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我派总体、气动专业的郑维川、刘远孝、向文政、寿伯康、徐德寰等五名同志带了歼7全天候初步方案去北京、沈阳、南昌、哈尔滨的机关、部队、厂所等20个单位调研。其中包括引进斯贝发动机的情况，收集了不少资料。在空军作战部，李济中处长讲：“部队急需歼7全天候，主要任务是对付敌夜间来袭的轰炸机。”他要求改型时要注意保持原来歼7轻便的特点，不要越改越重。火控系统要航炮、导弹和火箭都能带，雷达最低高度要在2500米以上（不截获地面的最低高度），要求配一个简单的火控计算机。希望能加大飞机的作战半径，即机内要加油；要改善飞机的起降性能；要装自动驾驶仪，夜间飞行，飞行员容易出现错觉，到时候自动纠正，红光分散照明是需要的，等等。这些调研，对我们很有用。
1974年3月，我带宋开基、黎石山、徐德寰等去大足空军基地调研。目的一是与部队同志座谈歼5甲和歼教5的使用情况，研究歼教5与机翼大梁孔产生裂纹的排故方法。由于1972年12月部队一架歼5飞机飞行中机翼大梁折断造成一等事故后，引起对歼教5、歼5甲机翼大梁普查，普查结果歼5甲大梁没有裂纹，歼5及歼教5都有。目的二是征求飞行员对歼7全天候方案的意见。大足的部队有一个独立大队是夜航部队，用歼5甲飞夜航。飞行员听了我们对歼7全天候方案的介绍后，寄予很大希望。特别强调雷达一定要好，导弹必须配，炮不行了，必须能远距离截获进攻，打轰炸机必须用导弹。飞机重一点儿笨一点儿，都不要紧。仪表希望多一些综合型的。如果有双座夜航机最好。他们说飞夜间课目，一个人太忙，不管夏天、冬天，都出一身汗，训练时间长，雷达又不好，又要顾舱内舱外，一个人够忙的了。飞行员们普遍感到飞机发展应该有一个长远规划，我们与苏、美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太落后了，希望工厂的同志多作贡献。
4月，我派设计员张殿杰去贵州与011基地协调为歼7全天候配加大推力的发动机，以涡喷7乙为基础加大流量，达到全加力可有6600千克力。
4月20日，我厂歼7Ⅰ型三批一架在阎良定型试飞时，由于着陆时目测不准冲出跑道导致右机翼损坏，我带十余人赴阎良处理飞机。
早在1975年初，三机部的年度计划要求我厂在1975年内完成歼7Ⅲ型外形设计、吹风，完成总方案上报。4月份三机部在北京召开10年规划会，歼7全天候已列入规划，要求132厂于1979年完成定型。所以在此期间抓紧讨论了歼7Ⅲ的各系统方案。1975年5月以工厂的名义上报了歼7Ⅲ型研制总方案（75）厂革生密字171号文。
1975年3月12日，三机部下达文件，611所与132厂结合，所的建制归132厂领导。这一决定，后无实际行动，因而未实现。
5月，工厂据部里精神，组织讨论10年规划。会上，我提出除歼7Ⅲ外，应搞歼教7及歼7后继机，可暂名为超歼7，采用单台斯贝发动机，两侧进气，有拦截能力。经厂里讨论决定歼教7不搞，后继机暂不提。
6月，三机部李际泰部长及六院徐昌裕副院长来检查工作，我向他们汇报了歼7Ⅰ型定型和歼7Ⅱ型改型进展的情况，并汇报了歼7Ⅲ型的方案。徐副院长说Ⅲ型方案要开一次方案论证会，已定的7条改型原则很好。在此之前我们收集到的空军部队对歼7Ⅲ型改型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4条：
（1）歼7昼间型仍需要，白天不一定开雷达。全天候主要是夜间可拦截轰炸机，轰炸机可以为目标。
（2）保持歼7简单轻便的特点，突出飞机中高空性能。但雷达一定要有低空使用性能（高度不低于2500米），以拦击敌轰炸机低空突防。
（3）争取加大作战半径。要争取在敌方发射地空导弹前打掉敌机，故作战半径希望达到400千米。
（4）改善起降性能，如能达到滑跑距离500~600米。
我们的歼7Ⅱ型敞开式火箭弹射救生项目改型正在积极进行，试验是首先自力更生土法上马。8月，李部长和徐副院长专程来厂，观看工厂自己动手组织的零零弹射试验和空中人椅分离。132厂在“文革”中形势一直不好，经常受到批评，但改型工作一枝独秀，当场受到李部长他们的赞扬，真不容易。
此前，空军受吴法宪一伙人的影响，有“歼6万岁”、“歼6可以打遍天下”的谬论，因而有意压制歼7。当时空军内部仍有争论。为了肃清它的流毒，在国防工办的促进下，空军于1975年3—8月，组织进行了177架次的歼6、歼7飞机对比试飞，最后得出结论：歼7飞机高空高速性能明显比歼6好，中低空性能两机各有优势，可视为相当，故全面衡量，歼7飞机性能优于歼6飞机。1975年9月21日，空军在故城举行了两机性能对比飞行表演，出席观看的有国家计委、国防工办、总参、空军及三机部的领导。从此结束了这一场争论。
1975年11月李际泰部长在部的天津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副主席给我交代了好几次，要赶快搞歼7，要以歼7换装歼6。”歼7Ⅲ是预定的新机之一。我厂歼7Ⅲ的设计打样工作全面展开，吹风试验、外协计算课题、成品协调工作也全面铺开。
空军司令部（简称“空司”）接到我厂5月上报的歼7Ⅲ型研制总方案，原则上已同意，并据此于1975年10月14日向总参以（75）司科学第64号文报告“关于歼7全天候飞机战术技术要求”，抄送国防工办及三机部等。该报告称：“歼7全天候飞机是空军夜间作战急需的飞机。早在1972年三机部就正式下文，132厂进行改型研制。该厂已做了大量工作，并于今年五月提出一个研制方案，预计1978年第一架改型飞机上天……”
1975年11月三机部接到空司报告抄件后，立即向总参上报《关于歼7全天候飞机战术设计要求的几点意见》。这样，歼7Ⅲ型立项就等总参批了。
歼7Ⅱ型研制，各单项都进展良好，阻力伞舱上移这一项，经过二次试制，完善了“双门后钩”方案的研制。1975年11月在张家口部队进行了鉴定试飞。由于阻力伞的着力点自后机身腹部移到了机尾上部，因此可以提早开伞，甚至在离地尚有0．5米高度时即可空中开伞，大大提高阻力效益。我去参加了这次试飞。由空7师任组长单位的试验鉴定小组认为效果很好，建议批准定型。
而三改的歼7Ⅰ型飞机，经过试飞研究所鉴定试飞，于年初完成全部课目后，在1975年4月已完成设计定型审查，6月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
1975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国发（1975）120号文件批转《关于常规装备科研定型生产中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根据文件精神，空军和三机部着手清理整顿压缩飞机型号。空军和六院都倾向于歼7Ⅱ型不作为一个型号，而部机关倾向于作为一个型号。原因是歼7Ⅱ型手续不完善，也没有飞机改型后的战技指标。而歼7Ⅲ型均有报批手续，手续完备，可以作为一个型号。
歼7Ⅱ型不作为一个型号，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很不利。而且没有型号就没有研制费，如果Ⅱ型改进4个项目都作为歼7Ⅰ型的后续内容，使用生产都成大问题。所以我两次带薛炽寿等去北京呼吁。一次是1975年11月，一次是1976年2月。分别向空军、六院、三机部机关汇报，据理力争。麻烦的是工办和总参吸取歼6改型多而乱的教训，也主张不另给型号。空军的意见，可以成熟一项改上去一项，6改7改的Ⅰ型。可是管理上不就更乱了，于是在与空军讨论的过程中，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给歼7Ⅱ型起一个乳名，叫歼7Ⅰ改。在与工办讨论过程中，谢光局长的意见起了作用。他认为成功一项改上去一项的想法可以理解，但作为管理和生产不行，特别4改以后，作为一个主力机种，没有一个型号是不行的。这时六院的同志也转过来赞成给一个型号了。尤其是发动机改了，带离弹射取消了，与Ⅰ型大不一样。接着我们就研究如何报批。
2月份谈完Ⅱ型问题，我和薛炽寿、寿伯康、曲鸿义等五人就在空科和六院分别讨论歼7全天候的任务要求、发动机、增加外挂等具体问题，因已经明确作为一个独立型号，谈问题可直截了当。
我在北京时感冒咳嗽不止，坚持办完事。3月5日返回成都当天即住入医院，经诊断为大叶肺炎，用了多种药，均吸收不下去，医生开玩笑说我是在北京感染了外地特殊细菌的肺炎。直至17日才提前出院。
1975年11月29日，我父亲在上海因胃癌去世，享年82岁。他去世前我曾在上海陪伴半个月，后接通知参加歼7Ⅱ型阻力伞舱项目在张家口部队鉴定试飞，匆匆离沪赴张家口，几天后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是1973年去世的，至此，我已父母双亡。
出国考察
接三机部通知，1976年5月19日，我出差北京，到总参第一招待所报道，准备出国考察。这是总参外事局组织的以国防部名义赴埃及的军事装备考察团，团长为国防工办副主任叶正大同志，考察对象为飞机、导弹、雷达、高炮、装甲车、舰艇等武器装备，除总参、空军、二炮等部队同志外，部分为厂所同志。代表团共25人，据说除出国演出的文艺团体外，为我国在此以前出国团组中人数最多的。我的对外身份为国防部处长，成员中除少数为留苏学生外，大部分均为第一次出国。当时还在“文革”后期，出国的清规戒律很多，有的事现在看很难理解，如在外边使馆的工作人员都禁止看当地的电视，有电视机都不准用，如此等等。所以出国筹备工作，包括学习形势任务，涉外规定等花了不少时间。5月19日报到，中间又因故延后几天，直到6月11日才正式成行。在埃及共一个月零五天，7月16日才回国。实际有效工作时间共23天。
5月19日我自成都坐飞机飞北京，飞机居然晚了7小时，所以晚上才找到总参招待所。第二天，叶正大来找我，嘱办两件事，一是弄清1971年考察米格-21ПΦ时带回的资料有多少，二是向三机部情报所借一个可拍资料的照相机。另外，要多考虑回来后如何促进歼7改全天候型的工作。
从业务上做准备工作，我主要找资料了解有关埃及飞机的报道，并拟定出去后的工作重点和希望搞清楚的关键问题。
当时正是第4次中东战争即1973年埃及以色列十月战争之后。苏联为控制埃及，历史上进入埃及的军事专家及部队曾多达两万多人。1972年前被埃及当局陆续设法弄走了大部分。十月战争以埃及夺回了西奈半岛的胜利而结束，1974年埃及和美国复交，总统互访，美国对埃及开始提供援助。因苏联逼债过甚，1976年埃及废除了《埃苏条约》。当时为还债，埃及好一点儿的东西全让苏联拿走了。埃及老百姓说，就是金字塔没给搬走。因此，苏联对倾向美国的埃及总统萨达特恨之入骨。埃及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阿拉伯国家，1976年，当时埃、中关系越来越好。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来访，我国总理华国锋与他会谈，气氛十分友好，穆巴拉克对华说，希望中国能提供援助，但绝不使中国为难，力所能及即可，并表示对中国的无偿军援埃及应该返还一些报酬，否则过意不去。这样，达成了对埃及援助同时我方派人去考察的原则协议。
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人去看看，组织的25人代表团中13人是厂所的专家。5月，由总参、工办和外交部联合写出派军事技术人员出去考察的请示报告，已经中央批准。
根据分析，出去的工作，立足于不能提供样品资料，花10天时间用于一般考察，然后分专业做8天的专业考察，其中的重点是我国过去从未接触过的米格-23和萨姆-6防空导弹。为了做思想和业务上的准备，代表团请了外交部西非亚洲司的司长，总参装备部的部长和何正文副总长来给我们做了报告，工办、总参外事局和空军的领导也分别来做指示，准备工作是很隆重的。出国计划也经总参领导批准。
离开北京，先飞到德黑兰，过了两个晚上，转机去埃及。那时德黑兰尚是国王统治时期，路上所见，妇女穿着已全盘西化，国家的年收入石油资金多达200亿美元，许多高楼大厦都在建设中，路上行人不多，都是汽车，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我们曾去参观了波斯立国2500周年的纪念馆等。
到了埃及，我们住进了他们国防部为我们准备的住处，全天都有卫兵警卫。我们除在外出时在车上所见外，都不许步行出去。但域外风情仍有所领略。
到埃及后，先集体进行一般活动。了解国情军情，如参观金字塔，有专人带我们进入塔内通道，参观狮身人面像，参观旧皇宫、开罗博物馆，参观沙漠中的修养地。又参观了空军基础设施，参观十月战争在苏伊士运河两侧双方的大炮阵地等。路经苏伊士城市可见到大量被损毁的房屋和击毁的坦克等，可看到双方交战炮火是很猛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