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中共中宁县委、县人民政府遵照中共宁夏省委“在1951年冬至1952年春全省进行土改”的决定精神，于1951年初派县委组织部部长胡树津等人赴宁朔，杜琳等人赴盐池参加全省在两地举办的土改试点学习。7月，中宁举办全县土改训练班，分批培训县、区、乡干部和各级农会干部，系统学习党中央、政务院关于在全国进行土改的政策、决定以及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的指示、讲话，学习宁朔、盐池两地的经验和方法。至8月底连续举办两期，共培训干部500多人。8月20日，中宁县委在刘家洼路（一区二乡）开始土改试点。胡凤林担任土改工作组组长，杜琳担任副组长，各区区委书记和内定担任各区土改工作组组长的人员为工作组成员。全县主要干部力量云集刘家洼路，社会各界极为关注。试点乡土改历时110天，于12月10日结束。试点乡土改结束不久，各区区委书记、各区土改工作组组长奔赴各自的岗位，拉开了中宁县全面土改的序幕。为了加强领导，1951年10月1日，中宁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赵民先担任主任，县长李克忠等15名干部为委员的土改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宣传部部长武胜兼主任，负责处理具体日常事务。成立了由县长李克忠兼任院长的巡回法庭，负责积案、冤案的审理。10月1日，全县抽调脱产干部190人，农会积极分子21人，西北局和省委派来干部77人，组成6个土改工作队，统一于10月1日下乡进村，领导农民开展土改工作。
土改过程中，宁夏省土改委员会派第一巡视团团长葛士英率团于1951年11月初来本县，进行了为期10天的巡视，对中宁县土改工作第一阶段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给予了政策、理论、方法上的及时指导。当时各区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在干部作风方面有简单生硬、包办代替的情况，不善于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去领导、教育群众，不善于把群众普遍高涨的情绪组织起来深入下去。如登记经济状况时，有的乡不是让农会出面，而是工作组的几个干部主持群众大会，无论什么成分的人都毫不例外地被质问一次，使群众觉得土改不是自己的事。因为工作方法简单，群众反感，加之工作组给农会主任多分了果实，使农会主任在建政时落选了。第二，在执行政策方面有乱捕、乱斗情况。如六区二乡关押5个人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一区一乡把一个贩大烟的关押7天后才送人民法院。斗争会打人现象也较普遍。虽然事前都做了防止打人的准备，但由于没向群众讲清道理，加之有的干部存在“让群众打就打几下”的想法，往往使一场严肃的斗争会变成了乱喊、乱打一场了事的局面。甚至有个别乡斗了这个紧接着又要求斗那个，使打击面扩大。而且斗争焦点多集中在有恶迹的地主、保长身上，对没有直接苛榨群众、比较阴险、有一定政治势力的不法地主斗争不够。另外在第一阶段中还发生了三起地主自杀事件。葛士英团长一行深入全县各区乡实地走访调查，对各级干部、群众进行了循循善诱的帮助和教诲，并将存在的情况和问题加以政策理论分析，指出主客观原因，提出正确意见上报宁夏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省土改委员会于1951年11月11日向全省通报了报告全文。关于工作方法问题，通报中指出：“各种不同的包办代替从现象上看是完成了工作任务，干部也辛辛苦苦，但结果是脱离了群众，任务完成得不彻底，成绩也不巩固。这一倾向是目前深入发动群众的主要障碍，应引起各级领导及工作人员的注意并立即纠正。”关于斗争策略问题，通报中指出：“乱捕、乱押、乱打人及地主自杀问题必须严格注意，否则将会招致混乱。必须把以不打为有利的道理向群众具体说明，引导运动纳入正轨。充分运用人民法庭这一有力武器，以便更狠地打击地主。”关于地主自杀问题，通报中指出：“除应揭露地主的破坏行为外，还必须检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为了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准确地打击和孤立地主阶级，土改自始至终既防“左”又防“右”。实践证明，防“左”比防“右”要困难得多。如在审定阶级成分时，部分干部迎合农民多定地主多分果实的思想，把一部分富农甚至中农也划定为地主。对此县土改委员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审批标准，不够地主条件的坚决不划，事实模糊的必须搞清。全县各区乡共上报地主760多户，审查掉不符合条件的约200户，占待批数的26%。最后全县19839户中，划定地主560户，占2.92%；富农295户，占1.6%；小土地经营、出租607户，占3.15%；中农6013户，占30.75%；贫农7728户，占40%；雇农2386户，占12%；工商业者235户、畜牧业者3户，其他1562户，占9%。有10357户农民分得了果实。计有土地56036.7亩、房屋6917间、耕畜2371头、农具23141件、粮食16729石。同时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选举产生了乡人民政府负责人。土改运动使农民真正感到了自己是土地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到处欢歌笑语，农民发自内心地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决心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翻开了中宁历史新的一页。
土改过程中，一区五乡在1951年5月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赵顺的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县、区、乡领导，农会代表及群众约2100人，大会由乡长朱元德主持。会场旁设有受害致死者的灵堂，其家属披麻戴孝、焚香化表、哭诉沉冤。场内外有30余名民兵担任警戒，维持秩序。从上午9时开始，要求发言的群众一个接着一个。当张永祥身披孝服，上台控诉父亲被赵顺毒打致死失声痛哭时，台下群情激愤，无不流泪。在“共产党万岁！打倒恶霸赵顺，叫赵驴偿命”的阵阵口号声中，群众数次拥向赵顺，经民兵再三劝阻，才使赵顺免受重打。沉痛、愤怒的控诉，使昔日横行霸道、耀武扬威的恶霸赵顺面色灰白、低头颤抖，过去受迫害的群众扬眉吐气。大会到下午3时结束时，控诉群众达50余人次。
赵顺，中宁一区五乡宋营村人。21岁当保长进入旧社会黑暗统治体系，历任监兵员、渠道委管、国民兵分队长、乡长等职达17年之久。他虽目不识丁，但心狠手辣，是新堡一带有名的恶霸。根据群众检举揭发与斗争会上的控诉发言，其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在他横行霸道的17年中，仅一区二乡就有4名妇女被他奸污。新中国成立后，赵顺不思悔改，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秋，借征粮之机，暗示其混入征粮组织的帮凶，将自己应承担的24石征粮任务分摊给全乡各户，破坏征粮工作。1950年5月间，唆使其爪牙11人，借故捆绑农会主任张存善，并煽动群众诬告乡长朱元德及治安主任白凤义，妄图夺权。
根据赵顺的罪恶事实和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斗争大会结束时，县公安局当场将其逮捕，送交法庭审判。1951年6月17日，赵顺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经过土改，广大无地少地的贫雇农分得了土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1952年春，在土改中翻身的农民戴鸿儒根据农民历史上就有亲友互助、邻里变工的传统，在耕畜农具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凭着自己的一手好农活，同乡邻变工，用劳力换取耕畜农具。这种邻里亲戚之间互帮互助的风气，很快在仁和滩形成了。农忙季节，有劳力的出劳力，有耕畜的出耕畜，有农具的出农具，这种变工互助形式，在当年生产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53年，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戴鸿儒又联合本村8户农民，组织成立了全县第一个长年互助组，戴鸿儒本人担任组长。长年互助组坚持评分记工，生产劲头足，克服了许多一家一户不能克服的困难，保证了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同年，又有户农民要求加入，使互助组发展到了户。
戴鸿儒互助合作的示范作用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县委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于1953年6月，在一区二乡仁和滩成立“戴鸿儒长年性互助组”的基础上，进行了建社试点工作，成立了“仁和滩戴鸿儒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又称“五一社”。该社共有21户，114人，入社土地239.76亩，骡、马各3匹，驴16头，牛4头，木车2辆，步犁15张，木耧2台，耙、耱各4张，磙子4个，锄10张，铡刀1副，镢头2把。在分配制度上，合作社社员民主讨论，确定采取自报公议、交易员评议的办法。具体操作中，土地除留少部分给个人种菜外，其余土地、牲畜、主要农具全部入社。土地按质量、远近评出140股，每股评定3石粮食。牲畜、大件农具折价归社，统一管理使用。当时共评价1230元，决定3年还清，没有利息，小农具自带。劳动日标准工分一天10分，采取死分活评、小包工两种方法。按劳动技术、实际效率，男女同工同酬。粮食分配除留足籽种、牲畜饲料、公积金外，下余总数按土地占35%、劳力占65%的原则进行分配。建社后，社员民主选举戴鸿儒为社主任，孙占江为副主任，雍鸭兄为妇女主任，李治业为农业会计，黄保明为副业会计。合作社下设3个生产组，一组组长王兆岐，二组组长龚学义，三组组长郭凤军。在建社初中期一区派干部朱如恒，县农业科派干部雍炳南、朱建华、张朝栋住该社，帮助工作。
这年3月，戴鸿儒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他作为农业战线的模范，被一致推举为赴朝慰问团团员，代表中宁人民赴朝看望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归来，他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人们高高抬起他、拥抱他，听他演讲。随后，他又被推选为县委委员，参加了当年召开的“宁夏省劳动模范暨模范工作者代表会议”。年戴鸿儒又参加了“甘肃省农业生产者代表会”。
1954年初级社进一步扩大。由于组织合作社改善了生产条件，改进了生产技术，因而他大胆引进了小麦新品种，改撒播为条播，当年一举成功，全社粮食产量达到3165812斤，平均亩产达到660斤，比其他社、组增产37%。秋收后，按原则有组织地进行了分配，增加了社员收入，教育了社外群众，因此到秋收后要求入社的人越来越多。1955年11月，“五一社”和“三五社”合并为黄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戴鸿儒，副社长任发枝、王育才，妇女社长李顺义。王育才分管畜牧业生产，各生产队又设生产组2~3个。在分配制度上，生产队、组只管理生产，由高级社按章统一进行分配。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戴鸿儒先后在仁和大队、殷庄大队、康滩大队、莫咀猪厂、郭庄大队、城关公社林场等处担任过党支部书记职务。
1950-1958年，土地改革时期，为了捍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建政、土改、剿匪、抗美援朝的同时，中宁县公安部门还先后依法取缔了反动会道门9家，有一贯道、哥老会、青帮、三保会、万慈会、瑶池道、同善社、三禁戒、理门公所。
1942年，一贯道银川坛点传师刘振东来中宁设坛收徒，一贯道从此在中宁迅速发展。1947年，中宁的一贯道分为三派，即刘振东派、周彩轩派、郝志威派。到1950年，全县有点传师17名，坛主27名，道徒7296名，设公共佛堂1处，分佛堂7处，家庭佛堂19处。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周二派在道徒中进行反革命宣传，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要打起来了，不怕口上口（指日本），只怕天上天（指美国），只要美国一来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完了，一贯道坐天下”。以韩耀庭为首的郝派在国民党特务操纵下策划反革命叛乱，幻想瓦解人民武装，于1950年5月被公安机关破获。1951年春，县人民政府利用会议、黑板报、漫画等多种形式，揭露一贯道的反革命面目，处决了首犯韩耀庭。7月，350名道徒和49名坛主以上的道首登记退道。1955年6月，一贯道被依法取缔。
清同治八年（1869年），汉中人李安泰来宁安堡始办哥老会。民国年间，中宁的哥老会渐以“红帮”相称，参加“红帮”的多系国民党军政人员、土匪、流氓、地痞、赌徒、烟鬼（吸食鸦片烟者）等，成为中宁地区土匪组织的大本营。1934年，“红帮”帮首毕前修和帮头杨洪春自任山主，插旗招兵，道徒发展到736人。1951年，毕前修在渠口沙梁一带招集100余名帮徒预谋暴动，妄图袭击人民解放军驻枣园某部，枪杀村干部，抢夺广武粮仓，暴动之前即被公安机关破获。是年8月依法处决了匪首毕前修和王自立，打击了骨干分子、教育了受蒙蔽者，摧毁了红帮组织，363名帮徒自动登记退帮。1958年底又对红帮进行了一次清查，红帮自此绝迹。
青帮于1941年传入中宁，以“敬神”、设“香堂”等形式愚弄群众诈骗钱财。1945年青帮组织逐步涣散。新中国成立初期，县人民政府对青帮人员进行教育，劝其登记退道。1959年初明令取缔青帮组织。
三保会于清乾嘉年间传入中宁，民国年间大力发展。该会主要以诵念佛教经文为活动形式，用迷信方法骗取民财。新中国成立初期，县人民政府限制了三保会的活动。1958年明令取缔，没收了经书、道具，警告了骨干分子，有8名道首和138名道徒登记退道。1980年后，三保会的活动又有所抬头。1985年2月，县委统战部协同县公安局再次宣布取缔三保会。
万慈会于1942年传入中宁，1946年在县城建寺院，办起万慈小学，吸收会员90余人，多系商界人士。该会以兴办慈善事业为名向社会各界索捐。1951年，县人民政府对其活动加以限制，万慈小学由女子完小接收。1958年12月，明令取缔万慈会，登记退会人员34人。
瑶池道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传入中宁。因该道有默念经文和行动诡秘的特点，又称“悄悄会”。瑶池道以吃素放生、化布施等方式索取钱财，大肆宣扬“三从四德”，限制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和婚姻自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瑶池道披上佛教的外衣，竭力散布反动言论，破坏《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1956年，县人民政府打击了瑶池道中的犯罪分子，解放了道民，教育了群众。1958年宣布取缔瑶池道。
同善社于1946年传入中宁，入社者多为乡绅土豪、军政警特，为国民党警特所控制，成为反共反人民的帮凶。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同善社也迅速瓦解。1958年明令取缔同善社时，全县只有一般道徒6名。
三禁戒于1948年传入中宁，发展道徒50名，多为农村富户。“三禁”即“耳听的不吃，眼见的不吃，自杀的不吃”。他们通过讲经说法传播迷信观念。土改时三禁戒组织瘫痪，1958年被明令取缔。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天津商人杨金华来宁安堡开设任记洋行，吸收在宁的外省籍人员为道徒，开办理门公所。民国年间，地方军政官员、乡保甲长、农村土豪、一贯道徒和青帮分子亦加入理门公所，以敬仰观音菩萨为宗旨，在政界操纵下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1948年道徒发展到221人。新中国初期县人民政府限制了理门公所的活动。1958年明令取缔，98名道徒主动登记退道。
在取缔上述9家反动会道门时，县人民政府采取宽大处理的态度，只对罪大恶极、策划叛乱的韩耀庭等处以极刑。
韩耀庭又名韩德伟，山西省繁峙县人。1947年到西安做工经商。不久在广济街11号认识了一贯道前人成林，“渡”韩为一贯道道徒。以后，又经成林引进，参拜了老前人杨光荣、巩武成和前人郝志威（中统特务），受到各前人的赏识，擢升为点传师。1948年，杨、巩面授机宜，派郝、韩来宁夏发展一贯道，指任郝为总负责人，韩为副手。来宁后，郝、韩在银川以经商为名，住在进德街董德甫家，设立佛堂，发展组织。至1949年2月，郝去西安向前人杨光荣报告情况后，又带白璞瑁来宁活动。此后，郝、韩即加紧扩张组织，在宁夏各地建立总号、分号、分柜。郝任总经理，韩为中宁分号经理，兼管中卫、吴忠分号、分柜。
韩耀庭来到中宁，住在县城西关赵成基院内，后迁入大兴隆药店后院，以摆烟摊为名，进行反革命活动，先后在中宁、中卫、吴忠建立佛堂（即坛堂）6处，其中，中宁3处。大兴隆药店1处，名曰广仁善坛，由韩亲自主持；电信局会计王秉贤家1处，由王秉贤主持；余丁渠董建业家1处，由坛主董建业主持。3处共发展道徒300余名（包括儿童），其中韩1人就点渡了90多人。道徒中有商人、职工、军官及农村群众。令人震惊的是中宁电信局，全局20多名职工就有17人入道。局长刘三锡带头参加，与王秉贤协力发展道徒，并在局内设立仙佛班，由郝、韩多次亲临“布道”。1950年，驻中宁的解放军骑六师十七团卫生队队长路云章、参谋杨继绍相继被韩点渡入道，然后由他们在部队发展道徒。他们先后在十六、十七、十八团发展人（主要是参谋、医生、管理人员），甚至还阴谋争取师、团领导入道，气焰十分嚣张。
韩耀庭及其同伙为了达到反革命复辟的目的，在发展道徒，扩大组织的过程中，还大肆制造谣言，煽动群众，到处宣扬说：“前有大江后有山，高山背后有平川，红旗插在高山上，蓝旗降落大江边，黄旗背后隐隐现。”寓意是：红旗代表共产党现在胜利，蓝旗代表国民党已经垮台，黄旗是代表一贯道将来统治天下。污蔑解放军八一帽徽为九九八十一难，第一劫青阳劫即三三劫，遭遇洪水横流时代；第二劫红阳劫即六六劫，遭遇武王伐纣时代；第三劫白阳劫即九九劫，即系以后转变，将来佛祖下山，以道治世。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爆发，美国像睡狮一样，中国的解放惊醒了她，她要用原子弹毁灭世界，人死大半，神哭鬼嚎，入道者可以免灾躲难。他们还改编《东方红》的歌词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共产党不能成功等。
韩与路云章共同规定，赵德正负责参谋处，路云章负责卫生队，袁宏仁负责管理处，刘凤歧负责医务处。叛乱时以赵德正骑马到各连看马为暗号，同时行动以控制全师。韩、路又计划到后套（现内蒙古五原、临河一带）去活动，再向独二军渗入，扩大力量，并选定新发展的一贯道人员。这些策反阴谋由于骑六师保卫部及县公安机关的及时侦破和防范而未得逞。1950年5月10日，韩被中宁县公安局逮捕。宁夏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精神，判处韩耀庭死刑，同案犯郝志威、路云章也被判处死刑，刘三锡等6人分别被判处12耀13年的徒刑，3名死刑犯分别在银川、中宁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