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在全国开展大炼钢铁运动，中共中宁县委在召开的畜牧工作会议上，要求全县羊把式“找矿、报矿”。后经过勘察寻找，在黄河北岸的棺材山、铜铁山、野猫山、双龙山、老牛湾山、苦水沟、狐子疙瘩、岔梁子山、刀石泉下井、石门洞、驴尾巴湾山、大石头井、南梁、星铁山等处发现了品位在40%~60%的铁矿石，县委决定由石空炼铁厂进行试炼。他们在附近农业社借了3间旧房，30口铁锅，于5月底开始冶炼。到7月底，仅炼出生铁1吨多，远远赶不上形势需要。县委在7月份召开了全县各乡党委书记和农业社党支书会议，明确提出“钢铁元帅要击鼓升帐，钢铁生产要一马当先”。号召各级党委立刻从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彻底转变观念，充分发动群众，大抓钢铁，并以钢铁生产为“纲”，带动其他工作。
全县19个乡（镇）和县级机关被划分为20个厂区，各厂区设炼铁、炼钢厂各一个。这一时期土高炉和炼钢炉（汽油桶做的）开始大量建造。县委原计划8月份要建土高炉500座，实际只完成300座。于是县委决定增加对钢铁生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到9月份，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无偿抽调社队男女劳力3000余人，随后迅速增加到9500余人，统以部队建制，编成营、连、排、班，集中在倪丁村大炼钢铁。后来全县抽调的劳动力达到1.63万人，大胶车达到1062辆。10月初，中共宁夏工委召开电话会议，提出大搞“小、土、群”。在发动群众的讨论中，东风（宁安）人民公社的社员提出了建造大地炉的建议，得到了县委的支持。这种大地炉是在地上挖一圆形大坑，用土坯砌好炉壁，炉壁上抹3厘米厚的红胶泥，炉底铺一层砂石，炉腰安设几个进风口即成，造价约30元。冶炼钢时，将矿石和无烟煤按2颐1的比例从炉底依次分层装到炉口为止。点炉后吹风3个多小时，再焖火30多个小时，然后再吹风几个小时后用水浇灭，便炼出所谓的“低碳钢”。这种钢由于矿石在炉内熔化不均，实为煤渣和矿石熔化或半熔化的结合体，大部分无法使用。但是，在那个敢想、敢说、敢干的年代，却被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并在全区推广。
到10月16日，全县已建成大地炉512个，有150个投入了生产。而且每天还以日成五六十座的建炉速度推进。当时的康滩学区30多名师生一天一夜便建起大地炉3座。由于大地炉的增加，中宁县钢铁产量由8月底以前的2000余公斤，增加到9000多公斤。
中宁大地炉的建成，引来了不少取经找宝者。到10月14日，已有中卫、惠农、贺兰、永宁、宁朔、陶乐、灵武及大武口钢铁指挥部的50余人到中宁参观学习。中共宁夏工委还从中宁抽调名建炉技术较好的社员到大武口炼铁工地传授技术。一时间中宁的大地炉冶炼技术传遍宁夏，中宁也计划全县建大地炉1000座，向自治区成立庆典献礼。为了给大地炉以充足的矿石原料，许多妇女都参加了砸矿石的劳动。早春（余丁）公社的钢铁团采矿营“黄继光”采矿突击队，创下了每人每天采矿石2.9吨的记录。为了和全民大炼钢铁形势相配合，当时县上还办了《中宁钢铁报》，以鼓舞士气。到年底，社队在大炼钢铁中的耗费无法计算，县上耗资有据可查为263.19万元，全县共炼出钢铁2047吨。其中，中宁铁厂小高炉炼出生铁吨，其余全为“低碳钢”，即劣质钢。
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酿成严重后果。年冬至年春，中宁县全县范围内发生因饥饿死亡、浮肿和外逃的惨痛事件，即“中宁事件”。据统计，在“中宁事件”中全县死亡1801人，其中，饿死的793人。浮肿2605人，外出逃荒8518人，分别占农业人口的1.5%、2.17%和7.2%。同一时期死亡和宰杀耕畜2761头，占总耕畜的12.8%。这一事件，极大地破坏了全县生产力的发展，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
1960年3月，自治区党委安排专门调查组，对中宁事件进行了认真调查。调查结果认为，事件是由于中共中宁县委“拒不执行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生产、粮食、统购统销、安排社员生活、整风整社等许多指示、决定，长期隐瞒真实情况，抗拒上级检查，以整风整社为名，打击党员、干部，压制和威逼社员群众”而造成的。认为“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县委领导班子被坏人把持，是坏人做坏事”。自治区党委就该事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向全国通报。在处理原县委错误的斗争中，县委领导班子解散，重新进行了组建。原县委第一书记齐丕文因同时犯有杀人罪被依法逮捕，判处死刑，其他班子成员中有两人处理时死去（均定为坏分子开除党籍），逮捕4人，受其他处分的有3人。该事件还处理科级干部20多人，其中逮捕5人；处理大队、生产队干部近百人。1962年和1978年，宁夏区党委又先后对事件进行过复查甄别，但由于“左”倾错误得不到纠正，深层次的问题不能触及，甄别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结束了“左”倾错误，“中宁事件”的真相清楚了，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也陆续恢复了名誉。
“中宁事件”只不过是“一朝分娩”，孕育过程却历经三年。
早在1957年初，甘肃省银川专署在下达全地区各县当年粮食计划指标时，中宁县的指标为1.2751亿斤，中宁县上报的计划指标是1.0227亿斤，不久银川专署在核定时又调为8553万斤。同年12月甘肃省召开党代会，当时参加大会的中共中宁县委书记齐丕文在会上说中宁县1957年粮食总产已达9000万斤，当时县长贺锦绣就提出异议，认为最多有7400万斤，大会期间，他便被列为“右倾”进行了批判。由于受“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影响，许多干部都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埋下了事件发生的祸根。实际上中宁县1957年粮食总产只有6948万斤，完成征购2144万斤，占实产的30.8%。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当年下达给中宁县的粮食计划指标是1.1亿斤。在6月召开的中宁县三届一次党代会上，县委第一书记何汀轩传达了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强调要抓好阶级斗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迅速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提出“努力跨‘黄河’、过‘长江’，争取今年进京”（“黄河”“长江”分别指粮食平均亩产达500斤、800斤），并提出粮食总产要达到1.6亿斤。大会又一次错误地批判了贺锦绣，不久贺被调离，齐丕文兼任县长。夏季以后，全国一些地方竞相大放小麦高产“卫星”，中央和地方报纸都作了报道。中宁县一位领导说：“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卫星’，这颗卫星在宁夏若压不倒外县，我就不放。”随后《宁夏日报》报道了“中宁全县小麦平均亩产达656斤，有5个乡、8个社平均亩产800斤以上”的爆炸性新闻。9月初，自治区党委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精神，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这次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9月12日，中宁县率先在全区实现人民公社化，19个乡镇的39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5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提出“要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各社队改变了按劳分配的评工记分办法，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同时还动员全县50%以上的劳动力参加大炼钢铁运动。秋收尚未结束，县上相关领导就确定粮食总产可达1.68亿斤、亩产达1003斤的上报数据。当年，中宁县被自治区提名为全国农业先进县，县委书记齐丕文进京参加了全国农业先进县代表大会。
1959年1月，召开中宁县三届二次党代会，会上何汀轩作了报告，报告中指出，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已达1.8亿斤，1959年要达到3.8亿斤到4亿斤。齐丕文传达了全国农业先进代表大会会议精神。3月，在自治区召开的农业工作会上，何汀轩代表中宁县与自治区签订农副产品收购合同，确定中宁县1959年粮食总产2.896亿斤，征购任务7130万斤。7月，自治区又将中宁县粮食总产下调为1.1526亿斤，征购任务下调为4300万斤。但不久根据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是：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思想错误继续延续。这年秋季粮食征购一开始，广大社员和基层干部就已经人心惶惶，许多社员到处捡菜叶、扫草籽、捋榆树叶，以备度荒。11月中旬，自治区召开全区六级干部会议，中宁县由齐丕文率队参加。会议期间，渠口公社渠口大队党总支书记汪金山等人反映中宁县粮食估产高，征购任务完不成，有的社员已经外出逃荒等情况。但是，他的反映不但没有引起自治区领导的重视，他本人还受到批判。不仅如此，会上又给中宁增加征购任务105万斤。11月29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在农村开展整社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整风整社要以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中心，着重解决三个‘万岁’（即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方面的问题”，“彻底驳倒对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统购、收购政策的攻击、污蔑和挑拨工农关系的反动言论，进一步划清在粮食问题上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提高爱国主义觉悟，巩固工农联盟”，这个指示进一步加剧了全区性的粮荒。12月3日~31日，以齐丕文为主要决策者的中宁县委召开中宁县五级干部会议，名为部署整风整社，实际上是用“追、逼、压、斗”等手段让参加会议的社队干部交代瞒产私分的问题，还提出了交代总指标是2550万斤！而当时就是掘地一丈也不可能再有一粒粮。因为人们为充饥已经把榆树皮都剥光了！
齐为了惩一儆百，首先向所谓以渠口公社社长（党委副书记）陈钰为首的“煽动粮荒”的“反党右倾集团”开刀。原因之一是渠口公社的村队干部因家中和公共食堂无粮，便用家中制作的代食品顶替五干会议规定的每人必交的定量口粮。原因之二是在交代“私分瞒产”时，陈钰不仅抵制而且如实反映了当时群众因饥饿外逃等严重问题。齐丕文认为，陈的发言和村队干部以代食品顶替会议定量口粮的行为是“故意煽动群众，制造粮荒”，是“向社会主义社会示威”。最后齐丕文指令以县委名义整理了陈钰的罪行材料，定为“反党右倾集团”头目交会议轮番批斗。陈受不了打击，于12月12日在县城附近一社员草棚里含愤自缢而死，时年仅34岁。在此期间，齐丕文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面制造自己要升迁的舆论，一面大放厥词，说什么阶级斗争尖锐激烈，要警惕阶级敌人行凶报复，加强对会议的保卫。公然在会上说：“籽种、口粮不考虑，先完成征购任务再说，将来没吃的最多发生两个问题：一是造反，二是逃荒。不要怕造反，我们有的是解放军。”他还威逼基层干部“谁完不成征购任务，是党员的先开除党籍再逮捕”。通过威逼搞出所谓瞒产私分粮1550万斤。
后来经自治区调查落实，中宁县1959年粮食实际总产只有6566万斤，占计划指标的56.34%；完成征购4973万斤，占实产的75.73%。截至1959年11月底，到1960年7月15日夏收的7个半月时间，农业人口每人平均只有口粮近60斤，渠口公社只有40斤。1960年1月，绝大部分社员已经断粮，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正当齐丕文逼迫社队干部交代瞒产私分粮食问题的时候，新堡公社肖闸大队农民肖汉兴却偷偷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上告齐丕文的信。
肖汉兴家在1951年土改时被划为富农成分，属于剥削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这样的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写这样的信，风险太大。儿子和儿媳发现了这件事，吓得没了魂，儿子不敢出面，儿媳出来劝阻。肖汉兴决心已定，默默不语，儿媳于是跪在地上，号啕痛哭：“挨饿是众人的事，鸭子过去鹅（我）过去，又不是咱们一家的事，你何必多管闲事，招惹是非？”肖汉兴脾气倔，一听儿媳说他多管闲事，惹是生非，火冒三丈：“告不好，杀我一个；告好了，就救了中宁县十几万人民的性命，怎么是管闲事，惹是非？”但他毕竟拗不过跪地不起的儿媳，只好当着她的面烧了起草方毕的信稿。
烧了信稿，并没有烧掉肖汉兴给毛主席写信的决心。不久，他搬到40公里外的白马公社新田五队二儿子家里，终于秘密地写成了这封信。信曰：
泽东主席勋鉴：
久歌义政，辄颂仁风，高才绣虎，厚德飞龙。荡荡兮长江东海，巍巍乎泰岳北辰。真六亿神州之明主，实三千佛界之救星也。恭呈者，查我宁夏回族自治区所属中宁县，有第一书记兼县长齐丕文者，夺权希宠，媚上邀功。只知利己，不顾害人。特吹高产，逼购公粮，乡村农库，洗扫一光。迄今三月，讹不供营（应）。蒙欺舞弊，饿杀黎民。饭糗茹草，嚼曲啖糠。探巢挖穴，遍地饥荒。凶殍盈野，惨殣满门，呼吁反坐，击目伤心。记者涕泣，总报以诗。仰祈电鉴，伏表天知。诗曰：九秋统购逼完成，农舍库房空有名。万户啼饥扫草籽，千村号馁掘菜根。饿殍遍野殊伤目，惨殣满庐太痛心。自古救灾苏涸辙，临济缓赈灭家门。专兹急切，直达圣聪。西江迅发，速动雷霆，恳救一方之赤子，求苏百姓之苍生。则恩共天长地久，而泽同水绿青山也。顺叩钧安，袛聆慈训。不宣。
中宁县张万兴
信写好后，他请本队保管员、北京移民王仲武给指点修改。王仲武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一是信末署名中宁县张万兴，这样不好，姓张的很多，万一中宁县真有个张万兴，岂不害了他，应改为中宁县全体农民；二是信封上写的“北京中南海毛主席亲启”也不妥，这样写过于明显，邮局检信人员一看就扣下了，应当在这上面再贴一层纸，写上别的地址和收信人，信才能寄出中宁。于是，肖汉兴在原信封上蒙了一层纸，上写“北京东四第一派出所收”，并在左上角用小字附言：“请你们费心转达毛主席，因我们无法给毛主席直接上达，遇有上呈之信，即为扣留，特此给你们去信，原因为此。”
那时，各级政府官员的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遇到这类触及“阴暗面”的信件，从坏处想得多，从好处想得少，所以肖汉兴的信虽然侥幸到了北京，但在信访部门就被定了“不满现实”的性质，根本没有送到毛主席的办公桌上，也就不可能产生肖汉兴预期的效果。信发后不久，就由北京转回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于是，从区上到县里开始追查写信人。
肖汉兴发信时，信的落款是“中宁县全体农民”，当时中宁县有11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哪里去找写信人？而且写信用的是白麻纸，毛笔正楷，繁体字，由右至左，竖行书写，标准的传统格式，再加上全信除抬头落款之外，全用骈体文，对仗工整，遣词古奥，非古文根底深厚的老手，绝难写出此信，于是追查人员把目光瞄到了全县少数几个有名的老秀才身上。
肖汉兴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幼读私塾，为人聪明，9岁就读完了四书，拜宋营老中医宋连元为师，学习岐黄之术。他认为学医既可混世，又可济人，因此学习十分勤奋，13岁就能为人诊脉出方，乡人称他为“小先生”。曾在吴佩孚和马鸿宾军队当过军医，不久退伍还乡，务农为业，同时行医。他为人治病常能破例处方，且药方剂量甚大，人称“肖半斤”。他为人高傲，又爱舞文弄墨，每年春节他家门上的春联，必定是当地群众传诵一时的新闻资料，就凭这点癖好，肖汉兴的大名就列在了追查人员的笔记本上。
肖汉兴在发信时，虽然是向好的方面努力，但也考虑到有可能会发生坏的结果，所以信发后，他就躲进了同心县罗山坡下偏僻山村的亲戚家里。1960年2月14日，肖汉兴被寻踪而至的公安人员用毛驴驮回中宁。此时，肖汉兴信中指控的主要对象、县委第一书记兼县长齐丕文因为枪杀其妻马登华，已经被公安部门关进监狱。齐丕文的倒台，使密封罐似的中宁县好像揭开了盖子，里面的真实问题从此曝光，肖汉兴也幸免了。1960年3月11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调组织部副部长韩效忠为中宁县委第一书记。同年3月15日，自治区党委又派工作组到中宁县查处人口成批外流及饿死、浮肿等问题，同日肖汉兴获释。从此，肖汉兴吃斋念佛，不问世事。1974年去世，享年80岁。
尽管肖汉兴的信没有告倒齐丕文，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齐丕文最终还是受到了党纪国法最严厉的制裁。事情的起因还得从那次五干会说起。原来，五干会期间，齐丕文高压手段逼得与会者人人自危，渠口公社副书记陈钰悬梁自尽后，齐丕文自己心理压力也非常大。为了摆脱巨大的精神压力，他想出了一个转移目标的办法，即自己动手制造一起案件，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使自己得到暂时的轻松。于是他决定动手枪杀自己青年时在陕北老家的结发妻子，因为她不同意和自己离婚，影响自己与新欢“小洋马”的结合。杀了她，既除掉了自己和“小洋马”结合的障碍，又可以嫁祸于人，说是阶级敌人进行破坏，可以一箭双雕。于是就发生了12月23日齐丕文枪杀其妻的惨案。不料这案子三天后即告破案，12月26日，齐丕文被武装押送自治区公安厅候审。
押齐丕文至银川是当日下午下班时间。公安厅代厅长陈静波把工作人员李全才和连杰叫来，让他们夜班看守。李是中宁人，认识齐，提出另换他人看守。陈说：“正因为你是中宁人，才选定你做齐的思想工作，促使他早点交代问题。”李只好遵命。
齐丕文被临时关押在公安厅一房间内。用过晚餐后，齐神态异常，坐卧不安，在室内踱来踱去，毫无睡意。约有一个小时后，他突然止步，对李说：“我想通了，马登华是我枪杀的。你告诉领导，别再费劲侦查了。”至天亮，李向厅领导报告了齐的交代，陈厅长立即会同有关领导审问。齐交代了枪杀妻子的全部经过，说只要留条活命，将来写一本自传体小说以教育后人。之后，齐在审讯记录上签了字。根据案情，宁夏高院依法判决：杀人犯齐丕文，现年33岁，陕西省吴旗县人，家庭成分贫农，本人出身学生，原任中共中宁县委书记。该犯因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生活腐化堕落，喜新厌旧，在与妻马登华离婚失败后，产生了杀妻恶念。1959年12月23日夜，该犯趁妻酣睡之机，用自带的加拿大式手枪朝其面部连击两枪，马当场死亡。该犯杀妻后，为逃脱罪责，破坏现场，谎称其妻为“反革命分子”所杀。现经审理查明其妻马登华系齐犯所杀，情节严重，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叛杀人犯齐丕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齐以量刑过重而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复审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60年7月23日，由自治区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汪洋带一排武警，用一辆卡车押送齐回中宁县执行死刑。当时，公路路况不佳，汽车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中宁。齐戴镣铐坐着，周围是持枪武警。到中宁县看守所后，交由县公安局一股股长周全发负责看管。当天，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韩幽桐院长为合议庭长的合议庭全体成员到达中宁。
当晚，齐向看管人员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说他半年没有吃肉了，请求给他碗肉吃；二是请求见他父亲和孩子们一面。周全发向主管政法的县委书记阎凤生汇报。阎虽是陕北人，但与齐不相识，才从宁夏军区调任。次日晨，阎和周去看守所，只见齐面壁而卧，经周介绍，他转脸向阎重述了两点要求。阎在返回县委的路上对周说：“齐要求见父亲和孩子的事不行，因为见面都哭哭啼啼的不好收场。至于吃肉，我看可以，因为咱们共产党也讲人道主义。不过，这还要请示一下高院和自治区党委工作组。”于是，阎在县常委会上说了齐的要求，但绝大多数人不发言表态，只有韩院长说“不行”。会后，阎对周说：“可以给肉吃，我做主。”周找到县招待所厨师马尚文，炒好一斤多羊肉片带到看守所，让齐狼吞虎咽地吃了个精光。但此事后来被自治区党委某负责同志得知后，阎受到严厉批评，并被勒令调回军区检查，还受到了党纪处分。
7月25日，宣判齐丕文，全县放假一天。这天清早，社员们在各生产队食堂吃过早饭后，带着干粮，络绎不绝地涌向县城的西操场，约有1万人，县城其他各街道也被挤得水泄不通。据估计，约有3万人参加了这次公判大会。西操场搭了个坐北向南的戏台，挂着“公判大会”的巨幅横额和两个大喇叭，操场周围也挂着12个大喇叭，岗哨林立，制高点上架着机枪。
上午10点，齐丕文被卡车拉到会场，身后插着“杀人犯齐丕文”的牌子，“齐”字上还点了个大红点子。他过街时，人们争相观望，有的还骂上几句，或向他吐痰。韩院长宣读了齐的死刑判决书后，会场的口号如雷贯耳，此起彼伏，大家一致拥护判决。
齐丕文身穿青色衣、黄布裤，光脚穿着布鞋，光头，面如土色。当干警把他从卡车上拖下来时，他已散了骨架，站立不起，只好由两名武警拖至刑场处决。此后，观看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拥挤得几乎要踩到尸体上。约一小时后，人群才逐渐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