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肃反从首先杀害红九师政委宋盘铭、继任的红七师师长叶光吉、政委盛联钧等人开始，杀来杀去，在夏曦的眼里，到处都是反革命，就连他自己的四个警卫员，也被杀了三个……
屈八自然不知道肃反的所有情况，但他作为军部工作人员，亲眼目睹了在第一次肃反时，敌军逼近洪湖，被保卫局抓起来还来不及杀的红军干部、苏维埃领导，全被装进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淹死……第二次肃反时，他随军大转移，经常日行百里，而且是交替掩护，边打边走，为减轻“负担”，被抓的一百多干部，除了军部一位保卫干事和两名年轻的副团长得以幸存外，其余的在一夜之间全被处死……
屈八内心恐惧不已，又无法阐释所看见的一切，因为一批批死难者面对自己人的枪口、大刀、石头，临刑前高呼的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因为就连本来是搞肃反的肃反者，杀了很多人的人，最后自己也被杀了。到底谁对谁错呢？
一个并非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最高领导人夏曦的有关“阐释”。
那是一位红军高级干部在被酷刑拷打后、临刑前对夏曦说，你讲我是反革命，我只有死了以后才能昭雪了，可那么多为创建红军、创建苏维埃流血牺牲的老同志，怎么都会是反革命呢？夏曦的回答是：“这些人是为了破坏革命才参加革命，为瓦解红军而发展红军，为搞垮根据地而建设根据地的。”
屈八认真领会最高领导人的这句话（最高领导人的话是绝对正确的，不容置疑的。他屈八已经明白谁若有所怀疑，谁就是反革命！），反省自己参加红军的动机。他认为自己当初入伍，确实是无处可去了，但正式成了红军后，他绝没有半点其他的念头，他已经把自己融为了革命的一体。那么在现在的这种形势下，自己只有紧跟最高领导，才能表现出真正的革命性。于是凡是要他抓的人，他立马去抓，凡是要他杀的人，他连眼都不眨便杀。只是他的内心仍然恐慌，倘若这样杀下去，会不会轮到他屈八——许老巴呢？
尽管他坚决执行命令去抓去杀，他却害怕有一天他也会被抓被杀。
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改组派”“第三党”“托洛茨基派”等等的罪名越来越多，有几个人在一起喝茶就被说成是“喝茶会”，有几个人在一起散步，就成了“并肩会”，就连几个人在一起吃东西也成了“麻花会”（吃的东西中有麻花）……
屈八庆幸的是，他没有被套进那些“圈子”里去。他喝的是生水，不（可能）喝茶；他住的是兵营，不（可能）散步；他吃的是大锅饭，不（可能）和几个人在一起吃麻花（那得是领导人才有的条件）；他不乱讲话，从不表示什么疑问，他反正是组织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所以他仍是组织信任的人。
清党开始了。夏曦起草的关于清党的条例中明文规定，能够留在党内的、准予登记的党团员是：出身于产业工人、雇工、手工业工人，贫农成分；出身于中农家庭的必须是“最可靠、最积极的分子”……清除出党和不予登记的党团员是：家庭出身地主、富农的；加入过各种“反革命组织”的；“不遵守党的纪律的”；“政治盲动的”……
这回屈八逃不掉了。屈八在被清除之例。
在屈八的文字档案或“口头档案”里，尽管他有火烧地主爷老子寨子、叛逆出逃的记载，但毫无异议的被列为必须清除出党的“家庭出身地主、富农者”。
一个任务，交给了屈八，那就是要他送一封信。
这封信，就是一个杀人名单。屈八只要将信送到，收信的就按照信里所列的名单抓人，且立即枪杀。
屈八曾经送过这样的信。
屈八还知道军部一位同志在将这样的信送到后，正准备离开，却听得一声大喝，哪里走，绑了！原来这位送信的同志就在名单上。
屈八走在送信的途中，不知怎么地老是想到那位送信被杀的同志，他越想越怕。他这回之所以老是想到那位送信的同志，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要清党。这一要清党，他就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地主老财父亲；一想到地主老财父亲，他就越发害怕。尽管他不断地想着自己那老不死的父亲是个餐餐吃霉豆腐、从来不请长工、只要自己家里人拼死拼命干活、吝啬到连亲生女儿被土匪吊了羊都不肯拿钱去救的人。自己早已一把火和这个比别的地主更坏的地主父亲断绝了关系，来宽慰自己，同时他又放肆去想当初宣传队领导对他说的那句话，说他是封建地主家庭的叛逆者，他那一把火烧得好，是革命的正义的火，红军队伍革命大家庭是欢迎他这样的人的……但他很快又想到了那么多被杀死的人，那么多被杀死的人都是根本就不许申述的，没有什么理由讲的，抓住就拷打，不承认也得承认，承认不承认都得枪毙、杀死……更何况，那位宣传队的领导，早已被杀了。
屈八想过来想过去，还是那位送信被杀的同志占据了首要位置。
屈八突然停住脚步，朝四周看了看，掏出了那封信。
他拆开了信。
他知道拆开秘密信件是要被杀头的，但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来了那么大的勇气，他甚至想好了对付的办法，偷看了信件后，如果和自己无关，则装作急急赶路一不小心掉进了泥巴田里，将那信沾满泥巴，泥巴糊糊的信件，看不出被拆开的痕迹……
屈八一看信，愣了、呆了。他的名字，果然在信上。
屈八在愣了、呆了一阵后，猛地结结巴巴地喊出一声“天、天、天啊……”
屈八决心逃跑。
如果被枪毙，被杀死，背的是个“反革命”的罪名；逃跑，则至少还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当然，他也知道，既然已经革命的人却突然“不革命”，那和“反革命”也是差不多的。但不管怎么讲，逃跑后只要不被抓住，就能救得一条命。
他屈八还不到二十岁，他不想死，他还想活……
他没有将信撕毁，也没有扔掉，而是从一个高田埂俯身落入泥巴中，将自己一身弄得泥巴糊糊，将信也弄得泥巴糊糊，他做好了另一手准备，在万一没有逃脱，碰见红军时，只讲自己送信走错了路，掉进了泥巴田里，好再寻机逃跑。因为万一被识破真相也最多是个死。他要死里逃生。
屈八凭着山里人走山路的机敏，竟然没有被红军截获。其实这与当时的形势和环境有关，当时的红三军，除了保卫局还在非常认真地设卡执勤外，其余的大都在担心着自己的命运……
屈八没有落到自己人手里。
屈八溜至一家农户院子，见院子的晒衣杆上晾晒着衣服，便偷了一身衣服换上。他正要走时，又将换下的军装晾到晒衣杆上，从已经干了的泥巴糊糊的信封里抽出那封要他自己命的信件，写了几句话，大意为：他是送信的红军战士，因出了意外，信不但无法送到，而且只能以自己的衣服来换老乡的衣服，老乡若能代他将信送去，也算替他完成了送信任务。
屈八在此时仍然把自己看成个坚定的红军战士，他虽然在逃，但希望信上写的那些要被枪毙的人，除了他自己外，照样被枪毙。
屈八终于逃出去了。
屈八在认为自己安全了，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后，突然后怕起来：他已经成了逃兵，成了脱党分子。
逃兵、脱党分子，从此如同梦魇一般缠住他。
他竭力为自己寻找之所以成为逃兵、脱党分子的理由，他认为自己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他是被迫无奈，没有办法。但是他又知道，无论这理由是如何的成立，他也已经是个逃兵，是个脱党分子。
他不敢再回到自己的队伍中去，哪怕是换一支红军。然而，他又的确十分怀念红军，怀念自己被红军重用的时光……
屈八混迹于市井乡村，他不断更换地方，从不在一个地方呆上太久。他不但怕被红军抓获，也怕被白军抓获。
三年后，抗战全面爆发。红军变成了八路军、新四军，和曾被称为白军的国军联手了。屈八也想过去投奔八路军、新四军，但湖南几乎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况且他想到若要重新回到自己的队伍，不拿份立功的大“见面礼”去，那逃兵、脱党分子的历史，是不但不可能得到重用，而且依然有危险。
屈八等待着时机。
这时机终于来了。
他看到一份布告。布告上写的是：
去岁湖南沦陷 日寇肆虐横行
本军奉命援湘 消灭万恶敌人
实行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好人
工农商学各界 军队地方士绅
不分阶级党派 皆愿相见以诚
一致联合对敌 展开民族斗争
取缔贪官污吏 扶持好人正绅
厉行减租减息 改善社会民生
严惩汉奸特务 悔过可以宽容
德寇正在瓦解 日寇亦将土崩
苏联英美中法 保障战后和平
世界进步很快 中国岂能后人
愿我三湘子弟 一致义愤填膺
起来保乡卫国 充当抗日英雄
倘有汉奸国贼 敢于阻挠军容
自当痛击不贷 勿谓三令五申
特此剀切布告 仰各一体遵循
布告是“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的布告，落款是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
对于“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屈八感到生疏。但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的名字，他早已如雷贯耳。一九三三年王震任红六军团政委时，他就在红三军军部听说过王震打仗的威猛。说王震曾亲自跑上阵地，将一位机枪手推开，自己端起机枪朝敌猛烈扫射，守卫阵地的红军士气大振，顿时将攻势凶猛的敌人打退……既然是王震领导的部队，那就肯定是八路军了。
这个“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就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王震率五千多人从延安出发南下；进入湖南后，即将部队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那布告，则是先行特务人员张贴的。
屈八看了布告后，决心投奔王震的抗日救国军。他寻思，只待这支部队一到，便去充当向导，只要当向导当得好，立了功，即使自己那不光彩的历史被查出，也能将功赎过。但他左等右等，并未等来自己的部队。原来南下支队在挺进湘中时即受阻，根本未能进入宝庆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