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战争，也是对诞生不到一年的新中国最严峻的一次考验。中国共产党高举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帜，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派出了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与朝鲜人民一道抗击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由16个国家军队参战的“联合国军”。在没有制空、制海权以及后方供应万分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争。在1951年第四次战役最危急的时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从前线回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汇报前方战况。他充满激情地说：“国内只知道取得三次战役胜利的一面，并不知道严重困难的一面。第一批入朝的9个军，经过3个多月的作战，已经伤亡45000多人。另外，生病、冻伤、冻死约4万人……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吃不到新鲜蔬菜，第一线部队只能靠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这些可爱的战士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轮番轰炸下，就趴在雪地里忍饥挨冻，其艰苦程度甚至超过红军时期。”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政务院号召全国人民“增产节约，捐款捐物，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方”。为此，中央军委作出了有利于改善前线条件的一系列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安排国内支前物资，派洪学智在东北负责统一组织运送过江到前线。据此，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军烈属的号召》。6月11日，宁夏省抗美援朝分会发出通知，要求宁夏各地区、各单位积极响应“六一号召”，各界上层人士首先捐款捐物。月日，政协宁夏省委员会发出通知，号召市、县、旗政协的委员大力宣传和贯彻总会的“六一号召”。从1951年下半开始，宁夏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到1952年底基本结束，全宁夏共捐人民币11亿元。在捐献中，人民群众积极报名捐款捐物，甚至连家中老底都捐出来了。中县人民仅仅用了40天时间就完成了16.5亿元的捐款任务，平均每人捐款2040元（旧币），是全宁夏省的第二名。按总会规定武器价格计算，捐款人民币（旧币15亿元作为捐献战斗机1架，50亿元作为捐献轰炸机1架，25亿元作为捐献克1辆，9亿元作为捐献大炮1门，8亿元作为捐献高射炮1门。宁夏省抗美援分会根据完成捐献任务的情况研究决定命名两架战斗机，其中，一架战斗机“中宁号”。中宁人民的爱国热情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宁县一个经历过捐献过程的女士后来回忆说：
那时，广播里每天都能听到关于抗美援朝的新闻和歌曲，我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带上了红领巾的。
一天，我们家来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身穿灰色中山装，手提公文包。奶奶是一个典型的旧式的非常有教养的中国妇女，当时是我们家的“当家的”。那几个干部和奶奶说了一阵话后离开了。不一会儿，奶奶从里屋出来，看上去像是刻意打扮了一番。她微笑着对我说：“萍萍，我们到政府开会去！”于是拉着我的手出了门。
到了会场，人很多，大多都是些穿戴很讲究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因为我还小，听不懂会议内容，只听到人们不停地鼓掌，掌声震耳欲聋。
我看着年近50岁的奶奶，觉得她今天格外的漂亮。此时的奶奶和大家一样，不停地笑，不停地鼓掌，但她始终不失风仪，坐姿端正，动作优雅。不由使我想起了爷爷。
其实我从来没见过爷爷，都是从奶奶的故事里知道的。爷爷早年在银川银行工作，后来被省主席吉鸿昌看中，便调到了他的身边，做了他的参谋。当年爷爷是个进步青年，他高大英俊，挺拔正直，一身戎装，威武神勇。他给我们留下了只有一张旧得发黄的黑白照片，他的样子我也只能从照片上一睹。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奶奶虽然和爷爷相处不长时日，但接收了不少的进步思想，她是他的第一个支持者。奶奶虽不是出身于豪门，但知书达理，知家爱国，开明豁达，精明能干。爷爷从军后，傅家就靠奶奶一个人打理，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奶奶32岁守寡，大儿子就是我父亲。这是一个很民主的家，但也是一个很有“规矩”的传统之家，就像一段历史一样，既渗透着新的概念，又习惯地走着前人的路。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阵口号声，打断了我的“走神”，人们站了起来，一直不停地鼓掌，会也就在这掌声中宣告结束。
下午，爸爸下班回来，向奶奶问了安。换好衣服后，奶奶把他叫到堂前，并差人也叫来了二叔。
“今天叫你们来，是有事要商量。”奶奶端坐在堂椅上，慢慢地端起茶碗，轻轻地抿了一口，又缓缓地放下。
“我今天去政府开会了，听政府的人说，现在朝鲜那边正在打仗，需要许多物资。我们中宁也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听政府的人说，许多孩子都离开了家乡，离开父母在那边流血牺牲，我心里真的很难过。如果你父亲在，或许也在指挥打仗，也在流血。所以我们不能落后，我觉得应该捐点财物，你们看怎么样！”爸爸当时是国家干部，只说了一句：“妈，您就拿主意吧！”二叔更是没话说，事情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政府来了几个人，奶奶拿出准备好的金条、银锭和一些现钞。当时由二叔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政府留了两张收据。这两张收据，后来跟随我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家里的钱物都被没收，唯有这两张收据，二叔保存了下来。这也是奶奶留给我们的唯一的遗物。一张收据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收到中宁一区一乡傅姚氏银首饰拾肆两伍钱，白银陆两陆钱，金子壹两玖钱。”另一张收据上写着“收到傅良玉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旧币制）”。傅良玉就是我的父亲。
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性运动中，中宁人民除了给志愿军捐献了一架“中宁号”战斗机外，还涌现了一位中国人民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74位抗美援朝烈士。
中国人民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李吉武是中宁县新堡镇盖湾村人，年生，贫农出身，于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翌年，当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并企图侵犯中国东北时，他自愿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光荣地担负起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任务。1951年4月，李吉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他一连负伤两次，但每次都争取早日归队作战。1952年5月28日，在保卫开城的战斗中，美帝国主义侵略军用两个连的兵力，在8架飞机5辆坦克的掩护下，向志愿军智陵洞阵地进攻。这个阵地是东西两个山头，敌人攻了东山又攻西山，但都没有成功，遂向两个山头的结合部偷袭，当时在结合部只有李吉武等5人组成的小炮组。英勇的李吉武偕同战友，用手榴弹把往山上爬的敌人打死和打退。最后阵地上只剩下李吉武一个人，但他机智勇敢，用手榴弹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最后敌人分三路攻上来，李吉武在打退了许多敌人后，拿着仅有的两颗手榴弹奔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在李吉武这种无比英勇的英雄气概面前，敌人吓得再也不敢向智陵洞阵地发动进攻，红旗一直在阵地上空骄傲地飘扬。李吉武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完成了人民交给他的光荣任务，获得了“二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他是一位模范共产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子弟，是中宁人民的骄傲，他的英雄事迹，在中宁人心中永垂不朽。
1953年10月1日，宁夏省各界人民在烈士的故乡中宁县为烈士立纪念碑一块和护碑亭一座。纪念碑和护碑亭初立于县城西街人民大会场，后因旧城改造，移立于解放桥南环路东头转盘中心。21世纪初，县城新建南河子公园，树木葱茏，风景优雅，纪念碑又被移到公园之中，供游人瞻仰凭吊。
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宁又出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就是流落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九兵团六十四军一九二师五七六团二营四连战士侯保连（原名侯保立）。
1933春，侯保连出生于中宁县关帝庙乡史家营子村一个农民家庭。1949年9月下旬参加解放军。1950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战火迅速延及中国东北边境，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参加了志愿军出国参战。1953年秋，一九二师政治部给中宁县政府寄来一份烈士证明书，证明侯保连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于是，县民政科会同烈士家属所在地的五区政府和该区六乡（关帝乡）政府，携带烈士家属牌匾、抚恤金和礼品，敲锣打鼓地把烈士证明书送到其家，并按规定给予烈属优待。
光阴荏苒，岁月蹉跎。1985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建三公司承建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些建筑工程，工程位于该国首都阿布扎比机场东约12公里的夏哈曼。一次，一位留着八字胡的彪形大汉，驾驶一辆大卡车来送料，收料员周万珍（中宁枣园人）欲找翻译时，大汉说他会讲中国话，不必去找了。这一幕使在场的宁夏区建三公司员工陆金荣甚觉奇怪，心想在这远隔万里的西亚小国，怎么会有人讲汉语呢？于是便与他交谈，说来说去才知道，原来大汉就是侯保连，并且和陆金荣是姨兄弟。陆金荣又惊又喜：“不是说你已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吗？原来还活着，今天又见了面，真是天大的奇事喜事。”二人情不自禁地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同时不免把一串串热泪洒在了对方的衣襟上。
原来自1951年入朝，侯保连参加了多次战斗，最后一次是1952年8月，战斗中他受伤被俘，战友们以为他牺牲了，部队政治部给地方政府发了烈士证明书。其实，被俘后美军把他押送到釜山战俘营，不久又转到了巨济岛战俘营，那里集中的中、朝战俘有好几万。中、朝战俘是分开的，战俘营周围铁丝网围着，美国、南朝鲜军人昼夜站岗监视，夜间探照灯光束来回扫描，戒备森严。因为是岛，四面环水，跑也跑不了。停战谈判交换俘虏时，中国战俘营里混进了许多伪装成战俘的国民党特务，他们用刺字、棒打、甚至割肉挖心等惨无人道的手段，迫使志愿军战俘去台湾。台湾地方小，那时也不富裕，容纳不了这么多战俘，于是蒋介石就从中挑选，身体不好的不要，年龄大的不要，没有文化的不要，还有所谓“不可靠”的不要。侯保连虽年龄小身体好，但不具备其他条件，也被挑了出来。剩下的几千人，他们用美国轮船载上，沿东南亚、印度洋和阿拉伯沿岸各港口驶去，到一处强行抛洒一批，直到抛洒完。下船时护照、物品、现金什么都不给，根本不管这些人的死活。和侯保连一起的百多号人，被丢抛在迪拜酋长国（那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未成立）的迪拜港。当时是1954年初，下船后虽说没有办理入境手续，但也没有人去过问。这些人各省的都有，互不认识，南腔北调，有的连话也听不懂。宁夏就侯保连一个人，这怎么是好？无奈，他上街溜达，但见楼房汽车也不多，甚至还有畜力代步呢。路上行人多为男人，他们脸色略黑，蓄山羊胡，戴特殊的清真帽，穿白色阿拉伯长袍，少数妇女着黑色长袍，盖头面纱把头发和脸遮得严严的，只留两只眼睛认路，当然也没有人去理他。他想：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才20出头的小伙子，不识字，没有技术不能干细活，可还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什么重活苦活都能干，何不干活挣钱去吃饭。在此想法支配下，他决定自食其力，想办法生存下去。过了几天，他便径自跑到海边打鱼小船那里去试试。到那后，他用手和表情与一个比他年纪大的人“谈”起来，表示自愿帮他打鱼，只管吃住就可以了。那人明白了他的意思，并欣然接收了他。尽管他一生没有打过鱼，但经过一段时间，也就全部掌握了。主人因得到他的帮助，渔船常常满载而归，收入相应增加，打心眼里高兴。同时又看他年轻力壮，干活踏实，没有坏毛病，且逐渐学会了阿拉伯语，过了几个月就开始给他发工资。两年多后，主人和同行看他是个能吃苦的老实人，人缘也好，就动员他信仰伊斯兰教，他愉快地接受了。经过严格的宗教仪式，他成了穆斯林，教长给他起了个宗教名字，叫沙其，户口自然也入上了。这打鱼生活整整干了7年。1960年，他已是28岁的人了，钱也攒得可以成家了，在主人和朋友的帮助下，1961年，他娶了个迪拜籍妻子。从此，他独立生活，不再去打鱼，而是学开车，购车跑运输，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婚后与妻子感情日笃，11年间生了3个女儿。1972年他又娶了一个老婆。次年，生了个男孩。1989年，三个女儿都已出嫁，儿子也已经上中学了。
异国遇乡亲，真是感慨万千。陆金荣回国时，侯保连让他给母亲带了礼物，并向他表达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无限眷念和诚挚问候。
抗美援朝使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对敌，留下许多传奇佳话，也塑造了很多英雄人物。但是在“增产节约，捐款捐物，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方”的运动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三反”运动中，又揭发出许多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相互勾结的情况。对此，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一场向违法资产阶级展开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也同时在全国展开。
中宁县根据宁夏省委的安排于1952年1月6日开始了“三反”运动。运动分两个阶段进行，1月6日至2月27日为第一阶段，主要学习文件，发动群众揭发问题。4月25日至5月20日又开展了第二阶段工作，主要是对贪污人员定案处理，落实退赔，进行总结。运动初期有些人存有糊涂观念，他们认为刚搞过镇反、土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贪污问题呢？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县委领导小组在组织群众揭发问题的基础上，选准了几个大的贪污案例，在宁安完小召开县级机关、工商界人士、学校师生大会，县委书记赵民先宣布逮捕了几个贪污受贿人员，问题暂没搞清的停职检查，会后有问题的人开始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这时“五反”运动也已开始，两个运动形成了内查外调、内外夹攻的局势，运动进入高潮阶段时，机关停止办公，工厂停止生产，商店关门，运动气氛相当紧张。就在运动进入高潮时，中央对天津的刘青山、张自善两个大贪污犯进行了处决，这就更加促进了运动的迅猛发展，当时人们这样说：“共产党就是大公无私，像这样的大干部都能处决。”这时，各个单位群众情绪更加高昂，有的单位加班加点地开会，有的单位专门设立了“老虎洞”（贪污人员检讨的地方）、“老虎台”（批斗贪污人员的地方）。这时贪污人员大都能主动坦白交代问题，个别思想顽固的也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在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错误。当时揭发出来的大案有：原水利局一个领导干部贪污1000多元（折新币，以下均同），原税务局的领导和一个业务干部被不法商人贿赂腐蚀后，把业务税章交给商人自己加盖，进行偷税漏税。这些人由于问题严重，都被逮捕法办。
经过一个多月的检举、揭发，全县在“三反”中共查出有贪污行为的288人，占县、区两级干部415人的69%，共贪污人民币26360元，每人平均91元。其中：千元以上者（即老虎）4人，贪污5001元，每人平均1250元；贪污百元以上者62人，贪污16816元，每人平均271元；贪污百元以下者222人，贪污4541元，每人平均20.40元。在第二阶段做了组织和刑事处理的共63人，占贪污人数的21.8%。其中判五年徒刑的1人、管制的2人、劳教的1人、开除公职的1人、撤职的14人、降职的3人、降级的2人、记过的23人、警告处分7人、免予处分8人，另1人自杀。从运动中查处的情况看，虽然在贪污金额上没有多少大案，有的人只贪污几元或几十元，但贪污面却占干部总数的69%，这是相当可怕的。要不是“三反”运动的及时开展，可能会有更多的干部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倒。
“三反”“五反”运动中也出现过斗争扩大化和逼、供、讯现象，使有问题的人感觉没有出路可走。但一经组织上发现，都得到了及时纠正，它的成果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干部队伍得到了纯洁，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家一心扑在工作上，就连星期日也很少回家，每个礼拜六各部门都要过政治生活，大家坐在一起互相检查一周来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并且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意见的同志真正做到“与人为善”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受帮助的同志也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干部之间亲密无间，互相没有怨言，是党政治生活上的黄金时期。“三反”“五反”运动在社会移风易俗方面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运动后，请客送礼的现象没有了，信神信鬼的迷信思想减少了，人与人的关系都集中在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这个方面来了，社会上一派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