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则是尤为注重丧葬之礼，从君王到人臣，竞相厚葬，铭德意识十分强烈。刘秀曾多次在陵寝中举行祭祀活动，且令诸侯功臣行上冢礼。明帝开始则举行上陵朝拜和祭祀典礼。东汉益州郡守张翕本为“巴郡安汉人也，在任十七年，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刺史出兵时，翕吏卒皆乐为效力，故能成功”。张翕去世时，“及卒，夷人哀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帝闻之，赐诏嘉美，为立祠堂”。反映了东汉时期在墓地建立祠堂的社会风气。章帝元初五年(118)，益州刺史张乔派遣从事杨竦征讨蛮乱，“州中论功为及上，会竦病创卒。张乔痛惜之，乃刻石勒铭，图画其像祀之”。这里，张乔为杨竦之死“刻石勒铭”，专为其立墓碑颂扬功德。
在汉代墓葬文化的影响下，以孟氏、爨氏为代表的白蛮大姓氏族亦掀起了墓葬立碑的风潮。
《孟孝琚碑》言碑主孟孝琚的身份：“建临卯严道君曾孙武阳令之少息。”其中，“建临”、“严道”均为地名。“建临”即建宁，今云南曲靖，“严道”是今四川的荥经。由此可知，孟孝琚高祖籍贯是建临。“严道君”之谓乃言孟孝琚高祖为荥经的统治者，有为一方诸侯之意，碑文为避讳家族尊长之名，用“卯”代其姓名。孟孝琚之父为官“武阳令”。按辈分而言，孟孝琚为孟氏仕宦大家之第五代。
《爨宝子碑》载爨宝子身前担任数种官职，“州主簿、治中、别驾、举秀才、本郡太守”。《爨龙颜碑》言爨龙颜“举义熙十年秀才，除郎中”，又“迁南蛮府行参军，除试守建宁太守”，“贯伍乡朝，本州司马长史”、“除散骑侍郎”，“除龙骧将军、试守晋宁太守，……袭封邛都县侯”。官爵显赫，文武双全。
另外，从参与立碑的人员来看，可知汉代重丧的棺葬礼仪制度得到了白蛮上层阶级的普遍认同。
参与孟孝琚墓葬立碑仪式的人员有“(上阕)武阳主簿李桥字文平，书佐黄羊字仲兴(上阕)记李昺字辅谋，铃下任骡(下阕)”。爨宝子其去世时，“主簿杨磐，录事孟慎，西曹陈勃，都督文礻匕，都督董彻，省事陈奴，省事杨贤，书佐李仂，书佐刘儿，干吏任叔，干吏毛礻匕，小吏杨利，威仪王”，这些爨宝子从官期间的同僚参加了爨宝子的丧礼和立碑事宜。《爨龙颜碑》言“府长史建宁爨道文，司马建宁爨德民，录事参军武昌郡刘觐，……西曹尹开，省事李道学，书佐单仲，干盛庆子”。这些《爨龙颜碑》碑阴上、中、下栏列举的参加爨龙颜葬礼的官员一共有48名，既有爨氏家族的成员，还有孟氏、周氏、王氏、赵氏等他姓官员。这些官员有的为爨龙颜建宁同郡，有的是武昌郡、雁门郡、晋宁郡、朱提郡等其他州郡的官僚，涉及了广阔的地域范围。从众多参与人员来看，可知爨龙颜葬礼隆重，规模宏大，透露出刘宋时期官僚阶层对墓葬礼制的重视与墓葬礼俗在白蛮大姓氏族中广泛的传播性。
二、白蛮大姓接受汉代礼乐文化透视——以《孟孝琚碑》与“二爨碑”为例
《孟孝琚碑》与“二爨碑”的产生，反映了白族大姓深受汉代礼乐文化的影响。
汉朝的统治者历来重视儒学，并积极向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传播儒家礼乐教化的思想。早在西汉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就在西南设益州郡，将云南首次正式纳入中央王权的管辖。汉文化在郡县制的实施中也随之传播到西南边疆之地。汉武帝在西南设立益州郡“且授经教学焉”。宣帝五凤三年(前55)，曾派谏议大夫王褒持节求益州金马碧鸡之神，有颂文曰：“归徕归徕，汉德无疆；兼乎唐虞，泽配三皇。黄龙见兮白虎仁，归徕归徕，可以为伦。归兮翔兮，何事南荒也！”其中，“兼乎唐虞，泽配三皇”将宣帝的统治与古代三皇盛世相提并论，极度宣扬汉朝德治无疆。这篇颂中汉朝以德治为口号，表达了希望云南各少数民族归顺大一统的心态。
东汉时期，统治者热衷于儒家礼乐仪轨的建设。《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明帝即位后，“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明帝亲自讲经，儒学更加兴盛。
随着郡县制的建立，汉朝派专人到云南设立官学，传播汉文化，教化当地百姓，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推动了西南少数民族接受先进文化的进程，扩大了汉代儒家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汉明帝时，郑纯为永昌郡太守，《后汉书·西南夷》载：“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洁，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滇史》载郑纯：“益励清操，毫毛不犯；……夷俗安之，播于歌咏。纯自为都尉及升太守，凡十年在南中，后卒于官，夷人感思不已。”益州刺史朱辅“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作为地方官员对少数民族极力宣扬汉朝威德，施之以教化，深深感化了夷人百姓。以至白狼夷“称臣奉贡”，“作诗歌诵汉德”。白狼夷作诗三章为《远夷乐德诗》、《远夷慕德诗》、《远夷怀德诗》，
歌颂了和平共处的美好，表达出少数民族对汉代文明的向往和对汉廷的敬慕感德之情。
汉明帝则“事下史官，录其歌焉”，表现了他对少数民族的重视。
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积极吸收汉文化的例子不绝于书。
建武二十七年，哀劳夷贤栗来降。……帝乃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哀劳夷始通中国，岁朝贡。
柳貌于明帝时为哀牢王，见贤栗慕义来归，汉室风化远被，于是亦遣子扈栗率其种人内属，凡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一。
汉和帝永元六年，永昌郡徼外夷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
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率种人十七万户口归义内属，诏赐金印紫绶，小豪钱帛各有差。
以上各条中，均载录了少数民族君长带领所属夷人主动归附汉朝的情况，体现了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对先进文化的向往，这种积极的态度推动了少数民族汉化的发展进程。
白族世家大族亦积极学习汉文化，十分注重对子弟的儒学教育。白族士人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也成为系统接受汉文化教育并积极身体力行的典范。
以孟孝琚为例，从《孟孝琚碑》对其求学、改名、婚配等人生行状的描述，可窥见白蛮大姓氏族对儒家礼乐文化的吸纳。
碑文言孟孝琚：“广四岁失母；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改名为琼，字孝琚。”“博览”后缺失7字，虽不能一一补足，但可推知此句概为对孟孝琚读书求学经历的描述。因其年幼丧母，十二岁便随父亲为官，孟孝琚“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韩诗”、《孝经》都是汉代官学要求士子学习的儒家经典，可见孟孝琚所学与东汉儒士的学历教育极为相似。碑文言孟孝琚“改名为琼，字孝琚”。按《礼记·冠义》载：“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孟孝琚必是举行成人的加冠礼，才能“已冠而字之”。孟孝琚改名为“琼”，并字“孝琚”。琼与琚均为美玉，古代常以玉比拟君子温润的人格，可见孟孝琚改名取字的细节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碑文言孟孝琚“敦仁”。《礼记·经解》言：“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是儒家对个人修养至高的评价。碑言孟孝琚“敦仁”，也包含了对其人格中和之美的赞誉，深契儒家人格的境界。碑文言：“为问蜀郡何彦珍女，未娶。”对孟孝琚的婚配情况进行了描述。按《礼记·昏义》，古代男子娶妻要经过以下的程序：“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以此推知，孟孝琚的昏义经过了“纳采”、“问名”两个程序，因孝琚早逝未娶，因此“问何彦珍之女”一事才不避讳而镌刻于墓碑之上。孟孝琚的人生虽然短暂，但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成长历程合符儒家文化对士子成才的修养要求。孟孝琚的人生也成为东汉白族士子人生和白蛮大姓宗族受益于儒家礼乐文化的缩影。
爨龙颜作为白蛮爨氏家族的佼佼者，文武双全，功高盖世。其年轻时便以温良仁笃的修养闻名遐迩。碑文言爨龙颜“容貌玮于时伦，贞操超于门友。温良冲挹，在家必闻。”“仁笃于朝野，清名扇于遐迩。”“君素怀慷慨，……进无烋容，退无愠色。”“君姿瑛雄之高略，敦纯懿之弘度，独步南境，卓尔不群。”其中“贞操”、“温良冲挹”、“仁笃”、“慷慨”、“纯懿”、“弘度”这些都是碑文对爨龙颜内在品行的赞誉之词，同时亦符合儒家礼乐文化对个体修养的要求，足见儒家礼教文化对其个人修养的影响极为深远。
综上所言，从《孟孝琚碑》和“二爨碑”可见，随着汉朝中央集权统治对尊儒、兴礼、作乐政策的推行，白蛮大姓氏族从巩固大族利益出发，在积极学习汉文化的同时亦自觉扮演起宣扬儒学礼教的角色。他们以儒学思想为主导培养本族士子，积极晋升官爵，既有效地发展了白族大姓的政治影响力，同时又扩大了以儒学礼乐思想为代表的汉文化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影响力。
$第三节 火葬与白族碑刻的多元时代
唐宋时期，白族作为主体民族先后建立了南诏国、大理国两个主要的独立政权，其存在的时间与唐宋两个朝代几乎相始终。元代结束了大理国的统治，中央政权首次在云南建立行省，白族被纳入到中央政权的管辖体系中。这一期间，白族的墓葬制度以火葬为尚。对照白族碑刻的发展可见：一方面，出现了火葬无墓碑的情况，说明墓碑与墓葬的分离；另一方面，碑刻类型从单一墓碑向多样化发展，在数量方面有了明显的增加。另外，元代碑殿的出现，则体现了中央政权对白族碑刻文化的重视，在白族碑刻的发展史上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
一、多元时代的白族墓葬制度
南诏国、大理国及元代，白族的墓葬制度以火葬为主。
南诏国时期的墓葬为棺葬与火葬并行。南诏国统治阶层中的乌蛮与白蛮，在墓葬制度上各有崇尚。乌蛮崇尚火葬，“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内焚尸，其余灰烬，掩之土壤，唯收两耳。南诏家则贮以金瓶，又重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其余家或铜瓶铁瓶盛耳藏之也”。“蒙舍”指的是蒙舍诏，即南诏国的王族。从这则记载可以看出，乌蛮的火葬风俗有着固定的程式。首先是“死后三日内焚尸”，即停殡不超过三天；其次尸体火化后，用瓶收纳骨灰，其余的则用土壤掩埋。文中特别强调了南诏国王室火葬瓶以金银为瓶，较为讲究，突出其王族的特殊身份与尊贵的地位。可见南诏国王室的火葬制度已经形成了程式化的祭祀礼节。而白蛮的墓葬“以汉法为墓”，实行棺葬。
大理国流行火葬，这可以从留存至今的火葬墓遗址找到依据。大理喜洲弘圭山古墓葬区发掘了大量大理国时期的火葬墓，其中大理国彦贲赵兴明亡母火葬墓较为典型，为大理国元亨十一年的火葬墓。大理市凤仪镇大丰乐火葬墓考古发掘第一期均为南诏国晚期至大理国初期的火葬墓。又有“四川西昌‘盛德四年’(公元1177年)火葬墓；大理弘圭山‘元亨十一年’(公元1195年)火葬墓，腾冲‘天开十七年’(公元1212年)火葬墓，楚雄‘仁寿四年’(公元1234～1238年)火葬墓。”这些火葬墓遗存说明了当时火葬较为流行。
元代火葬制度更为流行。现存的元代火葬遗存较多，如大理市凤仪镇大丰乐火葬墓考古发掘第二期均为北宋末期至元代的火葬墓。“大理弘圭山、洱源凤羽狮子山、鹤庆象眠山、剑川中科山、昆明普坪村以及腾冲、四川西昌等地，都曾发现过元代的白族火葬墓群。大理五华楼旧址新出土的宋元火葬墓碑刻之中，亦以元代的居多。”如至元三年(1266)所立《故大理路差库大使董逾城福墓志铭》载董福：“身殉，四日，火化于安乐寺之前……葬大理城南之祖茔。”。《京兆郡夫人墓志铭》：“夫人年方岁，于元统改元癸酉仲春二月某日，(上阕)遭痼，百术弗救而终焉。……既火于(上阕)祔葬于苍山北趾，惟碑不果。”在这些碑文均对碑主遗体的火葬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综上所言，南诏国时期火葬与棺葬并行，到大理国、元代则以火葬为主。火葬制度的大行其道与白族深受佛教的影响密切相关。
首先，笃信佛教成为社会风气。南诏国王室对佛教极为崇尚，“南诏自中期以后，王室成员都皈依佛法，谕民虔敬三宝，恭诵三皈”。大理国时期段氏亦视佛教为国教。如开国君主段思平就笃信佛教。《南诏野史》载段思平“岁岁建寺”，大理国段氏22传，其中有8位君王避位为僧，由此也可见大理国佛教的盛行。元代郭松年在大理国灭亡后30年即至元二十一年(1284)到大理，目睹“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庙极多，不可殚纪”。从大理几乎家家都拜佛信教的盛况，足见元代佛教在大理传播的普遍性。佛教主张“戒火自焚”的火葬法也随之成为了南诏国、大理国和元代白族所遵循的葬俗。
其次，进一步而论，白族盛行火葬与密宗阿吒力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是，通过考察白族火葬细节，可见阿吒力教派对火葬制度影响的深刻性。《僰古通纪浅述》云：“保和年中，赞陀崛多独坐，有乌鸦向国师鸣三。师自知母归于西天，哭泣，令妻亦哭。……葬于弘圭山，依九节荼毗之法，请六师开六道，往生诸佛光明天；取阿皮罗下火，用金箔贴骨为紫金骨。自此僰人效之，但遇亲丧，悉化葬之，谓此也。”这里叙述了高僧赞陀崛多火葬其母的故事，这个故事被视为“僰人”即白族实行火葬的渊源。《云南图经志书》卷一“云南府风俗”则记载了白族民间火葬的情况：“土人死则浴尸，束缚置一方棺中，或坐或侧卧。以布方幅，令有室僧阿吒力者，书咒八字其上，曰‘地水风火，常乐我净’，饰以五彩，覆之于棺，不问僧俗，皆送之野焚之。或五日或七日，收骨贮瓷瓶中，择日而葬之。”这段文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当时民众进行火葬的程序，从“浴尸”放置，经阿吒力僧作宗教超度仪式，至最后焚化安葬整个过程十分的完备。可知，白族火葬中阿吒力僧人为逝者书符念咒、禳灾祈福是必不可少的步骤，阿吒力教派的超生荐死之术已经融合到白族火葬习俗中，白族的火葬风俗也因之充满强烈的宗教色彩和仪式感，足见佛教阿吒力教派宗教文化对白族墓葬制度影响十分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