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许老巴毕竟太年轻，他以为放火烧了寨子，他父亲就会从此一蹶不振，他没去想父亲还有那么多田，那么多地，那田地，是烧毁不了的。还有那现大洋，也是安全无恙的。他以为寨子一烧，烧得父亲变成了穷光蛋，从此会反思悔过，恢复人性……他觉得那些被称为穷人的人家，比他这个有田有地的人家好得多，再穷的人家，也不会餐餐是一坨霉豆腐吧苞谷粒粒，人家是捞了两个钱，先吃餐好的再说，有了一点好吃的，先吃完再讲，即算是吃霉豆腐吧苞谷粒粒，也不会像他家那样一天到晚累得死，他在自己家里，连一个帮长工的都不如，帮长工的有不成文的规矩，如春耕开犁前得吃鸡蛋，得喝甜酒；尝新（开镰收割）时得吃肉，得喝烧酒；端午那粽子是不能少的，中秋的月饼、梨子是必须有的，过年除了将工钱全部算清，还得打发腊肉、猪血丸子……帮工期间还有几个歇息的日子，更何况，人家看崽女比他父亲看得不知要重多少倍。故而他宁愿生在穷人家，也不愿和他父亲生活在一起。
许老巴认为穷人家看崽女比富贵人家还看得金贵，在我老家的确如是。崽的金贵自不必讲，那是靠他传宗接代、兴家立业的；女儿的“金贵”则必须有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是，第一，头一个生下的得是儿子而非女儿；第二，必须得有儿子。倘若头一个生下的就是女儿，这女儿不会“金贵”，而是晦气。这女儿自小就得把所有的家务活全包下，稍稍长大后，屋里屋外的活都得干，因为只有那么十几年的活给她干呢。到得十五六岁，就要嫁出去归别人家了呢。倘若第一个生的就是儿子，最好是连着生几个儿子，最后才生下个女儿，那女儿，就会比儿子还金贵。许老巴父亲虽然不全符合这个惯例，但也基本符合，然就因为他有钱，女儿和钱比起来，自然就无足轻重了。没钱人家正好相反。当然，你没钱，土匪也不会来吊你的羊。
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老家人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夸十七岁的铁梅“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时，就大不以为然，忍不住说，那李铁梅，上无哥哥，下无弟弟，十七岁的女子了，还就干那点事，还早当家，我们这地方，在那时候，十七岁的女子，早就嫁为人妇，早生儿育女了。那是八九岁女子干的事。
关于许老巴放火的真正动机，其实只有他自己清楚。也许，连他自己也并不完全清楚，他只是凭着一时之气而已。但他以这把火起誓，他这一辈子再也不回愚昧至极的家乡，倒是确确实实的。他读过几年书，他要按读书人的想法，去追寻自由，追寻理想中的生活。所以又有老人说，是许老巴爷老子送崽读书读出的祸，山里人，还是不读书的好。
许老巴改名屈八，是因为参加了红军。
他参加红军，并不是立志救国，他那时也不知道什么救国不救国，而是在把摸出来的那些个光洋用完后，没地方去了，生活无着落了。
生活无着落的许老巴碰上了红军宣传队。红军宣传队的年轻男兵女兵号召大家当红军，说红军是专打地主老财、为穷人谋幸福的，是要把这个万恶的旧社会推翻，建立新社会的。而且在红军宣传队队员们做这些宣传时，正有红军在将地主老财的粮食、衣物分发给围看的人。那些围看的人先是不敢去领，有红军喊，你来，你来，将这谷子扛回你家里去！被喊的人壮着胆子走拢去，那喊的红军将一袋子谷往他肩上一放，这人还不敢要，问：“要钱不？真的给我啊？”“当然是给你的啦，当然不要钱啦，你快扛回去！”这人扛起那袋谷一走，竟没有任何人阻拦，其余的人就都相信这是真的了，发一声喊，这是红军大爷让我们吃大户嗬！纷纷拥挤上前，争着要了。这一争着要，秩序便大乱，又有背枪的红军来维持秩序，喊不要挤，不要挤，人人都有份！大家排队、排队！
许老巴在一边呆呆地看着时，有位红军走到他身边，说，你怎么不去排队？你这么年轻还怕啊？怕什么？有我们为你做主。快去，快去，领了谷子回去吃几天好的。
许老巴这才似乎清醒过来，原来他看过的野书上说的“劫富济贫，有饭大家吃，有酒大家喝，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真给他碰上了呵。可他去扛那谷子有什么用呢？他能把谷子扛到哪里去呢？
许老巴说：
“我不要那谷子，我要了那谷子也没用，我没有家，我想和你一样……”
那位红军一听，高兴了，说：
“你想当红军啊？！我们正在扩红哪，来来来，我领你去报个名。”
许老巴就去报了名。许老巴在报名时，想着许老巴这名字实在不好听，且总爱和自己的父亲连在一起，他决心要和过去的一切彻底告别，就随口改了个名字，就成了红军战士屈八。
红军战士屈八因为有文化，再加之领他报名的那位红军听他说过没有家，既然连个家都没有，那就肯定是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或者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为他进行了引荐，也就是对进行登记的红军同志说了一句话，说这位要求参加我们红军的同志连个家都没有，唉，苦命的阶级兄弟啊！就被分配到红军宣传队，成了一名红军宣传队员。
屈八在红军宣传队里感觉到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他兴奋得有点惘然，而那点惘然，正是宣传队的领导要为他解惑的。宣传队的领导为有这么一个年轻的有文化的战士而高兴，他那略微有点口吃的结巴，使得他讲话绝不会冲口而出，这又令领导觉得他老实，是个连家都没有的老实的“无产阶级”。一个老实的年轻的又有点文化的“无产阶级”，领导当然就要着力培养，这一培养，就常找他谈心，这一谈心，屈八就不能不将自己是如何没有家的缘由和盘托出。也就是向组织如实交代。
屈八在向组织如实交代的时候，已经知道了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也知道了一些阶级理论。他开始还有点担心，因为若按阶级成分，他只能出生于地主家庭，这地主家庭，正是革命的对象。可当他将自己是如何一把火烧了那地主父亲的寨子，如何逃跑在外的这些讲了出来后，宣传队领导却肯定了他的行为，说他是封建地主家庭的叛逆者，他那一把火烧得好，是革命的正义的火。红军队伍革命大家庭是欢迎他这样的人的。不过，他那把火仅仅只是烧了他父亲那地主老财一个人的寨子而已，作为已经是红军队伍革命大家庭的人，要把全天下所有地主老财的“寨子”全烧光。当然，在烧地主老财的寨子之前，最好把他们的东西全抢光，先抢东西，好分给穷人，再烧……
这位宣传队领导的话，使得屈八真正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他一方面在心里有点后悔，后悔在拿他爷老子的银花边时，太拿少了，若是拿得多，到此时还有，他就献给红军，就能立功，就如同野书上面写的“入伙”有了见面礼；一方面在心里发誓，一定要为革命多做贡献，以弥补未能献上“见面礼”的缺憾。但他又想，若是自己拿了爷老子的许多银花边，在碰见红军时还没有用完，也就是还有钱，他也就不会参加红军了。所以还是必须得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才最坚定。
屈八在“反省”自己的同时，向宣传队领导献了一“计”，说他父亲还有很多很多银花边，他放的那把火烧的是寨子，并没有烧到他父亲藏银花边的地方，因而请领导派队伍去，由他带路，去把他父亲的银花边全“拿来”供革命使用。宣传队领导一方面表扬了他，说他的思想认识提高很快，一方面告诉他，一切行动得听上级的指挥，目前红军还没有去新宁开辟新的根据地的行动，所以暂时不能派队伍去“拿”他父亲的银花边。“放心吧，”宣传队领导对他说，“天下所有地主老财的东西，最后都会归革命人民的！跑不掉的！”
宣传队领导很喜欢屈八这个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积极要求上进的年轻人，这就使得他不断进步，他不但很快“火线入党”，而且因为有文化，宣传队又经常接触高层领导，就被调到了军部。调到军部的屈八没想到自己会这样为革命器重，在心里立下了“革命不成功，绝不回老家”的誓愿。他一定要跟着革命的红旗挥向老家时再踏上故土，到那时、那时，他就要让老家的人知道他这个当年的许老巴了！“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他想到了这么八个字，但他立即狠狠地批判了自己这种蓦地涌上心来的念头，这就是思想的不纯，因为“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后面紧跟着的是“光宗耀祖”，自己那连亲生女儿都不救的地主老财爷老子，还能去为他光耀？只能是革命的对象……他甚至想到，如果组织要他亲手去毙了那地主老财爷老子，他会毫不犹豫的！……
屈八在内心里狠批着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时，没有想到的是，他向宣传队领导讲出的自己家里的那些事，就成了他的档案。当然，不知是文字档案，还是口头档案，反正他是地主老财的儿子这一点，在档案里是生了根的。这又使得他在后来差点成了红军的刀下之鬼。
屈八参加的红军是贺龙领导的红军。
贺龙的红军本来打仗蛮厉害，真是指到哪，打到哪，无往而不胜。湘鄂西根据地，就是贺龙创建的。屈八当时觉得照这样打下去，那全天下不用多久，也就能打下来了。然而，正当屈八觉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就快到来时，湘鄂西根据地怎么地全是自己人杀起自己人来了。
湘鄂西根据地自己人杀自己人的事，后来被认定是“湘鄂西肃‘改组派’大冤案”。这个大冤案，可就不是一次肃反，而是进行了四次大肃反，时间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夏，长达两年多。上万名红军和根据地优秀干部被冤杀。
肃反的主要领导人是夏曦。
一九三二年四月，夏曦在逮捕了一大批所谓的“改组派”后，以湘鄂西军委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成立了肃反委员会。
肃反委员会只有三位成员，即夏曦、省委书记杨光华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杨成林。
提到肃反委员会，屈八倒不是格外害怕，他最怕的是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局是负责肃反具体工作的，也就是办事机构，这个办事机构根本就不需要任何手续，也不需要任何真实的罪名，只要夏曦、杨光华一句话，就可以抓人、杀人。这被抓被杀的小到各苏维埃的县、区一般工作人员、红军普通战士，大到省委、省苏维埃领导、红军高级将领。就连贺龙也被列入了黑名单。
第一次肃反，红三军中被定为“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团以上干部就有二十八人，省委机关中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的有二十三人，党校学生有一半入了罗网；一般干部无法计数。
第二次肃反从一九三二年八月开始，时红三军正在进行七千里大转移，白天和敌人拼死地打，晚上被保卫局冤里冤枉地杀。一些指挥员在前线受伤，刚被抬下来，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枪毙……从各师长到战士，人人自危，人心惶惶。
红七师师长王一鸣被杀了，政委朱勉之被杀了，湘鄂西军委会参谋长唐赤英被杀了……在“火线”被抓的一百多名所谓“改组派”，于一夜之间几乎全部被杀了……一些连队，老连长刚被杀，新连长又被杀，前后有十多个连长被杀……
紧接着第三次肃反开始，红军著名将领段德昌首先被杀。段德昌有“火龙将军”“常胜将军”之称。湘鄂西民谣云：“有贺不倒，无段不胜。”“贺”指的是贺龙，“段”即段德昌。意思是只要有贺龙在，革命大旗就倒不了；只要有段德昌在，没有打不赢的仗。段德昌和毛泽东是兄弟相称，曾三次相会。对段德昌的军事才能和为人之耿直，毛泽东一直赞赏有加。一九五二年三月，毛泽东为段德昌亲属签发了“中央字第一号”革命烈士证书。被民间称为“天字第一号令”。老百姓认为，毛泽东签署的中央字第一号革命烈士证书，是天下最大的平反昭雪命令！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将段德昌列为全国早期十大军事家之一；一九八九年，中央军委确定段德昌为三十三个军事家之一。他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为彭德怀称为“革命的引路人”，贺龙喻之为“左膀右臂”……
在段德昌被杀前几个月，他曾多次提出打回洪湖去，恢复洪湖苏区。他对贺龙说：“军长，我请求军部给我四十条枪，批准我打回洪湖。三年之内，如果没有恢复洪湖根据地，提头来见！”
就是这“打回洪湖去”，使得他人头落地。
此时的贺龙名为军长，实际权力都在夏曦手里。别说批给段德昌四十条枪，就是给他四条枪的权力都没有。贺龙本人也处在危险之中。
夏曦在给中央的关于肃反的报告里，说湘鄂西红军中，“在贺龙领导下的部分，因为大半是军阀，口头革命，实际上是改良主义。因此，其部下大都是改组派。”从洪湖突围开始，夏曦一路肃反杀人，一直杀到大洪山。一九三二年十月初，夏曦率突围的少数部队到大洪山会合红三军不久，在枣阳县王店，他就故意对贺龙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当即指着夏曦说：“你给我写声明书，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向我要十万块钱，我请你吃饭，开了旅馆，还给了你五万块钱，这虽然没有收条，但是事实。你杀了这么多人，你是什么党员？”贺龙的话顶得夏曦面红耳赤。还是关向应出来调停，说夏曦是共产党员。十一月底，夏曦竟然带人将贺龙、关向应警卫员的枪都下了。贺龙喝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的枪不下？”说完，将自己多年使用的一支勃朗宁手枪从身上掏出，放到桌子上，对夏曦说：“我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贺龙尚留在身上的手枪，已经顶上了火。夏曦自知若动武，不是贺龙的对手，只得悻悻而去……
贺龙虽然敢和夏曦顶，但红军的指挥权已在夏曦手里，夏曦是代表党中央而来的。而夏曦之所以终于没敢真正对贺龙动手，是慑于贺龙在红三军中的威望，慑于贺龙是湘鄂西红军的缔造者。
面对段德昌提出的以四十条枪打回洪湖的请求，贺龙只能劝段德昌暂时别提这事，因为这是不符合夏曦的路线的。果然，段德昌请求打回洪湖的建议和要求不但被夏曦一概拒绝，反而成为他要“分裂红军”“要带九师跑，脱离军部，准备叛变”，是“改组派头子”的罪名。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夏曦通知正在宣恩、鹤峰边境与敌苦战的段德昌到鹤峰邬阳关红三军军部开会。段德昌一到军部，夏曦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罪状向段德昌宣布，并当场逮捕。
段德昌被捕后，贺龙对夏曦说：“杀了德昌，红军会脱离人民。”夏曦则拍着桌子，吼道：“贺文常（贺龙字文常），你不要对抗中央！”贺龙只能痛心疾首，无可奈何。
是年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段德昌在金果坪一打谷场被召开公审大会后处决。年仅二十九岁的段德昌被杀后，红九师排以上干部几乎全被杀害。
在湘鄂西地方县以上、红三军中团以上干部基本被杀光后，夏曦决定清党，将地方上、红三军中、游击队中各级党委、支部全部解散，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红三军中只剩下了三个半党员，即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贺龙只能算半个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