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说王安石的改革有些玩命，是因为在能看见的范围内，它的风险等级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皇帝他妈，还有七大姑八大姨明确提出反对王安石变法，天下毕竟是姓赵的。如果说这些都是次要，毕竟支持他的皇帝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可王安石没料到的是，这哥们儿虽然有一腔抱负，却没有秦孝公的能力、胸怀和手段，有的只是绵羊的性格，太监的脾气，二百五的本事。后宫里的女人们整天有事没事就在皇帝跟前一边痛哭，一边骂王安石不是个东西，把老祖宗留下的法度变得不成样子。起初，皇帝也不当回事，任她们闹去。可谁知，这帮贵妇愣是发挥了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发誓不整死王安石誓不罢休。今天不行，就回去好吃好睡，明天再战。终究，皇帝沦陷了！
此外，还有许多未知的风险，这注定将会是一次赔本的买卖，小则财产散尽，往大了说，难保不丢了性命，害了家人。稍有投资意识的人，都不可能去蹚这趟浑水。可王安石却有那么一股子倔劲儿，明知山有虎，却偏向虎山行。
当然，以上只是戏说。事实上，王安石变法的背景极其特殊且复杂。那个时候的大宋王朝，矛盾突出，危机四伏，赵家的天下就如大海上一艘摇摇欲坠的小舟，沉没只是时间问题。放眼国内，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危机”将宋王朝整得奄奄一息，像快断气的野狗；而土地兼并，连年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吃不饱、穿不暖的老百姓又成了最大的不安定因素。而积贫积弱的国情所引发的严重社会危机，更是不容忽视，就像是一个奄奄一息的老者，就等着两腿一蹬、两眼一闭了。
王安石的成长经历与他后来的改革有着很大的关系，他自小跟着父亲到过许多地方，以一个小孩子的见识，也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比较浅显而感性的认识。长大后，王安石又在地方为官多年，这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宋朝社会普遍存在的各种严峻的问题。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王安石在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全面仔细地分析了宋朝内忧外患的格局，将情况说得很严重，希望以此警醒统治集团，获得他们的大力支持，以此实行改革，推行变法。毕竟，皇帝年轻，又有一腔抱负，其中的利害关系他懂。
果然，皇帝着急了，接见了王安石，一番敞开心扉的谈论后，他很赏识王安石，便授权他进行变法。起初，皇帝对王安石寄予了很大希望，他几乎把所有身家都投了进去。王安石便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成立了大量的机构，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总结起来，无非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新法内容大致可以分为理财措施、军事措施等方面。比较出名的有均输法、青苗法和将兵法等措施。但在其改革过程当中，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因此，每一项新法的推动和实行都遭受到了他们不同程度的阻挠和反对。毕竟，有人从他们碗里抢食吃，他们怎会无动于衷？
宋神宗逝世之后不久，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这些人只干了一件事，他们马不停蹄地将新法悉数废除。他们不曾料到的是，废除了新法，这个王朝也终究没有了未来——四十一年后，北宋寿终正寝。
王安石的变法从一开始便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挠反对。变法，无非是改革变动旧的，生成新的，这本身就是万物成长的一个规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可是，在蛋糕的重新分配过程中，他必须要从那些官员、皇亲国戚手中夺取分配权。起初，这些人互相之间也是横竖都看不顺眼的那种，可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人纷纷团结在了一起，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为了阻挠王安石的改革，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有人说，王安石改革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是用人的失败，这个说法虽然有失偏颇，但也从一定层面上说明了变法失败的必然性。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再科学合理的政策如果执行不好，终究还是不会有好的效果。用人的失败，再加上王安石刚愎自用的个性，为改革失败埋下了定果。其实从一开始，变法就缺乏足够的准备，没有进行针对性的宣传工作，以至于很多人对此执观望态度，导致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搞政治的都知道，跟对领导很重要，绝不能糊里糊涂站队，这样的人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呢。而王安石过于求成，急功近利，所以他处理问题的方法极其简单，对反对和提出异议的人进行严厉的打击，让他们闭上嘴。然而，这样一来，却让最精英的人才大多走进了反对派的阵营。
司马光和王安石曾是极其要好的朋友，一条裤子两人都可以换着穿。变法开始后，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一些做法不太恰当，便给他写了一封信，将这些问题一一指出。原本是好心，可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回复了一封信，态度很傲慢，用词也很不客气，诸如老兄你眼光短浅、燕雀之志的话，气得司马光和他决裂。司马光非常了解王安石的个性，而且他对现实的认识远远比王安石更加透彻，他认为改革最终会走向失败，一切不过是瞎折腾罢了，便辞职找了个地方养老去了。后来，王安石二次罢相后，司马光回到朝廷，重掌大权，废除了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他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
王安石做的另一件错事，就是将苏轼贬谪。苏轼原本是王安石改革强有力的支持者，且才华横溢，富有思想。如果他能成为改革派的一员，那无疑是一员猛将。可就因为苏轼对改革中一些不太妥当的措施提出了意见，王安石便一纸命令，毫不客气地将他请出了朝廷，对苏轼很多正确的意见，更是置之不理。
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重用的一部分人，如章惇、章衡、蔡确、吕惠卿等人，虽说不是泛泛之辈，却也并无将帅之才。出于对王安石的忌惮，他们机械性地执行王安石的命令，并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大谋私利，为争夺利益明争暗斗，搞得变法派内部四分五裂，最终解散。
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实行，听不进别人正确的意见。但是尤为致命的是，他与最高统治者宋神宗多次发生分歧，以至于在改革后期越来越得不到皇帝的支持。王安石从心底里看不起这个软弱无能的皇帝，可是他没有弄明白的是，人家毕竟含着金汤勺长大，手中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你没事跟人家闹什么别扭啊。他的变法派内部更是矛盾重重，积重难返，最终四分五裂。而他本人二次罢相后，闲居江宁府，见保守派将自己的新法废除，大呼大宋王朝气数已尽之类的话，不久抑郁而亡。
平心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也不能完全推到保守派的反对上，他的一些政策和做法确实值得商榷。
司马光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面否定，更是在王安石二次罢相后，将他的变法内容一一取缔。理学大家朱熹更是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王安石，话说得都很难听，倒是对王安石个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南宋到晚清，针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论多如牛毛。元明清时的官方定论，普遍认为王安石变法乱了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毕竟你改的是人家祖宗定下来的规矩，成功了，那是皇帝的功劳，英明神武，勇于创新。倘若失败了，总得需要人来背黑锅吧。这种观点不仅为史学家认同，也为社会普遍所接受，一直持续了几百年。史学家为了混口饭吃，也不敢跟官方对着干。民间的普通老百姓，也没什么渠道能得到权威数据或是消息，又没受过高等教育，也就不太会思考这些高深的问题。保守党人认为王安石变法乱了祖宗定下的法度，促成的党派之争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好大一顶帽子，将北宋灭亡的屎盆子直接扣在了王安石的头上。后来南宋的皇帝们为了替自己的祖宗脱罪，也把北宋灭亡的祸种直接归于王安石，不是祖宗无能，而是王安石变法惹的祸。这种出于政治目的的不良用心，本来是没多大意义的，但是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以至于南宋以来王安石变法是被全面否定的。倒是有一些着名的大学者对王安石变法给予了相当高的肯定，如南宋的陆九渊，元朝的吴澄、虞集，明朝的陈汝錡、章衮，清朝后期的龚自珍、陆心源等人。王夫之甚至认为说王安石变法祸国殃民之人都是别有用心。王安石的思想对这些人影响深远。
20世纪后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王安石翻案。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之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胡适也非常赞同这种观点。20世纪前期的主流观点基本肯定了王安石及其变法，之后一段时间，对王安石的评价更多地是被套上政治色彩的枷锁，为某些集团和阶级利用，成为进攻对手的武器，如四人帮，基本没有多少研究价值。改革开放后，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热烈展开，相对客观。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认为它是封建统治者的一次改革自救运动，具有时代进步意义。变法期间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没有避讳，他们认为新法在实施过程当中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对商业活动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当国人还在探讨王安石变法到底是对是错的时候，王安石先生已经在国外拥有了相当数量的粉丝，成为了货真价实的政治明星。王安石变法和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政被称为是影响人类进步的重大改革。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可见其评价之高。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农业部长华莱士，在经济大萧条中所采取的一些农业政策也是借鉴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他本人对王安石更是推崇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