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袁鹰先生没交谈过，但见过面，相互赠送过书。在不久前上海报业集团在北京举行的座谈会上，还见到他。他坐在主宾席上，我坐得离他较远，不便打招呼。他的文章我当然读过，他给我的印象谦和恭谨，一位忠厚长者。这种印象来自他的文章，还来自与他接触较多的林林老人的谈话。两年前林林老人有意自费出版自《救亡日报》以来所写的文章，但找不到出版社，袁鹰先生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
这次读袁鹰刚刚出版的《风云侧记》，印象却已不同。用笔仍然平和，但爱憎分明，显现出袁鹰“血性”的一面。他作为党中央《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编辑，高屋建瓴，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主要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我都经历过，但因年龄小，除文革在劫难逃外，大多数运动擦肩而过。读他的书，搅动了陈年的记忆，心惊胆战的画面重新浮现出来。袁鹰讲了许多我当时不可能了解的运动背后的事。他自己说，把他所经历过的运动讲给年轻一代人听，他们会觉得是天方夜谭，无法相信。但这确实是我们民族经历过的悲惨岁月，年轻人应当知道。我作为过来人，读的时候仍抑制不住心头的悲愤。
一九五一年批判《武训传》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为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作舆论准备。那年我见过戴白韬，他是陶行知的弟子，两人关系亲密。他当然不会对我说什么，他是上海教育局局长，我不过是个准备考大学的高中生，地位和年龄都过于悬殊。但我还记得他那副准备挨批的紧张样子。那时说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而不是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我以为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就是要树立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恐怕不少人也这样看。读了《风云侧记》才知道，批判武训并非仅仅是为了树立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而是因为江青插手了这件事。袁鹰引用夏衍的一段话：“《武训传》事件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三十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我联想到最近《王芳回忆录》中透露的一个情节。一九五四年江青为一封匿名信找公安部部长王芳，两人谈话中江青提到杨帆。杨帆时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上世纪三十年代新四军政委项英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表示反对，发密电给中央：“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附了一份江青被捕变节、风流丑闻和复杂社会关系的材料；并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提供人乃军部秘书杨帆，但未注明材料是谁写的。由此江青恨死杨帆，一定要将这封匿名信立案侦查，引到杨帆身上。毛泽东默许了。匿名信案马上升级，成为要案。侦查结果匿名信与杨帆无关，是革命元勋林伯渠同志妻子朱明写的，朱明当即自杀。但一九五五年杨帆仍然被捕，接着潘汉年被捕。两人在监狱里关了二十多年，潘汉年瘐死，杨帆逼疯。对与自己有关的案件江青怎能不插手？两件事证明袁鹰的论断：此后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事只要江青一插手，问题立刻就严重而且变了性质。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也与江青有关。是她发现李希凡和蓝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并拿给毛泽东看的。“文革”期间江青自己说，她看报刊上的文章，觉得重要的用红蓝铅笔划出来给毛泽东看，还假装惺惺地说：“我的工作就这么一点点。”毛泽东给政治局的那封信也是江青带到人民日报社传达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能有多大意义，谁读过这本冷僻的书？批判俞平伯只是“过场”，目的是带出胡适，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国所有知名的老知识分子几乎都与胡适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于是他们就得检讨自己，否定自己。最典型的例子是史学家陈垣和哲学家冯友兰，他们为划清与胡适的界限，痛骂自己，丑化自己。全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带有原罪感，要在运动中改造自己。应当说，这场运动达到了让知识分子抬不起头来的目的。
一九六六年砸碎“文艺黑线专政”的狂飙，也是从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开始的。原来的文件是《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袁鹰写道，林彪明确宣布它是“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其中一处重要的修改，就是在原题《江青同志召开的……》前面，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这六个字一加，重如千钧，谁还敢说半个不字。砸烂文艺黑线专政，使多少文艺工作者惨遭迫害，当众挨斗，被捕入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袁鹰并未列出统计数字，只举了文艺界有影响的几个人物做例子。我读到这里眼前浮现出田汉、邵荃麟等人在王府井挂牌挨斗的一幕，那是我亲眼看见的。青年人很难相信中国发生过这种惨绝人寰的事，但确实发生过。很多书记录了这段历史，《风云侧记》就是其中优秀的一部。知道我们走过如此坎坷的道路，才能理解今天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多么符合人心。
袁鹰记录了一九五七年五月发生的“左叶事件”，我对这件事记忆犹新。我是学俄语的，对苏联的一切都很关心。伏老（我们这样称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自然会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所以记得“左叶事件”。一九五七年四月刘少奇陪伏老参观全国农展馆，记者与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发生口角。参观时有位同志始终挡在刘少奇和伏老面前。新影制片厂记者韩德福无法拍照，便轻轻拉了那位同志一下说：“同志，请你让开点！”那位同志扭过头来，睁大眼睛，样子吓人，喊道：“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叫你们滚出去！”说话的人便是左叶，由此引起记者们的围攻。我至今仍记得方成画的那幅漫画《谁重要？》，觉得左叶太官僚主义了。但没想到报道这件事的记者在反右期间通通受到批判，有的还被划为右派，更没想到左叶同志在“文革”中惨遭迫害。
袁鹰写到杂文家反右期间遭受迫害的时候，禁不住激愤地写道：“……手无寸铁的文人哪有招架之功、还手之力？于是纷纷应声入网，‘无可奈何花落去’，从此被打入另册，陷入二十余年的厄运。有的长期委身草莽，穷愁潦倒；有的更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直到二十二年后，才陆续重见天日，有的人等不到那一天，早已成为游魂孤鬼了。”他记得因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杂文而被打成右派的有徐懋庸、秦似、曾彦修、平心、舒芜、陈梦家、吴祖光、李长路、徐淦、唐达成、文怀沙、鲍昌、蓝翎、邵燕祥、邓友梅、焦勇夫、沈同衡和丁聪等。我所爱读的《人民日报》专栏《长短录》的作者夏衍、吴晗、廖沫沙和孟超等人的下场更悲惨了。这些劫后余生的作者成为粉碎“四人帮”后最活跃的杂文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风云侧记》内容非常丰富，时间跨度很大，非这篇短文所能容纳得了的。如果年轻的朋友能读读这本书，便会了解这段历史并非天方夜谭，而是浸透冤屈者的血泪史，尽管骇人听闻，但确实在中国发生过。读了这本书会更加感到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和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