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庞大富有的基金会都有许多朋友，鲜有批评者，沃尔德马·尼尔森就是这极少数的批评者之一。他早年即参加福特基金会工作，此后一直作为基金会界的观察家，对此事业持续发表评论。人们更为熟悉的可能是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如《大基金会》、《黄金捐赠者：大基金会的最新剖析》和《面临危机的事业》等，以及他在基金会界出版物《慈善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主持的直言不讳的专栏。年逾八旬的尼尔森先生身材高大，满头银发，蓄着浓密的髭须。他对基金会的感情显然是很复杂的：既热爱又失望。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他披露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问：近年来基金会无论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发展得很快，它们能起多大的作用？
答：公益事业一直对我们国家是有益的，像洛克菲勒和卡内基这样的企业家就创建了一些目标明确、效益良好的机构。对社会来说，很需要有一些具有不同兴趣的捐赠人，有人关心动物的权益，有人关注国际和平。这种多样性正是美国的特色，而且非常健康，使得公益事业更能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同时，它也是对社会中力量的过分集中化的一种抗衡。
专访与资深基金会观察家的对话问：基金会的效益到底如何？
答：我不认为在那些大基金会中真的有一些恶棍，或是黑幕重重；我也不认为它们真的会很愚蠢地把钱乱花掉，如给孩子们买巧克力糖块等；不过在基金使用方面确实比较趋于保守。这不是说它们对社会没有益处，但是缺乏一种冒险的进取精神。
基金会是赞助机构，但并不等于它就自然而然会有效地、创造性地使用基金，它们能把经费分发得当就算很不错了。
问：这算是最低期望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要求高一些呢？
答：一个机构很快就会官僚化。任何曾经向基金会申请过钱的人都知道，他必须与大量的公文和烦冗的手续打交道。一个具有高度冒险精神而不保守的企业家主持基金会是很稀罕的。
问：有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点呢？
答：站在基金会和基金会工作人员的角度，我必须指出，要创造性地发放赞助金，尤其是大数目的赞助金，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如果把赞助金用来支持现存的机构，如大学、研究中心之类，当然就会容易和安全得多。
问：有些人建议基金会应当适用于“日落法案”，即规定它存在的年限。您赞成这种限制吗？
答：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因为官僚体制易于僵化。大体来说，从一位捐赠人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后，大约30年到40年之内，这个基金会就差不多完全失去个人特色了。我不清楚是否应当限制基金会只存在20年或30年；不过我知道10年太短，这样做非常浪费，要获得一些经验需要花更长的时间。
问：我们应当继续保持给公益事业免税的政策吗？
答：当然需要有很强的激励，才能使人们把自己的钱财转手给公益事业。在有的国家中，财富被隔离和保持在某些人手里，这是不健康的，我们不会容忍这样的情形发生。
问：根据法律规定，基金会每年都必须至少用掉它财产的百分之五。是不是应该更多一些呢？
答：有些基金会更多关心的是怎样使自己不朽，而不是怎样造福于社会。我支持给予基金会更多的压力，及更多的激励，使它们把财富不断地分发出去。
问：您很年轻时就加入福特基金会工作，您愿意向今天的青年推荐投身于基金会的工作吗？
答：在大基金会工作是令人振奋的经验。如果一个人喜欢被人奉承和宴饮应酬，又没有特别固定的志向，这是很理想的安乐窝。人们会把你当特别人物对待，而所有这些令人发晕的阿谀奉承造成了一种很不健康的环境。你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别在太年轻时就忘乎所以了。
《纽约时报》
1999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