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夭亡早逝之人生悲剧感
古语言“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表达的便是对生命短暂易逝的感慨。总观白族古代碑刻夭亡者的墓碑可见,碑主孟孝琚、爨宝子、赵生忠、杨武均英年早逝。《孟孝琚碑》言孟孝琚“为问蜀郡何彦珍女,未娶,十月癸卯于茔西起坟”;《爨宝子碑》言爨宝子“春秋廿三,寝疾丧官”。《赵生忠墓碑》言赵生忠“丙子正月十八日生”,“不幸于大德九年丙午岁三月初一长逝”。《故儒生杨武圹志铭》言杨武“生于正统丁巳”,“景泰丙子正月二十四日未时病卒于家,世寿二旬,卜葬弘圭祖茔”。孟孝琚去世的年龄按碑文推测大概在20岁左右。碑文言其“为问蜀郡何彦珍女”。据《礼记·昏义》可知,贵族男子二十岁结发加冠后便可娶妻,由此可推知孟孝琚去世时为20岁上下。爨宝子去世时“春秋廿三”,为23岁。元代的赵生忠终年31岁。杨武则在24岁时去世。从他们的年龄看,去世的时间正是人生奋发有为的黄金时期,可谓英年早逝。对孟孝琚的早逝,碑言“嗟命何辜,独遭斯疾”,“痛哉仁人”之语,抒发生者对孟孝琚夭亡不幸的遗憾。加之,孟孝琚年幼“失母”,“十岁随官”,自幼丧母的人生经历更为其早逝增添不幸的色彩。《爨宝子碑》言“莫不嗟痛,人百其躬”;《赵生忠墓碑》中则感慨“呜呼!斯人也,不幸短命,今也则亡”,生者对亡者生命短暂的悲痛溢于言表。
其次,孟孝琚、爨宝子、赵生忠、杨武本为有才华之人,其夭亡的命运进一步激发生者强烈的悲剧感。
孟孝琚“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改名为琼,字孝琚”。孟孝琚的行状中书写了他的家世、求学、改名取字的情况,可知其个人修养深合儒家的道德礼仪规范。碑文专门提到了孟孝琚学习韩诗和精通《孝经》。对照时代背景,可知东汉时期,统治者热衷于儒家礼乐仪轨的建设,十分重视对《诗经》、《孝经》等儒家经典的学习。《后汉书·儒林传》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可见光武帝本人对儒家经典十分地喜好,还专门设立五经博士讲授儒经。明帝对儒学更为推崇,亲自讲授儒家经典,掀起了儒学经典学习和讨论的热潮,并将《孝经》明确为贵族士子必须精通的课程,由此可见,孟孝琚所受的儒学教育与当时儒士别无二致,加之其“博览”,虽此处碑文残缺,但可推知其言孟孝琚涉猎广泛,应是颇有才学。行状中还言及孟孝琚改名为琼,取字孝琚一事。按《礼记·冠礼》:“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冠礼就是成人礼,所以,孟孝琚应在举行冠礼之后才改名取字,这也标志着他此后的人生进入担负责任,施展才能和抱负的有为时期。孟孝琚所改的名字中使用了“琼”、“琚”二字。琼与琚均为美玉,古代常以玉比拟君子温润的人格,温柔敦厚的人格素养正是儒家个人修养标举的境界,体现了孟孝琚人格对中和之美的追求。碑文赞誉孟孝琚“敦仁”,足见其做到了人如其名。杨武的人生经历与孟孝琚极为相似,碑言:“姿禀敏慧,甫及七岁,同兄从师于五峰书馆,习诗六艺之文,入孝出悌,进退揖让。”他亦是德操高尚之人,不但孝敬父母,待人友善,而且饱读诗书。可见二人均在学识修养方面为进入“有为”时期作好了准备。从《孟孝琚碑》言“为问蜀郡何彦珍女”来看,孟孝琚刚及谈婚论嫁之事,杨武则“未及婚聘”,均因早逝,大有可为的人生蓝图未及展开,生命乐章戛然而止。
爨宝子则稍有不同,他自幼德才兼备。碑言:“通旷清恪,发自天然。冰洁简静,道兼行苇。淳粹之德,戎晋归仁。”又言:“州主簿、治中、别驾、举秀才、本郡太守,宁抚氓庶,物物得所。”在步入仕途后,担任多种官职,很有作为,深得百姓拥戴。然而就在仕途蒸蒸日上之时,不幸亡故。赵生忠则是“为人温良敏惠,尊事三宝,孝敬父母,悌爱手足,通释习儒,睦睦和谦”。亦在正当年之时去世。他们的人生因为早逝产生了强烈的扭转,生命的美好为命运无情地毀灭,命运的悲剧感由此萌生。
就在生者对“孟孝琚们”的人生悲剧而情动于衷的同时,面对命运无常亦生发了无可奈何的慨叹,并将命运的不可知归因于天命,个人无力掌控生死,人心因此失落抑郁。
《孟孝琚碑》诔辞开头将其命运归结为与天道有关,碑言:“四时不和,害气蕃溢。”这里为孟孝琚命运不测渲染了悲剧气氛,同时将其人生与“四时”天道相联系,表现了与儒家天命观的认同。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意谓天是一切的主宰,四季变化,万物生长,都是上天的安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则阐发为:“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将和谐视为上天调和阴阳,化生万物的根本原因。又言:“天之所起其气积,天之所废其气随。”把天命运行与气之终而复始的变化视为一体。既然四时之气不调和,万物无以生存,所以孟孝琚早逝夭亡乃天命所向。在《孟孝琚碑》诔文的最后,集中书写了孟孝琚的父亲失去爱子的心情。碑言:“颜路哭回孔尼鱼。”这里引用了颜路、孔子对颜渊、伯鱼早逝悲伤不已的故事。孟孝琚之父丧子的心情犹如颜路、孔子失去心爱的儿子一般,十分的沉痛无奈,痛苦之极,以天命难违来进行自我安慰。《爨宝子碑》叹宝子之逝乃是“自非金石,荣枯有常”。这在面对生命死亡的无奈之余,多了几分坦然。《赵生忠墓碑》中母亲王氏面对儿子的早逝,“想其仪,思其德,志其言,返报立幢刻尊胜佛母像,以祈超生”。表达出作为母亲无法左右儿子命运,只好寄希望于宗教信仰获得安慰的无奈。
二、生命感伤之“立德”不朽
在《故儒生杨武圹志铭》有这样一句话:“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此之谓欤!”即言人力无为于生命的短长,但可以通过修身来实现人生的价值,表达了人们面对生命夭亡悲剧时生发的人生领悟。
在夭亡者墓碑中,可以看到以“立德”修身实现不朽的具体诠释。
《孟孝琚碑》言:痛哉仁人,积德若滋。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尚困于世。渊,亦遇此菑。守善不报,自古有之。非独孝琚,遭逢百,覆。恨不伸志,翻扬隆洽。身灭名存,美称修饬。勉崇素意,流惠后昆。
这里以“积德若滋”赞美孟孝琚的德行。又言“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借孔子的人生遭遇,明言圣人尚有抱负不能施展的困厄,何况于他人,对孟孝琚之逝充满劝慰之义。又言“守善不报,自古有之。非独孝琚,遭逢百。”再将孟孝琚的命运与儒家先贤联系。“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儒家前贤胸怀善念却抱道不施者不在少数。但却在历史上名垂千古,原因在于他们乃“有道仁人”。孟孝琚虽因命短而报复未施展,但其德操深谙孔孟之道,也一样会在历史上留名。
爨宝子、赵生忠、杨武亦是如此。《爨宝子碑》言爨宝子:“弱冠称仁,咏歌朝乡。在阴嘉和,处渊流芳。”又言:“声随风烈,耀与云扬。”赵生忠则“温良敏慧”,其德行给母亲和乡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武“入孝出悌,进退揖让”亦是令其兄和世人难忘。
孟孝琚、爨宝子、赵生忠、杨武的人生,以“立德”实现了生命的永生。这与先秦儒家关于“三不朽”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左传》言:“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注祊庙门,世之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这段对话中提出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司马迁言:“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徳,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污累其名,固已贵矣。”此处亦将立德作为“三不朽”的首要。魏文帝言:“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坯之土,唯立徳扬名,可以不朽。”言人生短暂与天道永恒的巨大反差中,个体通过“立德”将天道彰显,以有限的生命突破无限的时空,从而实现人生的不朽。罗伦言:“生而必死,圣贤无异于众人也。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亦看透了生命必有一死,肉体终究要衰亡的事实。但因为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有所建树而超出众人,所以能够虽死犹生。徐干言:“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又言:“夫形体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寿与不寿,不过数十岁;德义立与不立,差数千岁,岂可同日言也哉?”亦表达了对“立德”不朽的认同。
由上可见,孟孝琚、爨宝子、赵生忠、杨武虽夭亡早逝,但他们给世人留下了道德情操、学识修养出类拔萃的印象。他们在短暂的生命中以儒家道德人格完善自己,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世人对孟孝琚等君子人格的赞美,体现了白族对以立德实现生命价值观的认同。
透过白族古代墓碑,可以看出古代白族对生命与死亡的认识客观而务实。不但认识到生死的必然性,而且将死亡作为生命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甚至借助预营寿藏,以先行到死亡中去的乐观心态面对死亡。面对个体生命“夭寿不贰”,儒家“三不朽”成为人们生命价值观的核心支撑。人们在现世生活中依托立德、立功、立言、立名的价值体系,并以积极的态度追求之,也使得白族生命观最终回落到现世生命意义的追寻中,实现乐生贵德这一生命价值追求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