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歼7飞机的飞行员曾戏说：“歼7飞机是跑得快的近视眼。”形象十分贴切，也是歼7飞机长达几十年之痛。
这里“近视眼”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歼7原型机飞行员的目视距离近。飞行员向前观察，要通过复层的防弹玻璃和座舱盖的前玻璃，透过的光线七折八扣，透光率打了几次折扣，飞行员视力再好也看不远。这个问题经过歼7Ⅱ型改型，取消了防弹玻璃，保留了固定风挡的前玻璃，即防鸟撞玻璃，基本上解决了。
第二层含义是歼7原型机带有空空导弹，但没有一个好的雷达，只有雷达测距器。当然歼7飞机空战可以依靠地面雷达引导，但自己带的空空导弹可以攻击大于10千米之远的目标，而只有测距功能没有方位功能的雷达测距器也仅可测距5~7千米，导弹的作用远远不能发挥。因此为歼7配上一个真正的雷达，不仅是夜间、复杂气象战斗的需要，也是白天作战的需要。飞行员依靠目视，好天气时也只可搜索到10千米多一点儿，更远必须依靠雷达。所以苏联的米格-21早期出了米格-21Φ-K13昼间型之后，后面大量的改型，从21ПP、ПΦ、M、MΦ到Биc，都是带雷达的全天候型。印度从苏联引进仿制的即是ПΦ和M型。
我国1962年引进昼间型仿制成歼7飞机后，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众所周知，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的歼7改进改型规划中，即有第三期改型把歼7改成全天候型的步骤。以后歼7有了近距格斗导弹，可以离轴发射，但没有多功能雷达，离轴功能不能发挥，更进一步加深了矛盾。
让歼7飞机有一对好眼睛，而不是近视眼，既能较远地“看”前方，又能识别敌方方位指引导弹，是我们曾经为之奋斗了多年的往事。可惜歼7全天候型未能如苏联体系那样成为歼7飞机的主角。歼7ⅡA引进国外电子火控系统时，当时的电子技术还做不到在小机头内装上多功能雷达，只能有一个较好的测距雷达，从距离上（可测距15千米）配上导弹。歼7E型机翼改型时曾有第二步改机身，解放机头装上雷达的设想，但也未能如愿，这个愿望留给了两侧进气的超7。
现在由于雷达技术的进步，可以小型化了，不改飞机机头，也可以装上雷达，歼7G型机在年轻一代设计师们的努力下实现了这点，虽然晚了一点，但圆了解决歼7飞机近视眼的梦。歼7飞机终于有了一双好眼睛！
回想过去，往事未必如烟。
歼7改型在“文革”中艰难前进
原型歼7飞机引进后，是先使用后仿制的，所以较早收集到部队在使用中发现而要求改进的问题。1968年6月，三机部和空军在沧州召开的会议上，132厂得到了空一所提供的一个歼7外场使用中400多条问题的清单，112厂接触得早，112厂设计科科长胡淡同志在会上谈了歼7飞机一、二、三期改进的设想。这个会132厂设计科副科长沈泳沅同志参加了，会上成立了以三机部为组长单位，国防部六院和空军为副组长单位的歼7飞机改进改型领导小组。此后，112厂不再参与歼7工作，歼7改进改型工作全部由132厂承担。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底开完歼教5的定型会，1967年开始，我就“靠边站”了。1967年5月6日，132厂发生震惊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开枪打死50多人的武斗时，厂内办公室的人都跑光了，我作为不断写检查的当权派，还老老实实地坐在设计科办公室。大约上午10点钟，好心的设计员王惠铨跑来偷偷地告诉我：“厂外已经有几万个城里来的造反派把厂围住了，看来要出大事了，你赶快走吧。”我一听不得了了，赶快出厂。厂门口果然双方对峙，剑拔弩张。回到家中，下放在车间劳动的爱人埋怨我怎么那么迟钝，要死人了。果然不到一小时后，就听到厂门口枪声大作，保卫工厂的一派冲锋枪就打开了。厂外城里来的造反派宣传车上高音喇叭反复广播：“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枪声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鼓动造反派冲进厂去。这一天开枪打死的造反派50多人大部分是中学生，宣传车上则是北京来的大学生。造反派推翻工厂的围墙冲进了工厂，守工厂的厂内保守派退出工厂逃往附近农村。中共中央专门发了文件，处理这全国第一次开枪的武斗“5·6事件”。132厂的确成了“文革”中的重灾户。
1968年10月，厂里掌权的造反派成立了劳改大队，对几百个“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再加上坏头头（保守组织头头）集中起来，实施劳改，我作为全厂唯一的“反动技术权威”，也被赶进了劳改大队。每天由武装民兵押着，齐声高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排队前去劳动，挑石头，筑清水河堤，修机场护厂沟等。这些重体力劳动，在某种程度上，比每天在走廊上写检查，清扫厕所，在思想上还轻松一些。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始终不理解，老老实实干工作，一直听党的话，也做出了成绩，为什么会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联想到1958年反右运动后期右派分子的下场，想想自己、妻子、子女，想想年迈的父母，都会怎样，确实令人不寒而栗。但一切都没有办法，只好一天挨着一天过。
1969年8月，科里造反派宣布我“解放”，回去当设计员。1970年4月，厂革委会调我去生产指挥部当设计组长，代表工厂指挥两个设计连队。此前不久，厂军管会决定撤销原有车间科室编制，全厂实行军事编制管理，工厂总部机关设立三大部，基层设定了13个大队，77个连队，车间科室都成为连队。3月份军管会改为工厂革委会，军事编制不变。此后，生产指挥部陆续给我调来下放在车间劳动的黄理章、薛炽寿、王致斌三名设计员作为设计组的成员。
我当时第一件大事是组织歼7Ⅰ型的全机静力试验。通过六项改进的歼7Ⅰ型飞机陆续在生产线上往前走，原来北京要求1970年当年研制成的歼7Ⅰ型飞机完成100架，后来眼看完不成又改为60架，但按研制的试飞提纲飞好的飞机，已有十几架之后，一直没有人来接收。后来才知道，空军内部不少人全盘否定歼7飞机，对歼7六项改型的否定，更不在话下。因此三机部军管会主任周洪波几次和厂里领导说，要恢复原型。经过据理力争，最后总算保留了：加左航炮、改无级调锥及唇口改圆等三项，座舱盖加高、机翼整体油箱扩大被否定，改815乙发动机被认为不成熟，最后形成歼7Ⅰ型三改三不改方案，重新试制。
1972年4月9日，我早上上厕所发现大便全是黑的。最近一段时间胃常不舒服，老毛病没当一回事儿。爱人代我拿了便样去医院化验，我仍上班去了。不久爱人拿了4个“+”号强阳性隐血化验单到我办公室———胃大出血，立即把我送去医院。第二天，生产指挥部领导来医院看我，希望我能与革委会的孙志端副主任一起去北京向叶剑英（军委）副主席汇报歼7工程三改三不改的问题，这时我已无可奈何了，我推荐薛炽寿代我去参加。孙志端原是172厂的厂长，“文革”中挨整后由部里出面把他调到132厂来的。
早在1970年11月，在北京，我和三机部李在田同志一起去空军科研部机务部汇报歼7Ⅰ型6改方案，汇报完后机务部何培沅副部长提出Ⅱ型改型的重点是取消带离弹射，再下步歼7改型是搞全天候型，希望能让歼7装上小型化的645雷达，因为空军已决定在歼击机种中，必须有五分之一的全天候型。
1972年10月，三机部在北京召开考察米格-21ПΦ引进技术会议，孙副主任和我等去参加。之前，为改成歼7全天候型，三机部张金波处长带队，132厂设计连连长张仁保和设计员王杰两位同志参加，去朝鲜考察了米格-21ПΦ全天候型飞机，进行了粗糙的外形测绘，收集了一些外场材料，带回了火箭弹射座椅、雷达及2C型发动机等实物。这个会就是介绍考察情况，开展歼7第三期改型为全天候型的会议。段子俊副部长出席会议并发言，强调部队急需歼7全天候型，132厂要当大事来抓，要求1976年底前后改型成功定型。会议开了整整10天，包括研究发动机的改型，有5个很具体的会议纪要。我在会上提出，最好能拿到一架ПΦ飞机，否则1976年完成的进度很难保证。611所派出谢光和吴逢光二人参加了此次会议。1972年9月，工厂恢复科室车间，撤销大队连队，原十大队所属设计、特设、试验、技术情报等科室和模线车间改制为设计所，我任副所长兼设计科长，主管设计。原来两个设计连合成为一个设计科。
10月会议以后，设计科内三期改型方案工作就展开了。三期改型的中心是放大机头，在中锥内装上204雷达（雷达厂推荐的）。放大进气口的尺寸就按照考察时带回的ПΦ飞机大致尺寸。此外，还研究改吹气襟翼，加机背油箱，加大起落架，装改型发动机，增加机翼外挂点，改红外照明。这些工作与歼7Ⅱ型改型几乎是在同时进行的，因为重点专业工作并不重叠。Ⅱ型重点是弹射救生，Ⅲ型重点是火控系统。
但是当时全厂的工作重点是搞好质量整顿，歼7Ⅰ型重新按三改方案试制，争取尽早定型进入批生产。重新试制的三批一架歼7Ⅰ型飞机于1973年9月送630所作定型试飞。
1973年9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按“部院结合、厂所挂钩”的原则，国防部六院划归三机部建制。
“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132厂原厂长马诚斋改任工厂临时党委书记。1973年9月马诚斋提出工厂应走320厂的路，要搞一支较强的设计队伍，做一个规划开展自行设计。之后，复出后的谢明副总工程师升任革委会副主任，除质量整顿外，还狠抓工厂的技术改造，设计性试验的技术改造也列入其中。
划时代的襄樊会议
1973年11月，我率张仁保、李宗俊、包于涵、王月新、顾凡清等出席三机部在襄樊（现在的襄阳）召开的歼7、歼8弹射救生装备协调会。这是部院结合后的一次重要会议。
早在1970年初，座椅设计员包于涵就与我谈过座椅改进，取消带离弹射改为敞开式火箭弹射，当时决定派人去参加空军主持的歼6座椅改进试制试验，学习他们的经验。1970年12月，派出的沈泳沅、顾凡清开救生会议回来，涉及歼7二期改型，向孙副主任汇报，建议成立救生方案的研制小组。此后，座椅及舱盖的改进方案一直在进行。我们带去的歼7火箭弹射救生方案，首先是继承了歼7原型座椅手脚保护等机构比歼6先进，因此取得空军主管此事的军训部同志的支持。取消带离弹射后的座椅装有专用的平台火箭包，可实现零高度救生，有专用的人椅分离器，分离人椅放出装在椅内的救生伞。舱盖改为固定风挡和后折返舱盖，取消原有的防弹玻璃。舱盖将有Ⅱ型和Ⅲ型的两种外形。这个方案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会前准备比较充分，汇报和讨论比较扎实。这时六院的救生专业所610所成立不久，他们带去了歼8头靠伞的救生方案。会上有人建议只合成一个头靠伞方案，歼7的坐伞方案应该下马。由于我们据理力争，又得到部机关同志的支持，最后终于取得了歼7座椅方案和歼8座椅方案可以并进的结论。这次长达11天的会议，对歼7Ⅱ型成功改型至关重要，当然也预定用于歼7全天候型。我们争这个改型权，是冒着极大风险的。既有技术上的风险，也有工厂生产形势不好造成的进度上的风险。更令我这当干部的人感到还有政治上的风险：万一救生失败，当时尚在“文革”之中，随时都会有政治帽子飞来。但是歼7飞机原型救生不安全是空军最大的担心。据介绍，当时国内歼7飞机共有七次重大事故，其中迫降成功二次（包括1972年3月我厂一次），五次跳伞，其中四次一等事故，飞行员都牺牲了，一次二等事故，但飞行员被压伤颈椎导致终身残废，真是触目惊心。这是我们下定决心挑起歼7改型重担的思想动力，当时我们叫做“革命加救命”。在进度上我们又必须走在歼8方案的前面，虽然歼8方案是倾一个所的力量在做，但如果歼8方案先成功了，又会有人主张停止歼7方案的。所以我们舱盖座椅组的设计员，在工厂生产形势不好时，自己在车间推着零件车跑工序，急进度所急，都在情理之中。
1974年5月，三机部正式下达任务，由132厂负责歼7弹射救生改型工作。
132厂从“文革”的混乱中正在逐步恢复秩序，但总体上讲，一部分群众派性严重，干部又不敢管，劳动纪律太差，不少车间都是冷冷清清的。孙副主任主管全面生产工作，也没有多少办法，其实他与中层干部一样，从“文革”中吸取教训后，始终坚持不过“三八线”，即不管“文革”政治运动，只管生产。这时他对我们的工作安排是：歼教5生产的优质过关，歼7Ⅰ的设计定型工作，歼7Ⅱ改型发图工作，歼7全天候改型方案工作，齐头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