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首先要“两头熟”。既熟悉党的政策，又熟悉每个时期群众的主要思想情况，然后找出关键所在，把两者结合起来。在熟悉党的政策方面，办法不外这样几条：理论学习——这是提高编辑人员政治、政策水平的根本办法；经常钻研党的指示、决议和有关报告；学习上级报纸和兄弟报纸的有关言论。在熟悉群众方面：跑领导机关了解当前工作的全面情况和主要矛盾；从来稿中了解群众的要求和呼声；编辑部派人下乡调查研究；编辑记者交农民朋友。这些办法往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政策学习，我们就常发现有人连党委和政府发表在报上的指示和中央党报的言论也不看。对编辑人员来说，确实是很危险的。“两头熟”到什么程度呢？至少对党在农村的政策要融会贯通，会根据党的政策、方针处理具体问题；对群众的思想情况大体要做到：当前群众思想上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他们有些什么要求，除了主要矛盾，还有哪些要求和呼声？这样编写的稿件，才能做到既体现了政策精神，又能把话说到群众心上。
2.把政策贯穿到具体事实中去宣传，也就是活人活事活道理。这就要我们善于从群众平凡、复杂的事物中，观察研究政策在群众中的作用，通过这些具体事例的报道来宣传政策精神。这是把政策和群众思想结合起来最有效的办法。这在报纸上是不胜枚举的，差不多所有报道群众活动的消息和通讯都是这样。比如采访一些老社中思想顾虑较多而已经转变的事例，解决一般群众入社的顾虑；报道坚持勤俭办社方针好的事例，宣传勤俭办社的道理等。
3.加强对先进思想和先进经验的宣传。前面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群众先进思想的集中表现，而党的政策再回到群众中去时，也是首先在先进人物身上贯彻下去。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先进人物的活动和他们的体会，带动一般和落后的赶上他们的水平。同时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新的东西总是在和旧的斗争的过程中生长起来的，只有充分反映这种新与旧即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教育作用和指导作用更大。
4.适当增加理论、政策的通俗地系统地讲解。前面说的几种办法，是我们解决政策与群众距离的最主要的办法。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够系统，对理论方面的原理原则不能很好阐述。这就要求我们增加一些通俗的理论政策讲座，使读者能系统地得到这方面的知识，以便从根本上提高读者的政策水平。像以前办过关于党的知识的讲话、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讲话和农业社讲话等，据读者反映，对他们获得这方面的系统知识都很有帮助，证明这种马列主义的通俗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群众情感
一、热乎乎和冷冰冰
群众情感，是通俗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们在通俗化工作中，有时碰到这样的情况，通讯员的稿件反映的是很生动的事件，到编辑手里，这些事件成了死板板的“稿子”，“我看你、改你是为了报纸上用你”。对稿件当事人喜怒哀乐的情感无动于衷。结果，编出来的稿子贫乏、枯燥、千篇一律、没有生气。在处理退稿退信时，有些关乎群众生死的重大问题，也成了例行公事，退出了事，很少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的后果着想。有这么一件事，1955年春民勤县一个农村妇女，给编辑部来了一封信，控告她的丈夫和嫂子姘居，对她百般虐待，编辑当时也还同情这个妇女的遭遇，但是并没采取负责到底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只是和一般来信一样转给了当地“有关方面”。信一转出，这件公案就算了结了，再也没有催办。
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况，当编辑费心费力地编好一篇稿子，满以为会受到群众的赞扬，但是下去一了解，反映却是冷冰冰的。问看了没？看了，有啥感想？说不出。像这样群众的爱憎引不起编辑的共鸣，编辑的热情得不到群众的赏识，是什么原因呢？一句话：思想情感有距离。所以一篇文章尽管内容是重要的，语言可能也是丰富的，形式也可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要是和群众的情感不一致，就不能算是完全的通俗化，只能算是半生不熟的通俗化。
二、症结在哪里
编辑情感和群众情感有距离，仅仅是个情感问题吗？决不是的，根本原因是立场、观点和态度问题。
我们应当站在什么立场，这在理性上大家是明确的：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即党的立场。可是在具体工作中，就不那么明确了。几年来，甘肃农民在生产和社会斗争中，表现了朴实、厚道、勤劳的优秀品质，他们爱憎分明，是非分明，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当社会主义的美好前途一经他们理解，坚持斗争，任劳任怨，许多贫苦的山区在他们自己的手中变样了，许多办不到的事办到了。这些，虽然在报纸上反映了一部分，但是很不够。表现在报面上的是平平淡淡，千篇一律，老气横秋。正像新华通讯社在批评他们某些农村稿件时说的：“听不见农村的鸡叫狗咬”，陕西农民报批评自己的报纸是“看不出八百里秦川”。而我们也是这样：看不出甘肃农民在建设家乡、建设祖国的斗争中的丰富的思想感情。比如在合作化高潮以前，有的同志下乡采访，看到农业社的某些缺点，就大喊大叫，认为困难重重；对农业社的干部也是过分挑剔，认为不够“标准”。而对于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迫切要求，关心不够，支持不力。这时候，我们的思想感情，可以说和农民离得很远。这难道光是情感问题吗？所以立场问题不解决，要表现农民的真实的情感，是办不到的。
随着立场，也产生了我们对待各种事物的具体观点和态度，也就是敌、友、我的问题。对敌人，我们是坚决打击。像土地改革中，我们写了“砸破地主阶级的造谣罐，土改不是割韭菜”的《大家谈》，对地主阶级的造谣破坏活动采取了坚决粉碎的态度，义正词严，充分体现了农民对敌人的真实情感。对朋友——也就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我们是既联合，又批评的态度。至于对人民群众，就是毛主席说的，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说的，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争取社会主义前途所表现的斗争性和高涨的劳动热情，是农民思想情感的本质所在，我们应该充分地表现他们。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农民长期处于个体经济下所养成的一些自私、保守、落后的思想感情，即使在生产关系改变的今天，也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就要我们以工人阶级的思想为指导原则，深入体会农民的思想感情，不光进步的，也包括落后的，在全面了解农民思想情感的基础上，对进步的更加发扬，落后的加以教育和改造。这就是我们对农民应有的态度。
三、怎样体现群众的真实情感
几年来，我们从整个报面和字里行间表现群众的情感，是有一定收获的。像1955年春季，我们收到临夏县农民马尕斯要求入社未被吸收的控告，原因是社干部嫌他穷。我们收到来信后立即发表，并向当地区、乡组织去信要他们处理，不见答复，最后给县委和地委去信，前后十次，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此外，像“懒文书”、“水地上山”、“老王是像坐月子的婆娘”等，在表现群众情感方面也都是比较好的。“老王是像坐月子的婆娘”是1954年春天发表的，到1956年榆中来紫堡的农民还在谈论着这件事。榆中高崖农业社的社员们看了“水地上山”的稿子说：人家把山地都变成了水地，我们还能让平川地老是旱地，结果全社没上一个月，打了四百多眼井，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出了水。国家建设和国内外时事，对农民也有着很大的鼓舞作用，当报上发表了苏联帮助我国建设一百四十一项企业的消息后，不少农民打问这一百四十一项有没有制造拖拉机的工厂。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思想水平，对充分表达群众情感方面下的工夫不够，在业务活动中也发生一些缺点。这里最突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倾向：编稿成了单纯的“文字匠”，平铺直叙，毫无波浪，为编稿而编稿；在采访中也是套框框，和农民谈话是为的挖材料，“来了就问，问了就记，记了就写，写了就走”，对于各阶层农民和不同身份的农民的思想和心理面貌，他们的疾苦和欢乐，则知道的很少，甚至不知道。这样一来，在报面上就出现一些人名、地名、时间不同而内容大致相同的稿件，男女老幼说着同一的话。也有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感代替农民情感的词句和文章。如351期表现合作化后生产高潮的一篇《人人生产忙》的通讯，就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听！什么东西叮当响？那是开夜荒人的铁锨碰着镐子了。看！谁们在深更半夜里，还打着火把在野地里乱跑？那是少年们在掏麻雀。”360期一篇挖渠的小稿子，一开头就是：“3月14日夜深人静的时节，只听得远山里传来‘嘿哟！嘿哟！’的声音，出来一看，远处的水泉山上，忽闪忽闪地发亮。这是什么呢？原来是……”这可以说都不是农民的真实情感的描绘。
由这，我们就可以看出，农民情感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生产的、生活的、社会的、家庭的等等。它的特点是爱憎分明，是非分明，斗争性强。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在具体稿件中表现农民这种鲜明的真挚的思想情感，使我们的一篇稿子、一句话都能说到农民的心上，使农民经常能在报纸上感觉到他们所熟悉的泥土味。另一方面要在编辑、采访和处理读者来信的工作中，对农民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须当作自己的事情对待，所谓“感同身受”，“设身处地”。这就是加里宁说的：“要使通讯感动人，首先要自己能感动，在你的作品中要有你的公民、共产党员的感觉、思想在跳动”。对于农民的要求、对坏人坏事的斗争以及个人生活、家庭、婚姻等方面的申诉和控告，都必须做到及时地负责处理。在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上，更需要在报面上公开地加以支持。这样，“同命运，共呼吸”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四、情感哪里来
认识了群众真实情感，我们怎样培养这种情感呢？
1.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政策。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党的政策是我们每个时期的行动方针。只有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政策知识愈丰富，才能敏锐地洞察一切社会现象，思想情感才能更加丰富起来。合作化高潮以前所发生的支持不力现象，根源还在于我们的理论和政策知识不足，所以，解决情感问题，首要办法还是学习。
2.在实际生活中观察、体验、锻炼。我们大多数是青年知识分子，以往对农民都是很不熟悉的，不仅不熟悉，甚至有的非常无知。
几年来许多同志下乡到实际生活中去体验、观察、锻炼，已经收到了很大效果，今后更要采用这种办法，让大家普遍有和实际接触的机会。以往我们提出的“要得到农民的知心话，先作农民的知心人”的口号，应作为我们采访活动的指导原则，从各方面熟悉农民，了解农民，并尽自己的力量在实际工作中对农民和农村工作有所帮助。
3.加强日常的思想改造。上面说的学习理论政策和到生活中体验，都是属于思想改造范畴的问题，这里还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必须严格划清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克服个人主义和自满情绪，防止小资产阶级的扭捏作态来代替真实的群众情感，热爱群众，关心群众，和群众时时在一起，这才能保证我们思想情感的健康。
语言
一、对语言的基本认识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最重要的工具，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用着它，用它来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就是哑巴，也是用手势语言来代替有声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对我们新闻工作者来说，就是用一种特殊的书面语言作为教育人民指导工作的工具。没有这个工具，所谓通俗化也就无从谈起。
毛主席向来就很重视语言这个问题，他在反对党八股的讲话中，举出党八股罪状之一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他说：“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么？”
还说：“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语言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喜欢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毛主席指出学习语言的重要性：“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力气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怎样学习并运用语言呢？这里，就我们农民报几年来的认识和体验提出些意见。首先必须搞清这两个问题：头一个，语言是怎么来的？语言是人类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在远古的时候，人类为了寻找食物，抵抗猛兽，大家一起劳动，为了配合得上，就要互相招呼，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打夯的声音那样，最初不过是简单的音，后来由于劳动生活一天天复杂起来，就产生了许多比较复杂的音，一定的声音表示一定的意思，用惯以后，你说我懂，我说你懂，大家都听得懂，这就形成了语言。由于人类生活的不断改变，词量也就逐渐丰富起来。像我们现在常说的一些词汇：“党”、“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斗争”、“批评”、“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很多人在以前都是未曾听过的，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这些新的词汇进入了我们的语言领域。所以，语言是人民创造的，语言的历史是和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紧紧联系着的。
其次，语言是没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中，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都是带有阶级的性质，表现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当基础——即经济制度改变，旧的上层建筑亦将随之改变或消灭，而语言却继续存在下来。它只是被掌握在一定阶级的手里，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它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像两千五百年以前的孔子所用的许多词汇，如父母、朋友、太阳、土地、百姓等，很多我们现在还使用。只是由于社会制度的改变，有些词的含义改变了。如劳动这个词，在封建社会里剥削阶级把劳动说成是下等的可耻的事情；在我们新社会，已经丧失了从前的含义，成了光荣的、豪迈的、英勇的事情。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语言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创造的，是一天一天地在发展着的。语言跟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但因词汇的增加而丰富起来，还因词汇本身含义的变化而丰富起来，而有的词汇逐渐消灭。
二、通俗化报纸要什么语言
我们通俗化报纸要什么语言呢？一句话，要群众语言。为什么要群众语言，最根本的原因是：如前面所说的，我们的语言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创造的，我们的报纸就在于反映和指导劳动人民的这种实际斗争，离开了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语言，报纸就没法表现这种实际斗争。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同时，从群众语言来看，它有许多特点和优点，就我们的体会，大致是这几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