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要探讨的是有关现代公益基金会的问题：美国作为其孕育地的独特作用；对这个国家中所聚集的大量个人财富的世代交接的预测；这一历史性的转换对美国公益事业传统，尤其是对美国未来所具的意义。本书也要介绍那些捐赠者们：无论他们是圣人还是恶棍，聪明或者愚蠢，他们都是形成这一传统的主导力量。他们及其创立的基金会可能成为我们对付新世纪的严重挑战的重要国家资源之一。
诚然，各种各样的公益机构，包括学校、医院、孤儿院和修道院等已存在了许多世纪，且全世界多数地方都有。有的由当权者建立，但更多的是宗教机构，如在古代的埃及、中国、印度和罗马。历史上犹太教一贯重视个人慈善责任的原则，今天全世界的犹太社区都以乐善好施闻名。
许多世纪以来，基督教社会，包括新教和天主教都通过它们的教会设立了大量的学校、医院、孤儿院及其他慈善设施。伊斯兰世界同样具有悠久的公益事业传统。例如，仅在德黑兰一地，就有约25000个私人的慈善基金瓦克夫（Waqf）。多数伊斯兰国家还设立专门的政府部门来监督它们的运作。这类超世俗的公益机构遍布全球，历史久远。从圣彼得堡到安第斯山脉，从耶路撒冷到佛罗伦斯、枫丹白露、坎特伯雷，都能见到它们的遗址。它们是人类对利他主义和荣誉共同向往的活生生的见证，但同时也显示了它的脆弱性，因为许多机构都是因管理不善而腐化、倒闭的。
在美国，非宗教的私人公益基金会的发展，是公益事业传统的很特殊的一个方面。这类基金会与政府或宗教实体都没有关系，它们筹划和推行的项目也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扶贫济困。它们成为社会企业的一种特殊形式，为创造性地满足人类的需要提供了新的可能。现在，在一些西欧和拉丁美洲国家及日本，也有这种基金会，但仍以美国居多。
第一批美国的开拓者就带来了个人慈善行为的观念，后来的移民使其不断持续和加强。虽然公益事业的结构和方法一代代在改变，但其包含的精神始终如一。
自从美国革命以后，一些小型的私人公益基金会开始创立。它们有特定的目标，如发展天文学的研究，在南方为黑人提供教育机会，或在北方改善城市贫民窟居住条件等。19世纪中基金会的数目在增长，其资源稳定但是有限。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由于美国国内第一批可观的私人财富的形成，也可能由于那个时代的英雄主义精神，新型的公益基金会开始创立，并成为美国特有的成就之一。它们的创始者是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feller）那一代人中的几位。他们把自己财富的大部分投入这些新的机构，在他们的领导下，基金会显示了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巨大潜力。他们的创举影响如此之大，使公益事业的面貌和能量从此完全改观。
随后的几十年中，整个大陆趋于稳定，企业扩展，美国到处都在发财致富。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迅速增长。新英格兰地区和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首先实现工业化，私人财富的增长促使基金会繁荣起来。带来这种变化的，在中西部地区是煤矿、钢铁和后来的汽车制造业；在东南部地区是棉花和烟草业；在德克萨斯州和西南部地区是石油业；而农业、飞机制造业和电子工业，把财富和基金会带到了西海岸。
如今，众多而富裕的私人基金会已成为独特的全国性现象。它们是美国民主平等的社会中具有很大灵活性的精英机构，已介入教育、科学、医药、宗教、艺术、国际事务等几乎一切领域之中。一个民主社会好像不可能允许这样既不受选民、股东或顾客的制约，政府的监督又几近于无的机构存在，不可能让它们拥有这样大的潜在能量和享有如此高度的行动自由，但这确实是事实。
其实，我们很快就会迎来一个基金会发展的新高潮，其数目将大量增加，资源的规模也会扩大。有确切的数据统计，在未来二三十年中，数以千计的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将辞别人世，无数亿兆的个人财富将转入他们的子孙或慈善信托机构和基金会的手中。仔细考察一下这些将卷入的财富的数量，对我们作出预测是必要的。
美国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私人财富积累最迅速也持续最久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使许多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得以发财甚至发了大财。据掌握这方面资料的《财富》杂志统计：美国现有约64位亿万富翁。而著名政治评论家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估算，大约有21万美国人的身家超过1000万美元。
虽然确切的数字难以得到，但有些学者的估计是经过精心计算并值得尊重的，其中就有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埃弗里博士的统计。他基于1989年美国政府为统计财富数据而对消费者经济状况所作的调查，根据现有的财富积累数字，并假定它将持续增长，估计到2000年时两代人之间移交的财富将为9600亿美元，2010年为32000亿美元，2020年为65000亿美元，2030年为92500亿美元，而到2040年将高达103000亿美元。埃弗里博士还用另一种方式作出预测：在未来40年中，平均每年将有2250亿美元的遗产被继承。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惊的私人财富积累数额，这种历史性的传承是由于一些特殊情况所造成的，这样的机会可能永远不会再出现。
不仅这一数字本身惊人，它们的分配也很值得注意。根据埃弗里博士和其他人的研究，发现在今天美国的老年人中，财富集中的比例超过以往任何一代：大约三分之一的财富掌握在1%的顶尖的人们手中。同时，由于越是有钱人子女越少，要继承这一大批未来遗产的，将是极少数的人。最可靠的预测指出：1%的人将得到所有转手的财富的三分之一，9%的人将得到另外三分之一，而其他90%的人则分享剩下的三分之一。
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美国基金会的数字现已达到35000个，共拥有资产1750亿美元，在全世界可说是绝无仅有。这一状况促使人们注意即将到来的巨大财富传接及其可能对美国公益事业的影响。即使仅有预估的2%的私人财富捐入私人基金会（看起来完全可能），到21世纪的头十年结束时，美国基金会的数目、财产和赞助金额都会翻上一番。
如果以上估计的数字得以实现，或即使大体正确，它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影响也是了不起的。美国现在正面临着一些越来越严重、但政府和目前的政治制度都无法有效应付的问题，如医疗保健、教育、社会福利、环境污染、吸毒、犯罪、种族矛盾等。那么，得到大量新的资源支持的非营利性私人机构，是不是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使局面有所控制呢？
因此，现在是个很恰当、也很关键的时刻来重新审视美国生活方式中这一独特的部分，既使得源源不断增加的慈善经费不会受政治目的、利益集团或国会中目光短浅的思维方式的左右，又可以得到最优秀的学者、科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们来为其出谋划策。能不能用它来帮助美国社会处理那些最具威胁性的问题，甚至最终战胜它们呢？我们不能保证它行，但与过于僵化的政府相比，应当利用基金会这个既有潜力又不谋私利的特殊的美国资源。过去，最出色的基金会曾促使一些新的重要高等院校诞生；它们创建了重要的新医院、博物馆、千百个图书馆，改革了美国的医学教育，推动了整个领域的科学研究，为许多儿童、穷苦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教育机会，帮助创立了公共传播网，以及为大城市中的贫民提供较好的住所。
美国社会的问题日益增多，但是政府资助的社会服务项目反而将会削减。因此，新世纪基金会对国民福利的作用变得空前重要。而根据对美国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分析，预计在未来二三十年中注入公益事业的巨额资源，很可能将是最后一次。
由于这种奇特的巧合，对于危机重重而正在寻求解救办法的美国民主社会来说，私人基金会或许是个救星。但能否实现这一点则取决于下一代基金会运作的素质。在千百个将要出现的新的基金会中，有多少能保持活力、切合实际，并注重效率？有多少表现平平，或者无所事事？有多少不能胜任，甚至会完全垮台？它们中的佼佼者是大有可为的，尤其是如果政府和政治机构仍然僵化不变的话。
基金会能否及时处理美国的社会危机并取得成绩，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就是其捐赠者的能力和决心。基金会的实际作用和效率，是由这些人士一开始就确立的，他们也是左右这个机构运作好坏的主要力量。
以下的章节就是要就上述的期望作一些基本的探讨，希望能帮助新一代美国公益事业捐赠者更有效地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