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这些墓碑原来的葬址在空间位置上极为分散。有的是在“都城之南”,有的是葬在“北陵”,有的葬于“城南祖茔”或是“大理祖茔”。葬于苍山者不少,但位置也不同,或是“玉局峰麓”,或是“北麓”,或是“隐仙溪下”等等。其二,这些墓碑碑主从姓氏上看有高、溪、陈、白、张、赵、董、段、杨、兀鲁等姓氏。其中高、张、赵、董、段、杨为白族大姓,溪、陈、白为中原汉族流寓大理之后,兀鲁为蒙古人之姓氏。可见碑主包括了白族、汉族和蒙古族等多种民族。其三,考察碑主的身份,或为名门世家之后,如高姬、陈明政、白长善、高药师娘、杨孝先等;或为官宦之人,如董福、张明、段琏、杨伯等;或为释教高僧大师,如溪智、赵宗、段长老、兀鲁祥等。其四,从这些墓碑形制的数据来看,其形制大小较为接近,规格较为整齐划一。此外,五华楼遗址中还发掘了另外一类较为特别的墓碑。这类墓碑没有碑主人生行状的详细叙述,只有汉字直书“某人某碑”字样,墓碑上几乎都刻有梵文,有的是单面刻梵文,有的是两面刻梵文。如《杨药师生碑》的两面刻梵文,前面正中直书汉字一行为:“谥曰才庄世用工巧坦绰杨药师生神道”;《释戒超碑》,碑阴为梵文,两面碑首均刻佛像,正面汉字直书“号曰一真五道德会大师释戒超之灵”。
通过对五华楼遗址出土的元代碑刻的原址、形制和碑主身份等方面的考察,可以看出:第一,五华楼遗址元碑数量巨大,一共有59余通,另有大理国碑刻3通。第二,这些碑刻时间跨度极大,最早的为大理国段智祥仁寿五年(1235)《大理国故高姬墓铭并序》,最晚的为明洪武十二年(1379)《大光明寺主持瑞岩长老智照灵塔铭并序》,跨越了一百四十余年的时间。第三,这些元碑主要为墓碑,共有57通。从分布的空间来看,极为广阔,非一地之碑。第四,从碑主的身份而言,虽身份各异,但主要为上层社会人士。可见这些碑刻集中出现在同一个地点,显然是经过专门收集的,而这种跨地域,收集规格极似的碑刻也非个人能力所及,极有可能是元代碑殿所集。
元代设立“碑殿”并委派德高望重之人专职看护,堪称元代人的创制,体现出了元代统治者对碑刻价值的珍视和对文化的保护意识。因此,以“建楼时取以垫脚石之用”解说这一现象,亦是有待商榷。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变迁,元代碑群为何集中出现在五华楼遗址至今还是一个谜,仍然期待第一手的证据。
在《张长老墓碑》之后的碑刻中,再未见“碑殿”这一提法。明代《徐霞客游记》载:“寺在第十峰之下,唐开元中建,名崇圣寺。……楼后为正殿,殿后罗列诸碑。”也就是说,崇圣寺中徐霞客见到了很多碑刻集中陈列。虽然无从得知崇圣寺后罗列的碑刻的详细情况,但在佛寺中集中罗列了诸碑,一则收录了碑刻,发挥了寺庙集中保护之用;二则为游寺者一览众碑之妙提供方便,传播了文化。这一情况或许可视为元代碑殿制度在后世的一种余响。
$第四节 明清棺葬与白族碑刻的兴盛时代
明代在云南设立行省,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实现大一统格局。明代在云南禁绝火葬,强制实行棺葬。清代亦禁绝火葬,实施棺葬。白族民间的墓葬制度经历了棺葬取代火葬的漫长历程。直到清初,民间火葬才基本禁绝。总体而言,明清时期白族碑刻的发展遵循多元化的路向,并形成了白族碑刻创作的高潮。
一、明清时期的白族墓葬制度
明朝规定革除火葬习俗,违反者以“杖一百”、“杖一百流三千里”直至斩首示众惩罚。
“在考古调查中,几乎整个大理地区及其周边一些地区,发现大量明代火葬罐墓就证明了这一点。甚至大理地区的一代名宦李元阳死后,也先行火葬,把骨灰装入罐中,后又装入棺椁中再行土葬”。
大理市凤仪镇大丰乐火葬墓考古发掘第三期为明代火葬墓。另外在鹤庆新华村、秀邑村、围子田村,大理苍山中和峰东麓、梅溪南岸亦存有明代的火葬墓。云龙顺荡村大慈寺火葬墓群亦为元代末年至明代中期的火葬墓。云南民间最终以棺葬取代火葬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到了清代初年,民间的火葬才基本禁绝。
二、明清时期白族碑刻的兴盛
明清时期白族碑刻蓬勃发展,碑刻的数量、内容、类型极为丰富,形成了白族古代碑刻创作的高潮。
一是,从碑刻的数量论,依《大理丛书·金石篇》的收录为计,明代以前的碑刻总数为73通,明清时期则共有562通,远超过前代,成为白族古代碑刻的“高产期”。
二是,从明清时期碑刻的内容论,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科学等多方面,广博而丰富。碑刻所涉及的人物,上至皇帝,下至庶民百姓,几乎无所不包。不但百姓的日常生活见于碑刻,如万历二十八年(1600)《两院详允永充弓兵户额经制碑》,记述了弓兵服役制度的明确规定;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禁革滇中积弊碑》则是将官吏“吃”、“拿”、“索要”等恶习登录于碑上,并立了十四条禁革规定。《洪武宣德年间大理府卫关里十八溪共三十五处军民分定水例碑文》记述了军屯田与白族农田分水灌溉的明确条款。乾隆四十八年(1783)《保护公山碑记》则是书写了白族保护公山,鼓励民众一起驱逐山霸,爱护自然的强烈环保意识。《张思叔座右铭》将张思叔在衣食住行、修养等方面的人生信条以碑刻的方式公之于世。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皇帝敕封碑群及反思历史的作品。如《敬一箴碑》中镌刻了嘉靖皇帝“敬一”修养的体悟;康熙皇帝《训饬士子文》碑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强调了士子教育的重要性。乾隆五十二年(1787)《修唐河东州刺史王公仁求墓记》、嘉庆三年(1798)《南诏碑亭记》则是反思历史的碑刻。分别立于光绪十八年(1892)、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文天祥墨迹刻石》、《杨升庵墨迹》则是记述了文人对前代诗人、诗作探讨的学术活动。综观明清时期碑刻,已成为了书写人们生活的“金石之书”。
三是,明清时期碑刻样式的丰富程度也超过了前代。首先,墓碑作为贯穿白族古代碑刻发展的主要类型,在明清时期出现了墓志铭、墓表、墓碑、寿藏铭、墓碑铭、墓志、墓铭等详细的划分。女性墓碑也较之前代明显增加,男性与女性合葬成为风尚。其次,明清皇帝敕封碑、圣旨碑、箴言碑、训饬碑超过前代。再次,明清时期因寺庙、学校、桥梁等修建而立的碑记颇多。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的碑刻还将诗歌、人物传记等直接镌刻于碑石之上,形成了“诗碑”、“人物传记碑”等新的类型以及诔词、吊文、题辞、功德碑等样式。
为了直观说明明清时期白族古代碑刻全面的繁荣的盛况,这里以《大理丛书·金石篇》为文献来源,白族古代碑刻各个发展阶段出现的主要类型的数量,可以看出,墓碑时代碑刻的种类十分单一,只有5通男性墓碑。多元时代墓碑仍是主要类型,男性墓碑数量最多,一共19通,增加了2通女性墓碑。新出现的碑刻类型有纪传碑4通,圣旨碑3通,寺庙碑1通,学校碑记2通,这些新变打破了此前碑刻只有墓碑的局面。明清碑刻类型及数量则非前代所能比肩,一共有480通碑刻。其中,墓碑总量223通,包括男性墓碑123通,女性墓碑11通,夫妇合葬墓碑67通,预立墓碑22通。圣旨碑、敕封碑、箴言碑、训饬文碑,各为6、17、3、2通,总数为28通。杂碑大类除了寺庙碑103通、学校类碑10通以外,出现了宗祠碑4通,城市建设包括城池、路桥、楼阁等建筑类碑16通,家族谱系碑6通,乡规民约碑28通,纪传碑16通,还有将祭文、经文、诗歌、告示立碑等前代所未有的类型。
四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专力撰写碑文的文人群体,其中不少成为当时的名手。杨森、李元阳、杨宗道、杨安道、杨守中、李文海、杨政、杨黼、杨士奇、杨南金、杨士云、赵汝廉、高崶、董金等都撰写了多篇碑刻,其中杨森、李元阳堪称代表。杨森参与创作的墓碑如《杨仲英同妻杜氏寿坟铭》、《故居士张公墓志铭》、《李益墓志铭》、《杜善人寿藏同配赵氏墓志铭》、《故善人张公圹志铭》、《故儒生洋务圹志铭》、《故安人车氏墓铭》、《杨善士正宇墓志铭》、《李武公墓志铭》等共计16篇。从碑主的身份看,既有达官显宦,又有隐士善人,涉及面较广。杨森所撰的碑文读来情理兼备,细腻动人,不乏佳作。李元阳是明代白族的重要作家,除了诗文作品外,他也参与创作了不少碑刻,种类十分丰富:有墓碑如《明故文林郎荣县知县贞靖先生李公墓志》、《书淑洲杨君墓版》、《明敕封文林郎知县致仕八十三翁史城杨公墓志铭》、《明世宰舍义官字君偕配墓志铭》;寺庙碑记如《大观堂修造记》、《赵州甘雨祠记》、《重建竹林寺记》、《崇圣寺重器可宝者记》、《徙建宗岳庙记》、《让公庵记》;记事类碑刻如《宾川平盗记》,游记类碑刻如《石宝山记》;诗碑如《访寂空上人诗碑》等,共计19篇。这些作品情采并茂,令人称道。可见,不论是杨森专长墓碑创作,还是李元阳兼善多种碑刻文体,都体现了当时文人群体对碑刻创作的热衷,有力地促进了明清时期碑刻的兴盛。
另外,文人之间还有群体合作的情况。他们分工有致,或撰文、或书丹、或篆额,互相配合,各展所长。如《故处士段公墓志铭》为杨宗道撰文、杨森书丹;《故宝瓶长老墓志铭》为杨森撰文、杨守中书丹;《处士赵公寿藏同妻杜氏墓志铭》、《处士杨先生墓志铭》为杨森撰、杨宗道书丹并篆额;《书吏杨量同孺人李氏寿藏志》为陈渊撰、杨黼篆额;《明故四川按察司佥事张公墓碑铭》为杨士云撰、杨南金篆、李元阳书;《敕封孺人杨母阳氏墓志铭》由高崶撰、赵汝廉篆额、李元阳书。文人们彼此切磋技艺,互相交流,为明清时期碑刻的兴盛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清官方主导棺葬,民间禁绝火葬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墓葬制度的变化却并未影响到碑刻的蓬勃发展。白族古代碑刻顺承南诏国、大理国直至元代开启的多样化发展的路向,繁荣昌盛。碑刻不但彻底摆脱了对墓葬制度的依附,而且寻绎着文学自身的规律,与生活紧密结合,成为白族民众书写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碑刻发展成为源自于白族生活却又高于白族生活的文学艺术,铸就了白族古代碑刻的辉煌。
通过对白族古代墓葬制度与白族古代碑刻发展互动关系的梳理,可见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白族古代碑刻依附于墓葬制度。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逐渐转变了对碑刻的认识,墓碑从上层阶级逐渐走向民间,碑刻的发展经历了从最初的单一实用的墓碑,发展成为镌刻人生、社会的文学金石之书的巨大转变,最终在明清时期迎来了碑刻发展的大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