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悠久，这里的马家窑及半山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触摸这些造型纹饰精美无比的彩陶器具，似乎可以窥见远古先民在进行生产劳动和艺术创造活动时的忙碌身影。兰州永登乐山坪出土的彩陶鼓（约公元前2000年）一定见证过原始先民“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动人情景和以狩猎为主要内容的原始歌舞音乐；黄河湍急的旋涡溅出的朵朵浪花，不正是游牧部落深情牧歌的生动写照吗？那该是一派多么安定祥和的景象啊！
“岂料一时雄武略，遂令千载重边防。”这是谭嗣同当年游历兰州时写下的诗句。兰州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永远是安定祥和的。
自汉以降，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汉武帝推行拓边强国之策，对兰州这一地区加强了控制和经营。据《读史方舆记要》卷六十记载：“州（指兰州）控河为险，隔阂羌戎。自汉以来，河西雄郡，金城为最。岂非以介戎夏之间，居噤喉之地，河西、陇西，安危之机，常以金城为消息哉。”每当王朝更迭、历史转轨之际，僻居一隅的金城就会狠狠地刺痛统治者的神经，在安国筹边的战略格局中，兰州就会成为历代统治者向西用兵的桥头堡。随着烽火狼烟、攻城掠地的历史镜头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上演，兰州固若金汤的边城关隘形象，从此投影定格在久远的历史天幕上，折射出它冷酷而严峻的光芒。受这一形象的遮蔽，兰州在沟通内地与河西、西域经济文化上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但并没有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芒和色彩。因为文明之花毕竟太柔弱也太娇嫩了，离不开人类的精心呵护。一场战争可以毁灭人类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文明成果，更何况兰州历史上发生过上规模的战争就达二百八十次之多，平均七年战火就复燃一次。投箸可以断流，长期生活在战争的阴影和威胁下，文化的积累和传承就无从谈起。
如今，“城头残月”多少次阴晴圆缺，恐怕再也看不到当年高适临河体道的“金城北楼”；幸存至今的白衣寺塔似乎还在向人们诉说着“万家罹战火，一塔插云寒”的凄苦与无奈；唐初敕建的千年古寺普照寺被日寇炸弹夷为平地；庄严寺成为“三绝”毁弃的一架躯壳；嘉福寺烟飞灰灭，那高耸的木塔早已化作了几缕青烟；玄妙观常常“鹊巢鸠占”；金天观曾一度沦为军营；更不用说“洞壑幽远，逶迤数里”的凝熙园，遥对北山、气势雄伟的拂云楼，被冠以“林亭之胜，琼绝一时”的憩园，均化入后人“惊心梁苑风流尽，欲把兴亡数到头”的历史感慨之中。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在兰州呈现给我们的这一宏阔的历史时空中，你会发现文化艺术的候鸟或信使，总是那么顽强而执著地沿着“丝绸之路”东来西去的迁徙路线，无所畏惧地穿越战火硝烟的阻隔，将这里当做栖息之地而一度繁衍生息。
西汉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我国的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兰州以西的古凉州和以东的古秦州地区音乐歌舞十分发达。《辽史·音乐志》载：“汉武帝以李延年典乐府，稍用西凉之声。”太元八年（公元383年），苻坚派兵攻占龟兹后，统帅吕光“以驼两千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而还”（《魏书》）。地处东、西之交的兰州，就必然会沐浴在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浸润、辐射之中。
南北两山之间回荡的古刹晨钟，想必聆听了“杂以羌胡之声”的“西凉乐”后一定会击节称好；有谁知今天的阿干镇和建立吐谷浑国的鲜卑族悲壮的迁徙史联系在一起，那首著名的《阿干之歌》穿过沧桑岁月演变成目前已知少数民族中最早出现的一首大曲；更不用说流传至今的兰州鼓子词，与“宋安定郡王赵德麟始创商调鼓子词，用《蝶恋花》谱西厢十二首”（载《四库全书提要》）有扯不断的姻亲关系，它的曲牌、调式上承唐代变文、宋词、诸宫调、元曲之余脉，下启曾遍布兰州城乡的“小曲子戏”之先河……或许，这种特殊的政治地缘关系，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法选择他们的生存环境，但在应对战争、动乱、奴役等一切黑暗势力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苦难时，他们没有回避，而是选择了承担、背叛和抗争。这种直面现实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负荷久而久之，正如“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由不得咱家”，就必然借助艺术的强力释放和宣泄以求得一种精神支点和情感慰藉。
史载李白成进京后，不喜昆曲，令人“操阮、筝、琥珀”，唱“繁音激楚、热耳酸心”的“西调”，一边情不自禁地以手击节轻声合歌。或许，只有“西调”才能复活当年他打着“均田免粮、劫富济贫”的旗号，满怀豪情率领甘凉子弟驰骋疆场、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这里的“西调”就是秦腔。这种艺术只能属于广袤而苦难的大西北，它是西北人民百折不挠的生命意志扎根于深厚文化土壤中的一次美丽而灿烂的绽放。
从十二世纪开始，古长安虽不再作为历代王朝的京畿之地，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舞台上淡出，但在隋唐以前，以长安为中心的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文化积淀毕竟太深厚了。在这片土地上，当崛起于陇东的秦人建立了第一个封建集权国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宣扬儒家思想和强化封建统治结合起来之后，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忠孝节义，开始在一幕幕王朝更迭的历史烟云中粉墨登场，被统治阶级窃取为愚弄人民的教化工具。至高无上的帝王观念竭力规范臣民的主体意识，达到封闭全社会思维天地的目的。但儒家思想并不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温良敦厚、唯命是从。孰不知儒家思想中高扬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精神常常弄得统治阶级恼羞至极。上对皇权，下对自我，它如同一把无情的双刃剑，既有一味愚忠放弃抗争的奴性卑贱，又有抛却愚忠为皇权所不容的拼死抗争。儒家思想中这一刚正不阿的文化品格，生动地体现在秦腔艺术的构成因素和表现形式中。行当的文与武，角色的正与邪，事件的是与非，唱腔的刚与柔，庙堂与民间的对抗统一，崇高与滑稽的映衬比照，无不为一种“悲”与“愤”的审美情绪所凝聚和绾结。当广大人民群众饱尝血腥和苦难时，民族矛盾、社会冲突的日益激化就会点燃他们身上罕见的刚烈和坚韧，忠烈和叛逆的潜流在他们的血脉中贲张。《五台会兄》中的“不愿在朝陪王驾，脱去蟒袍换袈裟”，以及《铡美案》中包拯不惧皇权、为民做主伸张正义的情节，反映了当人民群众的忠烈受到侮辱和践踏时，他们就会决然地选择叛逆和出走。正是这种缘于正与邪、忠与奸在生死较量中爆发出的不顾一切的抗争意志，决定了秦腔的“怒挣喊唱”的艺术特点。
是的，战争以及各种天灾人祸可以毁灭有形的物质的东西，但它却无法阻止人类在依托生命自身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文化传承，纵然肉体消亡，但作为人的精神魂魄不灭，它会激励感染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前仆后继地去完成文化传承的使命。
明清之际，在孕育和滋养了华夏文明的泾河、渭河流域，西安、兰州，一东、一西，成为秦腔班社和艺人汇聚并向周边扩张的两个大本营。
在这片以儒铸魂的热土上，广大人民群众成了儒家思想及其道德观念的承担者、实践者、受害者和反抗者。千百年来，多少英雄豪杰力挽狂澜的伟业壮举和无数征夫怨妇血泪交进的人间传奇，有些名载史册，有些湮没不彰，其精神魂魄均化为生于斯长于斯的秦人口中的长歌短吟，在这片广袤的皇天厚土之间随风宛转，激荡不休……开宗立派写春秋明朝是兰州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肃王府由甘州移驻兰州，兰州的政治地位随之显要。以“金天观戏台院”的创立为标志，兰州的戏曲演出活动已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此之后陆续出现了上沟“朱氏祠堂戏楼”、龙尾山末端的“太清宫戏楼”、青城的“财神殿戏台”、“西会馆戏楼”及“龙王庙戏楼”（以上戏楼均建于明代）等一批有相当建筑规模的演出场所，表明戏曲演出活动已成为兰州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头戏。
清代以来，随着封建庙会祭祀活动日益盛行，兰州城乡出现的寺庙、道观、宗祠、会馆大大小小不下数百座，在这些场所举办的祭祀活动中，戏曲演出是酬神、娱神的主要祭祀礼仪。专供戏曲演出的戏台、戏楼或棚舍、馆所就成为附设于这些场所的配套建筑。如兴建于乾隆十八年（1754年）的“青城城隍庙戏楼”，修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府城隍庙戏楼”，修建于嘉庆初年（1796年）的“贡马井老爷山戏楼”，建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白云观戏楼”以及同治、光绪年间大量兴起的数十座戏楼、戏台。当时的兰州可谓“处处有庙，庙庙有会，会会必演戏曲”。清代临洮籍文人魏椿在其《五泉山竹枝词》中这样描绘四月八浴佛节会戏：“彩楼镇日奏笙簧，优孟衣冠最擅长，看罢人人都说好，携樽又上二郎岗。”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戏曲演出的繁盛景象。
与蓬勃兴建的戏曲演出场所相比，有关兰州戏曲伶人的活动情况在官方典籍中缺乏记载，即便出现在个别文人笔下的零星记录也是少之又少。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甘肃临泽县黄家沟出土的石碑记载了兰州伶人黄三（唱旦角），在明代万历年间成功调解一起村民争水纠纷后，应邀到当地“渠戏班”授艺演出之事。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兰州秦腔“聚义班”曾应新疆都统陈鹤林召请，赴新疆迪化县（今乌鲁木齐）劳军演出。清同治十七年（1660年）前后，著名戏曲理论家李渔在游历兰州时，将兰州一王姓姑娘（时年14岁）收为家班艺伎，人称“兰姐”。李渔对她的表演大为赞叹：“立女伴中似无足取，易装换服，即令人改观，与美少年无异。”兰姐当时随李渔离兰学艺，成为名重一时的江南戏曲坤伶。清嘉庆初年（1796年）出现的佚名氏的《观剧日记》。其中记述了乾隆末年的“甲寅、乙卯间”（即1794年～1795年），昆曲戏班“秀元部”曾一度在兰演出。主要演员叫五福官，演出剧目有《荆钗记》、《别祠》、《西楼记·空泊》、《雷峰塔一水斗·断桥·合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