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群众语言是反映群众实际生活的，是具体的。群众比事说理，都给人一种具体真实的感觉。如农民形容山很陡是“上山碰鼻子，下山擦尻子”；形容山地陡是“挂不住佛爷放不住饭”；说有些人故意装穷是“房檐下的鹁鸽，有病也哼哼没病也哼哼”。我们平常说的“加紧干活，不要消停”，在农民来说就是“站一站，二里半”，在农村妇女说就是“抬头误三针”。就在叙事时，并没因句子多而减少给人的实感。像农民报373期有篇《李毛娃跑驴》，是农民李作枢写的，他形容一个社员驮粪时糟蹋牲口是“你看他，为了多挣工分，打得牲口撑开四蹄飞跑……来回都是‘满载’，去时驮的粪，来时骑的人。”
短短几句话，活生生地写出了当时的情景。
2.群众语言是简练的，有力的。像文艺战士崔八娃在他的“狗又咬起来了”里面，说他听不得狗叫，狗一咬，常是国民党保丁在村里来逼粮要款、抓人打人来了。他爹就是被打得晕死过去，以后由邻居他们抬了回来的。故事末尾说：“这一夜，我不知怎么睡着了。突然，妈妈爬起身，紧紧抓住我说：东娃子，你听，房檐外，天蒙蒙亮，村边的狗又咬起来了。”
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听的人好像亲耳听到了可怕的狗叫。国民党保丁将要来干什么杀人放火的勾当，作者并不说下来，可比说出来更有力量。
3.群众语言是形象的，富于情趣的。有位农民说一对夫妻不和睦的情景是：“一个锅上摔、案上拌，一个东邻躲、西舍串。白天是猫狗夫妻，动不动吵嘴打捶，晚上是冤家对头，睡在一搭背对背。”这和我们写的“由于经常吵嘴打架，于是，感情非常恶劣……”要生动得多，具体得多，形象得多。简直活画出了当时说话人的声色。有篇“民族团结的故事”，写一个回民老大爷，冬天的夜里赶驴回家，把驴上驮的粮食掉在河里，经一个汉民老乡帮他抬出来，送他回家。老大爷的老伴儿赶忙做了鸡蛋要请这个老乡吃，不想这个人立即走了，老阿婆埋怨男人说：“呼达！你这人真是，就这么打发走了？”只一句话，就写出了当时老阿婆对这个人的感激心情。真是听其话，如见其人。
4.群众的语言短促、响亮、干脆，很少转折词，但非常自然。华山同志在关于通讯写作的一篇文章中举的一个例子，很可以说明这个特点。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游击区老太婆叙述进军的片断：正睡不着，村外“啪”的一枪——我拉拉老伴：“国民党来啦？”“别嘈嘈。”他披上棉袄出去，又悄悄跑回来。“快烧开水，解放军到了。”
我点上灯，街门雪地呼喇喇的，当院顿时站满了人，可不进屋暖暖。
我给把火，烧开一锅水，老伴提着空桶直跺脚：“看你，都走啦。”
“快挑上一担，能追上啊。”我送走老伴回来，院里满满的又来了一伙。我拉响风匣，又走空了……院里一宿没断过队伍，水没喝口就往南开，够国民党受的。这样朴实的表现手法，把大军源源过境的气势和热爱自己军队的心情表现得多么亲切动人，流露出来的阶级感情又是多么强烈而又含蓄。要是用欧化语法串联起来，不但引文冗长，这样短促、干脆、响亮的语言特点是根本无法表现出来的。
根据上面说的特点，我们通俗化报纸的语言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初步的讨论就是：明确、生动、朴实、简练、口语化，念得上口，听得顺耳。
三、报纸语言中的问题
我们的要求是这样，我们农民报实际运用的情况怎么样呢？显然，达到这个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农民报从创刊到现在，关于语言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反霸土改时期。这时候我们开始搞通俗化，大家在这方面的努力较大，学习群众语言的风气很盛，因此，表现在报面上的语言是比较生动、明确、有力的。像说站稳立场是：“真金子不怕火炼，贼地主枉费心肝。”形容农民自己的团结是：“麻子玉米一锅炒熟的，不记往事，为的是人和气顺。”这些语言都是很好的。但同时，也有滥用方言土语歇后语的偏向，如“瞎腺”、“驴日的”这些落后的低级的东西。
第二阶段是从搞互助合作到总路线宣传前后。这一时期，我们报纸的语言基本上停留在平稳状态，朴实、简练的语言是主流，但搜集和运用群众好的语言的风气低，因此，语言没有前一个时期生动。
第三个阶段是农业合作社高潮前后，报纸语言相反有退化现象。
表现在言论、通讯以及文娱材料中的是八股味和知识分子腔调很重。
像什么“开展水土保持为根治黄河而斗争”、“积极行动起来，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把力量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等。这些语言都是正确的，但都缺乏感染力。这样概念语言的增多，也带来了语言的公式化，在报纸上，语言环境不同，人物身份不同，而说的话一样的现象，也就多了。
报纸语言贫乏、空洞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觉得主要是随着农村社会主义事业的飞速发展，对群众思想感情的变化了解不深，语言变化掌握不够，这正是列宁说的：“思想的清楚永远是和语言的清楚有关系的，相反的，在语言上如果表现得不清楚，也就是证明了思想的不清楚。”（引自斯大林语言学著作中的哲学问题，三联版，二六五页）所以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们对现实生活和群众情感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群众语言的进一步学习。
四、哪里学习语言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曾向我们指出了三条道路，这就是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学习外国语言；学习古人的语言。这三方面应该怎样学，我们的体会是这样的：
1.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办法有两个，一个直接向群众学习，搜集群众语汇和他们说话的方法。“语汇越丰富，越纷繁，语言也就越丰富越发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马克思、列宁和我们当代许多作家，都很注意这一点。马克思的语汇像一个丰富的海港，列宁有两万个语汇，因此很会表现。
在和群众的日常接触中，我们就要随时注意搜集群众的语汇和他们的说话方法。另一个是，从民间故事、童话和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学习。高尔基在给初学写作的女诗人雅尔采娃的信里说：“钻到民间语言的幽美里去，钻到歌曲和童话故事的句子结构里去，你在这里可以看见惊人的丰富的形象，比拟的确切，有迷人力量的朴素和形容动人的美。”对于谚语、成语、歇后语也要注意学习。
谚语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总结。靠着口头流传下来的，如“深耕浅种苗儿旺”，“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反动统治时代人民批评那些统治者）。
成语是对于一件事情或一件东西的总结性的说明，如“起早摸黑”、“水涨船高”、“雪里送炭”、“铁树开花”、“风吹雨打”等。
还有些是从古代寓言里概括出来的，如“自相矛盾”、“缘木求鱼”、“愚公移山”、“画蛇添足”都包含着很深刻的道理。
歇后语是一种很巧妙的修辞方法，以比喻来说明事情。如“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等。前面说过，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在它构成句子来表现的时候，是反映着一定的立场。因此，谚语、成语、歇后语里面，有不少是落后的，庸俗的，低级的，甚至有侮辱劳动人民的，如“老汉叫门——没事”、“乡下佬吃挂面——头一遭”。这就要我们批判地学习，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
2.学习古人的语言。这并不是要我们复古，而是吸取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我们祖国语言是丰富的，不仅表现在我们的现代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在我们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如屈原、杜甫、李白、白居易的诗篇；《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小说。这些伟大的作品中，都有很多优美的有意义的词句。拿诗来说，如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齐欢颜”，形容当时诗人对人民疾苦的深刻同情和抱负；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形容人民的坚强不屈的斗争意志，以及不知名的诗人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种高度概括而又具体的对自然的歌颂，都是非常形象而有意义的。至于小说中许多优美的有意义的词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得更多。
3.学习外国语言。前面说过，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语言也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已经接受了许多外来的语言成为我们自己的语言，今后，随着我们和全世界人民交往的日益增多，和对于世界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等著作和优秀的外国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作品的大量翻译，我们的语言还会更加富于青春的朝气，更加丰富起来。当然，这里还要注意语法的区别，特别在通俗化文章中，避免受欧化字句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除过这三条以后，我们还得加紧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他的语言的大众风格。他经常用很多浅显的语言说明大道理，如在农业合作化问题这篇享有中外声誉的理论文章中，他以“小脚女人”形容那些对社会主义事业不积极的干部，就有高度的概括力和说服力，用字千锤百炼，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五、学习语言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在学习语言中，对于长句和短句、口头语言和新闻语言、新闻语言和文学语言等问题，我们的意见是：
1.长句和短句的问题。前面已经讲了句子短、虚字少、很少或者根本不用句与句之间的连接词，是我们祖国群众语言的一个很大特点，我们通俗化报纸一定要掌握运用这个特点。农民报在创刊时对语言所提出的“每句话一般不超过十个字”、“顺着来，不要倒装句和欧化句”的原则规定，应该坚持下去，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像这样的句子：“一日下午二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部把鹰厦铁路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多铺轨到离江西省鹰潭四百二十二公里的福建省永安县城，从永安城到达厦门只有二百一十二公里了”的长句子应该坚决避免。应当改成“从江西省鹰潭到福建省厦门的铁路，8月1日修到了福建永安县城，比原计划要提前一年多。永安县离江西省鹰潭四百二十二公里，到厦门只剩下二百二十多公里”。另外，语句中过多的连接词因为、所以、而且、但是……以及过多的副词、形容词，也要少用或不用，这就可以避免像上面说的许多句子联成长句的现象。还有像“进行”、“大力”、“加强”等概念的词，也尽量少用。
2.口头语言和新闻语言。学习群众的口头语言，即有声语言，是丰富我们报纸语言的主要方面。但是，口头语言和新闻语言（所有书面语言都是如此），任何时候都是有一定距离的，汉语如此，外国语言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缩短这个距离，但是不能完全天衣无缝地填平这个距离。这是因为新闻语言除要求具有群众语言那些特点，同时要合乎科学和语法，这在群众口语中就不能完全这样。我们在平常说话时，不仅发出声音，还用面部表情和手势作为加强语言作用的补助手段；同时语句结构可以随着语言环境而变动，用文字如实记下来就会不合语法，会看不懂。所以，我们学习群众口头语言，但决不能把口头语言原封不动的搬到报纸上来，一定要做一番精选和提炼的工作，使所有用文字记载下来的语言，都具有普遍性和科学性，既为广大群众普遍了解和承认，同时合乎语法结构。对于方言土语，也要以普通话的标准，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的文学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加以选择，除个别已经通用的，不合这个标准的坚决不用。周扬同志对赵树理的创作，说：“在他的作品中，几乎很少用方言、土语、歇后语这些，他决不为了夸耀自己语言的知识，为了装饰自己的作品来滥用他们，他尽量用普通的平常的话语，但求每句话都很合每个人物的特殊身份、状态和心理。”
这可以作为我们使用方言土语的一个很好的指南。
3.新闻语言和文学语言。这两者之间，有它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都是书面语言，也都是用群众语言来丰富自己，力求生动、形象、吸引人；不同的是前者的一字一句必须全部是真实的，不许夸大和渲染，文字必须力求简练；而后者是在读者中塑造典型人物的形象，可以创作。这就是说，在严格划清真实和创作的这个界限的前提下，新闻写作可以而且应该吸收文学语言中对自己有用的部分。新闻工作人员阅读文学名著，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应成为每个新闻工作人员的业务必修课程。
结构
结构曲折和严密，是使文章生动和简练的一个重要环节。
许多好的文章都是这样：有悬崖，有平川，有微波，有高潮，有争吵，有辩论，在段与段、句与句之间紧紧扣合，几乎找不出一句空话来。我们写通俗化的文章更应该这样。
在结构上，大致要经过这样几步：
一、整理材料
“材料”，就是我们从实际生活中发现或搜集到的问题和事件。要把这些东西整理成文章，必须加以剪裁取舍。
我们常遇到这种情况，到农村去采访，特别是刚下去，觉得一切都是新的，收集到很多故事和生动的事情，但无从着手写；有时写出来也内容芜杂，眉目不清，甚至自相矛盾。这都是由于没有加工整理的缘故。
整理材料，就是从生活现象中抽出最本质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作为稿件的内容。我们写稿的目的，不外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虽然每篇稿子不可能对问题都要分析和解决，但提出问题，却是任何稿子都少不了的。那么，提出哪个问题来写稿呢，这有没有个标准呢？在报纸来说，这个标准还是有的，这就是党的政策和最大多数人的最迫切的要求。
凡是合乎这个标准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写的事情，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
在材料基本选定之后，就要加以精选，该细的细，该略的略，剔除一些枝枝节节和冗繁不必要的过程。也就是把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留下来，无用的材料丢得光，使自己从材料堆里解脱出来。许多稿件所以内容芜杂，就是舍不得丢，这是应当记取的。
经过这样选择和剪裁，差不多腹稿就打成了，接着就要布局写。
二、布局
布局，也就是搭架子。把要写的内容大体分一下，看先写哪一部分，后写哪一部分，最后怎样结束。
几年来，在农民报常见的结构，一种是平铺直叙，就是按事物发展的顺序来写，大体上先交代事情的起因，然后经过，最后结果。这是用得最多的，像以下这些通讯都是这样开头：“武威县有个李智山，是孔孟道的坛主。他的儿子娶了个媳妇年轻、漂亮……”“提起张杰谋来，皋兰县庄子坪乡的人，没有不认识的。他是党支部书记，也是农业社社长，为这个社他不知费了多少劲。”
“中农李朝林，是永登保家湾农业社的一个老社员。一天吃罢饭，一个人蹲在廊檐台上想着社里最近扩社的事：这一晌，入社的人倒不少，可是多的是贫农，中农只有几户。社这么好，为啥中农偏不爱入？”
另一种是倒叙法，就是把最引人注意的写在最前面，然后交代经过和结果。像这几篇通讯：“今年春耕的时候，陇西县七一农业社的社员，提出要平地增加耕地。社长王俊英说：‘谁去平唐庭俊的地埂？’别人还没答话，唐庭俊把粪担一搁，说：你们都不要去，我去！”接着回头从过去讲起，唐庭俊为啥要自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