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考察阿吒力教在大理的流传与白族火葬流行的时间与范围，可见阿吒力教自南诏国时期开始在洱海区域传播，至大理国极盛，元代仍十分流行，其宗教影响力持续的时间正好与火葬流行的时间相当。阿吒力教的传播以洱海区域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根据白族火葬墓分布的考古发掘，大理洱海区域是白族火葬墓最为集中的范围，这说明白族的火葬“在空间分布上与阿吒力教在云南及其相邻地区分布的形势、范围基本吻合”。
三是，白族的火葬墓普遍在残骨上朱书梵文，经幢墓碑上刻梵文，或是有佛像、菩萨等。如大理五华楼出土的62通元代碑刻中，兼有梵文及汉字者43通。《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五“安宁梵字碑”条载：“按：元代云南盛行阿阇黎教，墓碑多镌梵文经咒，有附刻墓志铭或纪念死者之语，亦有不刻汉字者。今在大理附近数县所谓达子坟者，累累多刻梵文经咒荐死者，若尽收之，当数千件。”这一点与《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三金石考附收的德国人李华德《云南梵文石刻初论》一文的考论观点相似。李华德根据所见的《人匠提举杜昌海墓志铭》和其他元代墓碑的拓片多种，考定碑上的《梵刻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这种神咒在密宗中为普遍的咒语。在元代碑刻中甚至有将佛教经文直接刻于碑上者，如《故溪氏谥曰襄行宜德履戒大师墓志并叙》碑阴刻，《故智周术妙圆鉴大师墓铭》碑阴刻梵文经咒。
二、白族碑刻的多元演化
南诏国时期火葬的流布，打破了此前墓碑依附于棺葬的格局，碑刻的发展也相应地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是，火葬无碑。这在南诏国王室与大理国王室的火葬中较为典型。南诏国王室采用火葬，然而至今并未发现南诏国王室的火葬墓，更无墓碑可寻。究其原因，“盖因火葬未立碑，地面不露遗迹”，很可能是因为南诏国王室实行火葬不立碑的制度，以至墓葬没有明显的地表标识。换言之，即实行火葬不立墓碑的制度成为南诏国王室的墓葬风习。大理国皇室段氏的火葬情形与南诏国时期的火葬极为相似，至今未见段氏的墓葬碑刻。
二是，墓碑突破士子阶层专属性，走向世俗化，女性、僧侣墓碑出现。如女性墓碑有《大理国故高姬墓铭并序》、《京兆郡夫人墓志铭》。僧侣墓碑如《雄辩法师塔铭》、《故神功梵德大阿左梨释道宗墓碑》、《大盘龙庵大觉禅师宝云塔铭》、《大光明寺住持瑞岩长老智照灵塔铭并序》等。
三是，碑刻的发展出现了墓碑以外的新的类型。《南诏德化碑》为南诏国所立，碑文叙述了南诏立国的历史，宣扬了阁罗凤的治国方略和盛德，体式宏大，内容丰富，文辞优美，堪称杰作。摩崖如《袁滋奉旨册封南诏开石门路题记摩崖》、造像记如《张傍龙造像记》等新的类型。这些新的碑刻类型，揭开了白族古代碑刻的发展从单一的墓碑时代向碑刻多重应用嬗变的序幕。
大理国的碑刻紧承南诏国碑刻的发展方向，碑刻类型也更为多样化。产生了如反映大理国政事的《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反映大理国宗教信仰的《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米达拉摩崖造像题记》、《大理国释氏戒净建绘高兴兰若篆烛碑》等。另外还出现了家族碑群。大理国高氏家族碑群最具代表性，有《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并序》、《大理国高生福墓志铭》、《大理国故高姬墓铭并序》4通碑刻。
元代碑刻书写的内容更广泛，碑刻的类型也更丰富。不但出现了帝王圣旨碑，如《加封孔子圣诏碑》、《大理孔庙圣旨碑》、《元大崇圣寺圣旨碑》；还出现了其他民族文字的碑刻，如《昆明筇竹寺蒙古文碑》、《李升墓幢梵汉文刻石》以及反映地方教育的《大理路兴举学校记》等。由上可见，多元时期碑刻的发展承前启后，昭示了白族古代碑刻的内在生机，在白族古代碑刻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元代碑殿的文化意义探寻
五华楼出土的元碑《张长老墓碑》碑文中出现“碑殿”一词。这里依据“碑殿”一词为线索，展开关于元代“碑殿”之说的考释。
1979年，王云、方龄贵等学者清理大理五华楼遗址发掘宋元碑刻，使得大理宋元时期的62通碑刻问世，其中元代碑刻共有59通。正如王云先生所言，“一次发现这样多的元碑，不但为云南历来所未有，国内亦属罕见”。在《张长老墓碑》中出现了“碑殿”一词，这种称谓在此前的白族碑刻中未见，可谓史无前例。《张长老墓碑》言：皇庆元年春，中奉大夫肃政廉访使玄庭张子元临按大理，(下阕)云南王因命祈晴祷雨，莫不立应，累锡赏赍。夏四月，敬奉(上阕)命充平云南碑殿长老，复蒙云省札，榜谕提调碑殿，仍(下阕)生三嗣，明、连、福也。明乃今之长老，遵奉家传，洞晓释儒，(下阕)(上阕)云南碑殿长老解行双高，学业益著，而(下阕)以百数。
从碑文可知，《张长老墓碑》的碑主为张明。张明的父亲张子元在皇庆元年(1312)就担任碑殿长老一职，张明亦继承父业成为碑殿长老。细论之，首先，从碑文可知张子元被任命为碑殿长老的程序。碑文言“敬奉(上阕)命充平云南碑殿长老”，又言“复蒙云省札，榜谕提调碑殿”。可知张子元先是得到云南王的任命，经上报朝廷审批后，进行了榜谕公示，才提调碑殿任职。碑殿长老应为元朝的正式官职。其次，通过碑中张明父子行状可知，二人能够充当碑殿长老一职，具备了相应的修养条件。碑文言张子元“祈晴祷雨，莫不立应，累锡赏赍”，言张明“遵奉家传，洞晓释儒，(下阕)(上阕)云南碑殿长老解行双高，学业益著”。言张子元具备能够控制天象变化的超凡能力，其中不免溢美之辞。联系其子张明的介绍可知，张明家传教育而通晓释家、儒家文化，学识渊博。因此可以说，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背景以及个人丰富的学识和修养是朝廷任命碑殿长老的具体要求。
碑殿究竟是怎样一种机构呢？《张长老墓碑》言：“而(下阕)以百数。”由于碑文残缺，无法确知句意，但关照上下文，“百数”有可能为言张长老在碑殿中掌管的碑刻数量。由此大胆推测，碑殿极有可能为集中陈列展览碑刻的固定场所，碑殿长老即专门负责管理碑殿的官员。
那么，元代设立的碑殿究竟在何处呢？联系《张长老墓碑》出土的地点，乃五华楼遗址。先看关于五华楼的沿革，以下几种说法较有代表性。
城中有五花楼(即五华楼)，唐大中十年，南诏国王劝丰祐所建。楼方五里，上可容万人。世祖征大理时，驻兵楼前。至元三年，尝赐重金修焉。
五华楼废址在今郡城中央。唐大中十年，南诏国劝丰祐所建，以会西南夷十六国，广五里，高百尺，上可容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元世祖征大理时驻兵楼前，至元三年尝赐金重修。国初兵燹始废。
废址在今郡城中央，世传南诏国中丰祐建，方广五里，高百尺，上可容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元世祖征大理，驻兵楼前，重修，明兵燹始废，今城中谯楼曰五华，姑存其名云。
以上三条记录分别摘自《元史》、明代《大理府志》和清代《大理府志》。据《元史·地理志》，五花楼为南诏国所建，时间为唐大中十年(856)，其规模十分宏大，可容纳万人。大理国时期，大理国使臣到宋朝首都开封朝贡表演“五花爨弄”的剧目，深得宋徽宗喜爱。《滇史》载“蒙、段皆用此乐于五花楼前”。可见，南诏国、大理国时期，五花楼亦可用于文艺汇演。到了元代，这座南诏国时期修建的楼群仍然存在，忽必烈曾赐重金修缮。元代罗观登临五花楼曾留下“不堪楼上吊今古，断雁西风两袖轻”的诗句。按嘉靖《大理府志》所载的五花楼的史料，除了与《元史》类似之外，补充了南诏国时五花楼“会南夷十六国”的外交功能和明朝初年因兵燹被毀的情况。“五花楼应是一组建筑群组合。其主要部分是用来接待西南地区各部族领袖的。”意味五花楼相当于今之“国宾馆”，具有外交场所的作用。康熙《大理府志》载五花楼在明代废弃，这一点与嘉靖《大理府志》所言五华楼是在明初毀于兵火中的记载相似，另外还补充了大理城中谯楼改名“五华”一事。综合这三则史料可见，修建于南诏国劝丰祐时期的五花楼，历经大理国、元代，在明代被毀。方龄贵认为发现《张长老墓碑》等元碑的五华楼遗址，乃明代重修大理城时谯楼的改称，其修建约略与明初筑大理城同时，不复是南诏国时期修建的五花楼。李晓岑在《南诏大理国科学技术史》中亦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对于五华楼出土大量的元碑，方龄贵则认为“此次新发现的宋元碑，即建楼时取以垫脚石之用”，即明朝修建谯楼时所用的石料。然而，仔细考察五华楼遗址出土的元代碑刻，则可见这些碑刻的原在碑址、形制、碑主身份等三个主要方面，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