倒”《汉书·李广传》。李广之孙李陵，亦善骑射。东汉愍王刘宠，善射，名噪一时。史称他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后汉书·孝明儿王传》。汉末，董卓善骑射，且能“双带两鞬，左右骑射”《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曹氏父子也是赫赫有名的射手。
汉代射箭的广泛普及，直接推动了传统射法理论的演进发达，有关射箭的著述大量付梓，仅《汉书·艺文志》就载有《逢门射法》、《阴通成射法》、《李将军射法》、《望远连弩射法具》等多种，共69篇。虽然这些书已经亡佚，但仅从其书名判断，至少可以说到汉代时，射术已相当精熟，且形成不同特点的名家射法。
3.导引行气兴起
由秦至汉，是神仙信仰盛行的时期，秦皇汉武都是狂热的崇信者；民间也有许多神仙信仰者导引服气及服食药饵，这些人被统称为“方仙道”或“黄老道”。神仙方士文化的兴起，使导引行气术从医疗中分化独立出来，形成一种具有体育保健价值取向的，旨在追求人类健康长寿、幸福的中国古代特有的养生风俗。
由于史籍中有关秦汉的导引术往往与神仙方术纠缠得难分难解，隐藏在迷信神话的浓云迷雾之中，使后人难以窥其门径。值得庆幸的是，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一幅长100厘米、高约50厘米的帛画《导引图》重见天日，使二千多年前我国民间导引健身的具体面目得以再现。这卷文图并茂的《导引图》，用红、蓝、棕、黑诸种颜色，描绘了“导引”的44个运动姿态，并附有文字说明，成为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导引健身图谱（图27）。从其运动术式来看，有伸展、转体、腹背、屈膝、吐纳、舞蹈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以杖通阴阳式”，一个穿裙的妇女，手执长棍，长棍柱地，弯腰下俯，利用棍棒使双手呈直线状与地面垂直，使人体上半身位置下移，下半身位置相对上举，以达到脉通气贯，调和阴阳的作用。帛画所画的44个导引人物形象和衣着服饰来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身着长袍，有的穿着短裙短裤，还有不少赤身裸背者，显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既有上流社会的贵族，又有下层社会的庶民，充分体现汉代导引术的流行与普及。
正是在民间导引术的基础上，东汉末年举世闻名的华伦，总结整编出一套模拟虎、鹿、熊、猿、鸟等动物姿态的新型导引运动术式，称为“五禽戏”，以防病祛疾，益寿延年。据《三国志·魏书·华佗传》记载，华佗由于长期坚持锻炼“五禽戏”、“年且百岁而有壮容”。他的弟子吴晋也“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手完坚”。可见，“五禽戏”能防病，延年益寿。所以汉人荀悦说：“若夫导行蓄气，功藏内视，可以治病。”此并非虚妄之言。
上述史实说明，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体育习俗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演变阶段。体育项目除上面介绍的外，常见的还有走索、举重、格五、走犬超距（跳高、跳远）等等；另外，秦汉是中国传统节日的定型时代，一些民间体育活动开始与节日时俗水乳交融，构成了千姿百态的节日体育娱乐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