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式和语言是文学存在的最基本和最表层的符号形态。它们显现了文人的艺术思维和情感形式，同时承载了文人的文章风格。因此，要全面认识白族古代碑刻就不能不考虑体式与语言上的特点。白族古代碑刻以东汉时期《孟孝琚碑》为始，至清代宣统年间为止，绵延发展近两千年。综览白族古代碑刻的发展史，从体式的角度看，可谓丰富多样。大凡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要文体，如诗歌、散文均登台亮相。另外如诔、铭、箴、颂等文体亦是不乏佳作。语言方面则呈现多种风格并用，汉语碑刻长期占主流，白族语、蒙古语、梵语等其他语言的碑刻则为白族古代碑刻语言增添了异彩。
$第一节 文体丛生
一、白族古代碑刻的文体概况
在白族古代碑刻中，碑除了具有本身的文体属性外，还成为人们运用各种文学体式书写生活的重要载体。因此，在白族碑刻中可以看到多种文体的身影，形成了文体多元并生的壮观景象。
历代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文体进行了划分。陆机将文体分为十类：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萧统《昭明文选》将文体分为赋、辞、颂、箴、戒、论、铭、诔、赞、诏诰、表奏、碑志十二类。刘勰《文心雕龙》中列于篇名的文体有三十三种，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集古代文体分类之大成，所论文体达一百二十七种。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将文体分为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杂记、赠序、颂赞、箴铭、碑志，一共十三类。曾国藩纂《经史百家杂钞》将文体分为三门十一类，著书门包括论著类、词赋类、序跋类，告语门包括诏令类、奏议类、书牍类、哀祭类，记载门包括传志类、叙记类、典志类、杂记类。古人对文体的划分都十分细致，除了一些细微的差别之外，对中国古代文体的看法较为一致。
对照白族古代碑刻，可见大部分古代文学的文体。诗如《冯补衮咏唐梅诗碑》、《洱海行诗碑》等；词如《天华山八景摩崖》之《又八景词三》等；诔如《高第先生西逝诔词》碑；铭有《崇圣寺雨铜观音像铭文》碑、《杨和丰铜像铭文》碑、《石宝山海云居铜钟铭文》碑等；箴有《敬一箴碑》、《儒学箴言碑》等；哀祭有《祭杨弘山文》碑、《祭安边将军文》碑等；传志有《师荔扉先生传》碑、《用周禅师道行碑记》等；杂记有《湖塘碑记》、《新建昭应寺碑记》、《同游太极洞》碑、《石宝山记》碑、《游洱海浩然阁》碑、《虎山碑记》等；赠序有《王崧墓碑序》等，十分丰富。
二、一体多文
仔细而论，白族古代碑刻文体不但种类繁多，而且对某些文体的运用不乏佳作。这里以记中的人物传记与山水游记为例说明白族古代碑刻体式运用的艺术成就。
首先看人物传记碑刻。对照白族古代碑刻传记文的发展，可见传记撰者的身份涉及的社会面颇广，并无定规。有的是传主的后嗣，如《明赵仪夫妇行述记》碑的撰者为赵仪之子赵汝廉，赵汝廉乃为“通议大夫南京都察院协管院事右副使都御使致仕”。有的是传主同时期的人，如《明节烈孝廉崇祀乡贤南星高公传》碑的撰者，为“岁进士考品知县眷社晚弟张相度、汪如甫”。《玉波和尚功行记碑》的撰者为叶榆崇圣瑞鹤观法门人正怀，《真如沙门之碑》的撰者为“赐进士出身朝议大夫前翰林院编修姚邑方外友人榘堂刘荣黼”。
撰文者多样的身份，也使得白族古代碑刻人物传记文的创作类型不拘一格。其中书写“股肱辅弼之臣”的人物传记作品如《明赵仪夫妇行述记》碑，赵仪为应天府推官、大军储等职二十余年，办案清白，赈灾济民，被百姓称为父母官；《师荔扉先生传》碑中所记的师范先生为清代地方“名臣良吏”的典范。《明节烈孝廉崇祀乡贤南星高公传》碑则突出高南星的节操。另外《明赵仪夫妇行述记》碑中所记的赵仪之妻段氏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僧侣传记如《用周禅师道行碑记》、《云南鸡足山建悉檀寺本无上人记》碑、《省机禅师行实碑记》等则有杂传的性质。
从写法上来看，有的人物传记碑刻发扬“纪一人之始终”传统传记的文风。
《明赵仪夫妇行述记》碑中顺叙了赵仪一生的经历。碑言：“天顺辛巳十月十六日生”，又言“戊子闰十月十九日，卒于邸舍。享年六十有八。”从其出生为始，其间历述赵仪幼年居乡，后踏入仕途为官，告老还乡，直至去世的整个人生。碑文排比大量的材料，详尽描述，展现了赵仪丰富而精彩的一生。撰者乃赵仪之子赵汝廉，他对父亲幼年及居乡的事迹乃是“习闻于乡郭父老者”、“习闻于母氏者”，即听从乡亲及母亲所忆而记，显得较为概括。但对其父的为官经历，赵汝廉因“从宦先君”，“乃历官之节，则汝廉间能记之”，耳闻目睹，所记尤为详实动人。碑文突出了赵仪判案的典型事例。碑言其判案时，常曰：“治狱者当以情求律，不当以情迁于律。”可谓秉持情法并行。赵仪将十多年未判决的案件公正地办理，使得纠纷双方心服口服。庚戌年，赵仪任司大军储时期，秉公办事。碑言：“出入之数，丝毫有稽，人服精敏。”又言：“以先君得者，不下数百人。”又 “行之日，父老泣跪道周，曰：‘父母去我矣。’”因赵仪从不贪赃枉法，廉洁办公，在其为官期间，因其判案严明而生还之人不下百人，其高尚的德行为百姓传扬。在其离任之时，众乡亲依依不舍，视为父母官。可见，传记突出了赵仪作为朝廷命官恪尽职守的事迹，塑造了赵仪清正廉洁的形象。
而在一些僧侣传记中，也采用了史传文体的写法。《用周禅师道行碑记》中撰者细述用周禅师的家世以及出家修行过程。碑言：“系出晋阳杜氏之子，初习儒书，亦综诸子，以夙植德本，慨然知两者非向上事。”在出家之前先研习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经典，后转向佛经的研究。碑言：“览般若经，至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省，遂投古林和尚为师，薙染焉。”在遍览佛经有所领悟后决定出家，拜古林和尚为师。其出家后，先是在佛寺中“初力田舍”，后来辞师游历。碑言：“汝当遍参知识，顿悟自心，吾日望汝树赤帜于名山也。”从古林和尚的寄语中可见对其寄予了厚望。碑言其“至曲阳”，“抵楚”，“蹑云雾山”，“至峨山四会亭”，“初参荡山印光”，“访天性”，“谒无穷和尚”等。用周禅师游历天下，拜访了多位高僧。碑言“于郡甸普贤寺依壁栖岩，静关乐道”，“以佛法为己任”，“开楞严之讲席”，“瑶铃定堂之嫡孙，发光大方之法侄，构水月庵以居，因水月号焉”。返回滇中后，开始在云南(大理)传布佛教，自号水月。用周禅师一生传扬广大佛法，成为高僧。碑言“于己酉冬二旬香浴辞众，端坐而化”。用周禅师坐化而终。这篇传记如实地记录了用周禅师出家、修炼、传扬佛法直至西逝的人生历程。如碑文交待，用周禅师生平资料的收集经过，先由用周禅师的法嗣克心、野愚等口述于家伯，后来家伯“抵鸡山，谂师出处，言行或见之著述，或征诸老宿，或质之遗干，殷殷向往，有古德之遐思焉”，到鸡足山收集了大量关于用周禅师的履历事迹资料。之后，“适余得告，挽驾梓里，遂千里命使，亟行状而索一言，以垂不朽。”家伯又将用周禅师的人生行状告诉撰者后，才最终写成传记。因此，这篇传记读来，所叙详尽可信，抒发了撰者对伯父孜孜以求的务实精神及对用周禅师不凡的人生境界的崇敬感佩之情。
僧侣传记《真如沙门之碑》言祖真禅师之母“梦白莲入口，觉而有娠，自此不茹荤腥，以乾隆甲申年七月三日诞师”为始，叙述祖真禅师出家和修行佛法、传布佛教的整个人生历程。传文详细记叙了祖真禅师先后“参天台严头陀”、“礼拜回参妙高归源和尚”、“礼拜海玉和尚”等学习醒悟的过程，最后“礼拜得法于会下，嗣临济第三十五世，归地藏寺化缘接众”，修成正果。在这篇行传中，人物对话是传记的一大特色。如祖真禅师与无为禅师同参，遍游诸方的佛法的这一段尤为精彩。不但在对话中交代事件，生动地展现了祖真禅师机敏睿智的形象，同时省去了其他的枝蔓，行文简练而生动活泼，别具一格。
有的传记中，撰者选择了传主人生中的精彩片段进行组合书写，意在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人生经历，而对其人生的“始终”则约略带过。
《明赵仪夫妇行述记》中赵仪之妻段氏的传记，就采用这样的行文方式。段氏是一位平凡的家庭妇女，传文选取了段氏人生中典型的事件，突出其性格特征。传文在对段氏生年、身份简略地交代后，引用了其父赵仪的一段话，作为对母亲勤俭持家，孝敬公婆，宽厚待人的概括介绍。碑言：“尔母少称凝重，濡染懿轨”，又言“吾无内顾而得小就者，尔母之力居多”，将赵汝廉仕途上的成功归功于段氏，并评价母亲吃苦耐劳的品性比起父亲所叙述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赵汝廉特别叙述了父亲赵仪去世后，段氏破除外死者不入家之俗，坚持将其灵柩停放家中一事。碑言“或曰：‘柩入家弗利。’先母曰：‘此吾夫宅也，舍之何适？’”段氏不顾人们的劝告，执意将丈夫的灵柩停放家中，表现了她对赵仪的情深意重。丈夫赵仪去逝后，段氏“旦夕临哭，遂病嗽，而水饮蔬食，哀伤愈切。病剧，却医不治，后先君八阅月而卒，己丑之七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三”。最后段氏因悲痛过度患病，日日思念亡夫，不肯就医而病卒。段氏对丈夫的爱至死不渝，感人至深，重情重义的形象跃然纸上。
《明节烈孝廉崇祀乡贤南星高公传》以简练的文字，集中突显了高公的忠孝品行。碑言高公“四十八岁以前，完得一个孝字；四十九岁以后，完得一个忠字”。可见，四十八岁是高公人生的分界点，四十八岁以前，高公的人生以孝为大。碑言：“公承清宦之后，力贫攻苦，而后母弟妹茕茕以待教育，公自游泮，旋以月支养亲。每试高等，学宪莫不器重。”高公一心以孝敬后母和供养后母弟妹为任，努力读书，参加科考。碑言：“两赴选拔，八赴秋闱，始以乙酉获售。售之冬，玉溪翁始下世。”可知高公为了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曾经两次参加选拔，八次科考，颇为不顺。就在获售的冬天，其父去世。四十八岁以后传文所记突出了高公的“忠义”形象。碑言：“明年二月，沙贼围城，公力与城守。及城破，公义不与俱生，遂投池水而死。”高公力守城池，城破后为了“取义”而“舍身”，其刚烈而高尚的情操和义举，可歌可泣。高公用其人生，对忠孝作出了生动的诠释。
另外，白族古代碑刻中有亦有不少自传。
《云南布政司令史杨公并妻赵氏寿藏铭》乃杨公将及天命之年预营寿藏而自传。碑言：“乃将及五十而知天命，卜地弘圭之阳，营择风厚之土，立于寿藏。其妻同穴，附其先茔。”又言：“一日，持其轴状谒于馆下阁，清(请)文以垂其后，不获辞而次之”，他写好了自传，请姚安军民府教授滇池段澍根据他的自传为其传文。
《锦江偕配寿藏记》中的锦江先生杨珘则是自书传文。碑言：“余年将重轮花甲，嗣子曲指且喜且惧，欲为预造寿藏。余从之，仍欲请文，第名不称。非我志也。素不能文，乃援笔自书。”碑主自述了儿子因其进入花甲之年喜忧参半，要为其预立寿藏。因没能找到合适人选为自己写传，便自书传记。在其自传中，碑主杨珘主要叙述了自己的家庭关系，对其子世仁，其孙化愚婚配、家庭交代颇为详细。
白族古代碑刻中，亦有不少优秀的山水游记作品。
大理的秀山丽水，为文人们撰写山水游记营造了天然的意境。《同游太极洞题记摩崖》中，作者书写了与友人同游太极洞的经历。作者以移步换景之法描述了太极洞的美景。碑言：“洞在南衙西山之阳，山半有窍洼然，右偏一径，斗折而入，深数十丈许。其下有潭，清碧可爱。”可见，太极洞中无论是潭水、洞穴，还是奇石，均清丽可人。碑言：“中一石，卓立如屏，洞深而明，势邪而正，夏凉而冬温，可以避风雨，可以娱心目，其幽奇绝特，莫可名状，殆天造地设之，以遗其人乎。”这里，将作者游太极洞时产生的人与自然契合的深刻感受充分表达，抒发自然风景带给人的轻灵美感。
《游洱海浩然阁宴集临水亭记》碑则将人身处苍洱怀抱，与自然相谐的愉悦感书写得淋漓尽致。碑言：“浩然阁在榆郡东郊，上出层霄，俯瞰洱海，洋洋乎大观也。而临水一亭为尤胜。”这段话位于游记开头，先交代了浩然阁所处的地理位置。其后作者追述自己的出游经历。作者自言曾两次出游，皆因“值风而返，兴致索然”，以至于“求一游不可得”。戊申季夏六日终能与朋友相约成行。碑言作者先目见“宿雨初晴，新秧遍野”的美景，后又“击楫中流”，在临水亭一边品尝洱海“跋浪之鱼”，一边欣赏苍洱美景。后言：“凭栏四顾，其西则苍山耸翠，瀑布湍飞，白云飘渺，掩映苍松古洞间。东则冈峦屏峙，塔影矗霄，蟹舍蜗庐，微露而隐。南北则上下龙关雄峙左右，汇泽百里，商舶往来不绝，村落棋布，烟火万家，令人慨然想当年蒙段废兴之故，兴今日小民乐利之休。”苍山叠翠，流泉飞瀑，塔影绰约，白族民居掩映在青山绿水间，洱海上商船往来，犹如绘制了一幅人间美景图卷。就在作者徜徉于自然风光的怀抱时，不觉“心旷神怡”，“飘飘乎有凌虚之想”。
将该碑与《同游太极洞题记摩崖》相比较，各有千秋。从总体上来说，《同游太极洞题记摩崖》行文简洁明快，《游洱海浩然阁宴集临水亭记》则是篇幅较长，读来情致绵延。从两文的意境来说，《同游太极洞题记摩崖》描述了太极洞景观的自然呈现。而着重描写了作者内在心绪与外在自然的契合。在表现形式上，《同游太极洞题记摩崖》中，作者对太极洞的描述客观，以目之所见，描绘“天造地设之，以遗其人乎”，赞叹大自然的造化神奇。《游洱海浩然阁宴集临水亭记》中，作者借助艺术的联想，将苍洱自然风景与心理活动勾连，同时又将出游乐趣与社会太平、风调雨顺天时地利等方面联系，将作者个人内心世界的超脱澄澈与自然、社会和谐有机交融，使得文章气韵生动而混融深邃。
三、一文多体
白族古代碑刻一篇作品中亦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文体，即“一文多体”，充分体现了文体文学性和实用性的紧密结合。如《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并序》、《故大师白氏墓碑铭并序》、《故大理路杨氏躬节仁义道济大师墓铭并序》等碑中，可见传与铭、序等文体杂合。骈文与散文结合使用者亦是不乏例子。“如《南诏德化碑》是使用当时汉族中流行的骈散兼行的文体”，《袁豆光敬造佛顶尊圣宝幢记》、《兴宝寺德化铭并序》、《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等等，亦都属此类。
这里以“二爨碑”为例分析白族碑刻中多种文体的综合运用。
爨氏是古代白族的大姓之一，《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白族代表性的碑刻作品。
《爨宝子碑》采用的文体中，除了墓碑常见的传记之外，还综合运用了“铭”、“诔”、“哀”、“吊”多种文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