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资中筠先生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给我的印象是她写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而这些想法又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时有真知灼见，没有空话套话。仿佛她在向你娓娓述说，不像通常的评论文章那样高谈阔论，莫测高深，但文章中的观点是社会上流行的还是作者独有的，读者难以弄清。而资先生文章的主语或主体永远是她自己，并且说得明明白白。这次集中在一起读，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朱正兄说读资先生的文章想起鲁迅，这是因为在某些问题上她和鲁迅的观点吻合。我觉得她的文风更像巴金。巴金老人提倡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资先生正是把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呈现在读者面前。也许她没把真话都说出来，但她说出来的都是真话。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她的看法，都不能不为她的真诚所感动。这就是她所说的“修辞立其诚”。资先生的文章有的写得汪洋恣肆，韩潮苏海，如《重建精神的家园》和《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有的又写得玲珑剔透，含蓄隽永，如《在胡志明家作客》和《特殊年代的童趣几则》。从她的文章中还能品味出一种浅淡的幽默。她在《但开风气不为师》中写李慎之先生：“他有教无类，对各种水平各种年龄的人，不管理解力如何，都同样开讲。这种即兴的高谈阔论对于他本人和听者都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我有幸聆听过李先生的“开讲”，而且不止一次。他确是不问周围的人能否听懂，只管侃侃而谈，“有教无类”。我看到这里会心一笑，这就是李慎之先生。
资先生常有生不逢时的感叹：既太晚，又太早。这种感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最能理解：已经没有前辈学者治学的环境，又不具备后来学者年龄上的优势，这已是无可挽回的事了；但仍赶上“有些不合时宜之论还有发表的空间”的时代，所以仍不得不勤快写作。这本二十六万字的随笔集大多是资先生这一两年写成的。她硕果累累，还有这种感叹，我辈就无地自容了。怎么办呢？我教资大姐一个办法，在心理上把自己的年龄减去三十岁，我们不就都成为四十多岁的年轻人了吗？
资先生谈的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像如何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之类的问题，意义十分重大，关系到民族的兴衰。资先生认为“还是得回过头来接着‘五四’的茬走下去”，即还得重新举起“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面旗帜。我也有同样的看法，但由于功力不逮，学养不足，不能像她分析的那样鞭辟入里，令人信服。在《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中，她把中国的“后发”分为四次，而四次都坐失良机。她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四小龙”“是在冷战的夹缝里充分利用了美国这个最大的市场，而且美国为了冷战的需要给它们很多优惠政策，同时那时美国的经济正处于绝对优势，可以用暂时的经济利益换取战略利益，非常慷慨地开放市场。日本是获利最多的。”中国却错过了这个“后发”时机。这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我觉得那时正是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错过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也就错过了利用美国市场的时机。这两篇重要文章一定会引起撰写书评者的注意，我才疏学浅，不多谈了，留待高人阐发吧。资先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我只能就自己较熟悉的问题谈一点体会。
《学术繁荣与翻译质量的悖论》和《忠实第一，力求神似》谈的都是翻译问题，对此我也有话要说。去年《文艺研究》编辑采访我，我对俄语翻译界的现状发表过不合时宜的意见。不少译者把翻译当成赚钱和晋级的手段，在此情势下，还谈何敬业精神？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批评《阿赫玛托娃札记》中译本的文章，指出标题就译错了。明明是作者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苏联著名女作家）写的记录阿赫玛托娃生活和创作的札记，怎么变成阿赫玛托娃本人的札记了？只要稍微认真一点，就不会犯这种错误。批评者接着指出：“如果说第一册错误俯拾即是，那么在第二册里错误已无须再拾。它们像扑面而来的狂风，像兜头砸来的冰雹，让人无法逃遁。”这本书是一位博士生导师带着几个研究生赶译出来的。这位博导二十年前是我的学生，我对他的俄语水平和治学态度有所了解。以他的水平而言，不至于犯这么多低级错误。但他自我感觉太好，信手译来，不把翻译当回事。遗憾的是像他这样的译者并非凤毛麟角。更可悲的是他们并不能从批评中汲取教训。这位博导看到批评文章后找我，对我表示心服口服（何必对我），可又对同班同学说，发誓十年不译书，并要把自己的四卷《俄汉详解大词典》送给他。这哪是认识错误的态度，分明是赌气。另外还可举一个例子。林源先生批评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骑兵军日记》。这是一本记录上世纪二十年代苏波战争的译著。书中竟出现这样的句子：“列宁在参谋部睡着了，一脸傻气，无论如何也醒不过来。”“列宁的嘴唇肿胀，耷拉着肩膀，他很辛苦。”列宁从未亲自参加过苏波战争，译者把列宾误译成列宁了。还把“水力磨房”译成“水灵的小妹妹”。如此等等，造成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林源先生文章发表后，译者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写了一篇反批评文章，为自己的译文辩解。译者的反批评又引起新一轮的批评，最后译者承认了错误。这是迫于压力而承认错误，未必真的口服心服。几年前我曾批评过错误百出的译文，结果除了招致被批评者的怨恨外，没有起过丝毫的积极作用。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有一句歌词：“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财主把它买了去，今后苦难在等着它。”财主买老马干什么？当年译者误把“姑娘”译成“老马”，把同样可以代替“姑娘”和“老马”的人称代词弄错了，以讹传讹，一直唱到今天。你批评你的，他照唱他的。
我坚信批评或教育不能扭转粗制滥造的译风，必须建立一种制约机制。这要看出版社的态度了，一是有没有诚意，二是有没有能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时就存在过这种机制。我在译库普林小说之前，蒋路先生先让我先试译两万字给他看，看后他决定让我选译一本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集。篇目是我和编辑部一起定的。我译完后由责编姚民有对着原文校订，发现问题立即与我商量。这种机制可以挡住劣质译文，水平不够的，试译的时候就会被淘汰。懂外文的编辑校订一遍，能大大减少错误，尽管无法根除。把西方著作译成中文不可能没有错误，但译者要尽一切力量减少错误。等值翻译可能存在于西方语言的相互翻译之间，如把法文译为意大利文，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出版社的总编辑和各部门主任懂不懂外语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编辑的外语水平。如果出版社各级领导不懂翻译的艰辛，不重视译文的质量，那当然不利于优秀翻译作品的出版，还可能造成劣质译文的泛滥。但如果有懂行的外文编辑，领导又从善如流，情况并不难改变。可现在有些出版译文的出版社并没有外文编辑，不懂外文的编辑对译文拍板，其结果可想而知。哪个出版社也不会承认自己乐意出版劣质的译文，但他们往往既没有建立我上面提到的制约机制的能力，又不肯借助社会力量，无法把关，于是劣质翻译作品犹如冲破河堤的洪水，奔流而下。
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与此相比，选题同样重要，假如不是更重要的话。是引导和提高读者的美学鉴赏力还是迎合读者的低俗阅读趣味？是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营养还是用光怪陆离的洋玩意儿搅乱读者的头脑？尽管面对市场经济，前者似乎并不占上风，影响不大。翻译过来的那些介绍哲学、文学、历史、战争、国情、民风的书，如拨云见日，澄清了读者知识储备中的历史积淀，使他们用新的眼光审视曾被歪曲的知识。通过阅读，我对二战中英、美的作用就有了新的认识。战胜轴心国并不都是苏联和斯大林的功劳，像我五十年代所理解的那样。美、英同样功不可没。至于《上海宝贝》、木子美日记等书原本是中国土产，并非舶来品，与翻译出版无涉。总的来说，在翻译作品的选题上出版社是慎重的，问题主要出在“技术层面”。
怎样才能译好书，什么样的译文才算好译文，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钱锺书先生提出一个“化”字，资中筠先生认为“忠实第一，力求神似”，比钱先生说得更具体。可要做到非常之难，没有译过书的人不易体会其中甘苦。要忠实原文，又要译得神似，必须透彻理解原文。而没有深厚的外语功底，就无法透彻理解原文。要把握住原著作者的风格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的作家风格鲜明，如果戈理、左琴科，容易感觉到却难以表达。有的作者风格并不鲜明，只是文字流畅，要用同样流畅的汉语表达也并不容易。没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包括古文基础，就是理解了也表达不出来。译者除了外语技能还需要有多方面的修养，译德或敬业精神更不可缺少。翻译过程也是查工具书的过程。就拿通俗小说《廊桥遗梦》来说吧，人名、地名、作家生卒年月还得查工具书。有些词你自以为认识，可在文中偏偏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也得查字典。没有宽阔的知识面，遇到问题想查都不知道到哪儿去查。
我有幸接触过老一代俄苏文学翻译家戈宝权、草婴和蒋路等先生。他们的敬业精神、渊博知识（不仅在俄苏文学方面）和中文修养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有一次我请教戈宝老一个问题，刚收到他的回信，随后又接到他的电话。他带着浓重的苏北口音对我说，信中的回答作废，他查到了更准确的资料，马上再写信给我寄来。一年春节前我给蒋路送漳州水仙，在他家闲谈时，我说他在与夫人合译的《巴纳耶娃回忆录》中，把抹大拉的马利亚误译为玛格大林娜了。他听了非常感谢，说他校的时候没校出来，也是他的错误。草婴先生在“文革”中受尽折磨，躺在硬板床上几个月不能翻身，“文革”结束后，马上动手翻译托尔斯泰全集，并在古稀之年全部译出。他们具有何等的胸襟，何等的毅力！
我很少参加俄苏文学圈子的活动，与年轻一代俄苏文学译者接触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接触。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问我一天能译多少字，我说只能说平均数，一千到一千五百字吧。他听了笑着说：“您可真落后了。人家少则六千，多则八千、一万。”译者“高产”与出版社不无关系。编辑不懂外语便会把翻译看得很简单，对懂外文的人又估计过高，为迎接书市，把交稿时间定得过短，逼得译者不得不赶译。有的译者信心过足，一口气翻译几百首俄国象征派的诗，并说他看不懂的地方别人也未必看得懂。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过分自信，不像我那样心虚，老怕译错了。我也同个别译者闲谈过，发现他们全身心投入自己热爱的专业中（马列文论、作家研究和苏俄文学史等），对专业以外的事绝不旁骛。中国历史、古典文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都不在他们视野之内。从这样的译者当中能产生优秀的翻译家吗？我接触的人少，看法可能片面，也许有不少年轻译者正在茁壮成长，毕竟长江后浪催前浪嘛。
资先生对学术腐败深恶痛绝，这从文章题目《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便能看出来。谈到学术腐败，有良知的人谁不痛恨？她在文中说：“从制度上讲，此弊病的根源在于‘课题制’。”（她指的是文科）。老实说，像课题制呀，核心刊物呀等新事物，我是这一两年才知道的。先是我一个学生申报教授，告诉我刊物有核心与非核心之分，核心刊物又分一类二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算分，非核心刊物不算分，而在一类核心刊物上发表分最高。他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但仍未评上教授。后来他告诉我没评上的原因是因为没申请到课题。课题又分省、市级、教育部级和国家级几种，能领到国家级课题笃定能评上教授。我按他说的查看核心刊物，原来二十几年前我筹办的《俄罗斯文艺》也已列入二类核心刊物。这份刊物发行量很小，俄苏文学圈子外恐怕没人知道，没什么影响。上面发表的文章我多数看不下去。再看其他核心刊物，除两三种有气势的外，多为各大学学报，发行量都不大，只是在为评定职称提供市场。有的大学给我寄学报，请我“审稿”。我读都读不下去，怎么“审”呢？翻开这类刊物，空话、套话连篇，很难找到一点鲜活的思想。文字流畅的文章实属凤毛麟角。即使作者有独到的见解，这类刊物也未必肯发。要发文章必须遵循刊物的方针，即写得满篇名词术语，虽空洞无物，却装腔作势。我始终没弄清楚“核心刊物”和“非核心刊物”是谁规定的，为什么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不算分？为了帮助学生评教授，我曾老着脸皮向一位青年朋友主持的刊物推荐文章。这位青年朋友重情谊，慨然允诺，并兴奋地对我说：“我们不收版面费。”我这才知道发表文章要交钱。过去只听说过卖文为生，现在又知道买文提升。这样提升的教授能有多高的水平？他们又将教出什么样的学生？
课题费的问题我知道得最晚。打听了一下，数目还真不小呢。怎样才能获得课题费呢？教师（我猜想主要是副教授，教授恐怕就不迫切了）自己申请，逐级上报，最后由省、市、教育部和国务院评审小组批复。如有人疏通，批准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我知道一位副教授的课题，那是个与现实不沾边的课题，对了解俄罗斯的今天和反思苏联的昨天都毫无帮助，但他所得到的课题费超过我两年的退休金。课题尚未完成副教授已经受益：因为有国家课题，所以顺利评上了教授。资先生说课题费可能变成生活补贴，未必尽然。课题未完成就评上教授是最理想的境界，很少人有此殊荣，只能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先花钱买版面，在核心刊物刊登文章，再与出版社联系出专著。后一项的费用远远超过前一项，但不必担心，课题费充裕，支付两项费用绰绰有余。有了论文和专著，评上教授便顺理成章了。评上教授就上了一个台阶，工资提高不说，奖金也提高了。如此整存零取，又何必用课题费贴补生活呢？他们才看得远呢。资先生担心这种课题制出不了有价值的成果，这种看法本身就脱离实际。“课题制”是炮制教授的体制，不是出硕儒的体制。我记得有人问费孝通先生，多少年才能出现像他那样的学者。费先生回答，要过五十年。费先生是去年去世的，他应当了解现行的教育体制。他都没灰心，我们也不应失望。还有一个小问题：课题费出自国库，全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想知道这样花值不值？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出现了一批年轻学者，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他们是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不可能有课题，也不会有职称和学位，但他们却写出一批极为出色的文章。也许大儒将出现在他们中间。
读资中筠先生的《斗室中的天下》收获颇多，不能一一写出。最后我还想说说她的文风。她的文章深入浅出，这才是写文章的真功夫，与充斥所谓学术刊物的浅入深出的文章形成鲜明对比。那些浅入深出、面目可憎的文章作者如果读一读《斗室中的天下》，不知会作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