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重在方法，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方法在某些时候比结论更重要。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的问题上，《发生论》作者采用了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和方法，树立了一种大文学史观、大历史观、大批评史观。因此，从生态学这一宏观视野的角度切入文学批评研究，这又是《发生论》一书的一大特色。
文学批评及其对象文学，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态大系统中，与时代、社会、经济、生活、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等结成了广泛而复杂的关系。人类社会是一个大系统，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都是属于这个大系统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下又有若干子系统。文学属于上层建筑这个子系统。在上层建筑这个子系统之中除了文学之外还有哲学、宗教、政治、法律、伦理、道德、艺术等。因此，《发生论》认为，研究文学批评的时候，要把它放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中去考察。例如，考察中国文学批评转型发生的原因，既要从社会历史角度来思考文学批评与晚清社会危机或文化危机的关系，寻找批评转型的“他律性”规律，也要从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其内部的协调发展要求，考察批评转型的“自律性”规律。这种生态学研究方法要求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研究必须具有宏观视野。此外，文学批评作为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分类，我们应立足于文化整体的反思，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道德、法律乃至各种习俗、心理、制度、器用作为一个有机的文化系统加以观照，沟通文学批评与各个社会文化领域间的渠道。当然，作为一个青年学子，提出如此新颖的创见，难免存在可供商榷之处。但《发生论》从选取的角度到论证的方法与结构，都体现出年轻一代博士踏实、严谨的学术品格及求真、务实的强烈现代感。
二、文学批评实践综论
转型时期的湖北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在诸多方面走在了全国文学批评的前列。由於可训先生主持的对话体批评，刘川鄂代表的完美批评，都是新时期全国文学批评的重要收获。湖北批评界对本地的文学状况的关注而引发的地域文学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出版了全国第一套地域文学丛书。事实上，湖北文学批评的成就也并不限定在上述几项。
（一）对话批评
新世纪湖北文学批评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批评方式的新变。於可训先生自2002年起在《小说评论》杂志上开辟“小说家档案”的专栏。专栏每期关注一位有成就、影响比较大的小说家。专栏的主要内容是：一篇“层次比较深入的对话或访谈”、一篇“作家个人自述”、一篇批评文章、主持人的话、小说家的作品目录。这个栏目的设计具有鲜明的对话批评的特征。这种对话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主持人的话、各个专辑的主笔的批评文章和小说家的创作谈，三篇文章之间并没有统一的观点，而是自言自语，各自为阵，或呼应、或交流、或反诘、不一而足，形成了一个潜层次的对话。二是每辑主笔和小说家之间的直接对话。这两个层次的对话就改变了传统的批评家和小说作家之间的单向度的关系。
对话批评和传统的批评之间毕竟有着比较大的区别，它是批评家和作家之间关系的平等的交流，也是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思想互动。虽然中国在古代就有以《论语》为代表的对话批评的传统，但是，对话双方的平等与互动仍然比较缺乏。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批评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吴亮的《艺术使世界多元化了吗？——一个而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上海文学》1981年第12期）。此后中国的对话批评纷纷亮相。尤其是20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对话批评在中国各种报刊中大量涌现。正如杨扬在《90年代批评文选·序》中所概括的：“90年代文学批评表达形式的最大改变，就是由多人参与的对话体批评的流行，而且对话成为90年代文学批评表达批评家文学思考的最主要形式。可以说，90年代那些较为重要的问题，那些有着较为广泛社会影响的批评话题，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表现和传播开来的。诸如，后现代问题、女性批评问题、传媒与大众文化问题、市民社会和都市文学问题、新生代作家作品、晚生代作家作品及70年代生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等等，都可以看到不同群类批评家，以一种沙龙谈话的方式，最简洁、也最快速地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陈思和、杨扬编：《90年代批评文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0页。）但是，於先生设置的对话批评方式和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对话批评有着更加深入的特点。它除了有着对话批评一般的思想和观点的交流与互动外，还具有中国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对话批评所不具备的学术性特点。中国当代的对话批评主要追求的是对新近出现的新观点、新思潮的状况交锋与描述，对话把面对新事物出现时人们的忐忑、新奇、不确定又渴望把握的心态展现得十分清晰。它更多是对话双方心态、观点的交流，偏重思想形态。而於先生设置的对话批评却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对话批评。它除了观点的表达与思想的交流外，还具有很强烈的学术性与史料性质。小说家的创作谈、每辑主笔和小说家之间的对话，包括小说家的作品目录，都具有非常强的文献价值，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思想性和学术性交融，这是於先生设置的小说家档案的对话批评的最大的特点，它推动了中国对话批评的发展。
小说家档案已经在文学界、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各种学术论文，包括硕士博士论文广泛转载。这36辑文字已经为出版社结集出版了。小说家档案在於先生主持的从2002年至今，已经走过了6年的岁月。各辑主笔大都留在湖北各个高等院校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教育工作。因此，小说家档案是湖北文学批评的一次集中的展示，是新世纪湖北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的特点的展现。
（二）完美批评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文学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密，一些作品在市场上畅销不衰。但是畅销书和优秀经典之间毕竟存在着界限，其间的差异一般读者也许并不在意，但是作为批评家应该肩负起辨别文学经典和一般性作品的责任，为人们提出优秀作品的审美标准和思想标准。但是，新世纪以来，人们看到最多的是红包批评或者是着眼炒作的“酷评”，坚守艺术标准和人文标准的批评标准的完美批评，显得难能可贵。湖北青年批评家刘川鄂是主要领军人。他对池莉作品的批评甚至成为新世纪完美批评的经典作品。
池莉是当今著名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迄今，她的作品一直十分畅销，并有多篇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有着比较高的收视率。对这样一位有着很好市场价值的作家，刘川鄂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阅读了池莉全部作品，从完美的文学经典的基本要求出发，对池莉的作品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他认为池莉的作品在题材上贡献了市民生活题材，但是“但她过多地认同了市民生活的价值观念，无助于当代精神生活的提升”；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描写上缺乏具体整体观照，尤其是“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贬抑知识和贬抑知识分子的不良倾向”；她的爱情题材虽然涉及到当代中国人情感生活的诸多形态，但“明显带有用干瘪浅白的理念说教来图解纷繁复杂的两性世界的缺点，未能深入到人物的隐秘心理和非理性层次，因而难以表现当代情感生活的精微之处”。从她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来看，刘川鄂认为池莉的作品“沉溺于‘生物性生存’的人生态度”，“不能唤起人对诗意生活的进取心”，“不能唤起中国人对理想的应该如此的‘真正的生活’的热忱”。更重要的是，在刘川鄂看来：“在池莉的作品中‘人文精神’处于一种弱化的状况。‘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作家张扬的现代性——自由、民主、理性、人权等价值在池莉的作品中是非常薄弱的。她笔下的人物，要么是环境的奴隶，要么是金钱的奴隶，没有自由意志，没有人性的飞扬。诚然，作为一种生存状况，这种生存的被动性甚至是依附性是一种实际的存在。但作者基本上采取了一种认同的态度，这就缺乏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精神”。他认为，池莉的作品在表现方法上，“过分沉醉于离奇的故事情节和享乐场景的描绘上，只好过多地运用悬念、偶然等手法安排人物命运”。从文体特征上来看，池莉的作品：“题材由凡俗仿真到趋新时髦，情节由细琐平实到曲折离奇，议论由浅平空泛到即兴发挥，语言风格由平易写实到华丽圆活”，是一种适合市民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唠叨文体”（刘川鄂：《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225页。）。刘川鄂对池莉的批评的出发点，并不针对作家个人，相反，对池莉本人，刘川鄂充满了敬意：“读了她这么多作品，回顾她的创作道路，我对她充满了敬意”。她“取得了很大成绩，是非常难得的”。（刘川鄂：《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刘川鄂所要做的是：以世界优秀文学为参照来审视20世纪中国的文学，是我的惯常思路”，以中国的鲁迅、沈从文，西方的现代主义大师卡夫卡、乔伊斯等，来作为衡量池莉的一种标准（刘川鄂：《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对池莉的作品展开了深入的剖析、评判，直指作家作品的缺点。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当代完美批评的代言人之一。（姚楠：《完美批评：炎热和严厉的求全》，《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刘川鄂的完美批评是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收获，代表了中国批评家在市场经济时代的责任和良知。刘川鄂对池莉的完美批评受到了湖北批评界的支持，江岳在《当代作家研究》上开辟“实话直说”专栏，呼应刘川鄂的完美批评，并加以推动和发扬。2001年6月12日，湖北省作家协会召开了题为“实话直说——关于湖北文学批评的批评”恳谈会。湖北批评家对“实话直说”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有人认为，“实话直说”的含义包括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是倡导说实话。说实话就是针对以前“好好先生”来讲的，也就是说，不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也不能故意为了提批评意见而寻章摘句，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其次是倡导实话实说这是相对于文学批评报喜不报忧，说好话不说坏话而言的，因此，实话实说特指对于真正批评性的意见，应该如实地提出来。如果说前一层含义主要是讲批评的内容要实事求是的话，那么，这一层意思就是讲批评的方式也应该实事求是，是什么就说什么。第三，我们应该倡导实话直说。这是针对以前的文学批评当面不说背后说，文章里不说聊天时说的现象而言的，这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批评家为了照顾面子，有意采取春秋笔法，委婉地说、含蓄地说、点到即止地说。一言以蔽之，实话直说的目的就是增强批评的力度、深度和透明度。还有人认为，实话就是讲真话，不一定是好话，也不一定是坏话；直说就是自由地说，自由地表达，主张创作要有自由，评论也应该有自由。还有人将实话解释成实事求是的话，而直说则是直言不讳地说。正因为如此，“实话直说”才成为摆脱“人情批评”、“广告批评”、“应景批评”的阴影，回归学术和科学本身的前提。（曾军：《“实话直说——关于湖北文学批评的批评”恳谈会综述》，《长江文艺》，2001年第10期。）刘川鄂的完美批评和湖北批评界倡导的“实话直说”的批评态度，共同形成了一股批评标准，那就是从文学经典的高标准完美地对作品提出真诚的见解。毫无疑问，这样的批评理念在市场经济日渐深化的今天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三）湖北批评队伍
湖北地区高校众多，湖北的文学批评主要有湖北的高校教师。处于高校之外初期关注湖北文学的主要有江岳和李鲁平等人。青年作家刘继明在创作之余也留下了评论文字。
湖北文学批评队伍呈现出令人惊喜的状况。老一代湖北文学批评家仍然活跃着，陈美兰、王先霈、涂怀章等著名批评家仍继续为湖北文学发展鼓号。他们的评论文章既关注湖北文坛，也聚焦全国文学现象；他们既有评论文章也有理论著作，在全国继续发挥着影响。湖北中年一代评论家人数众多，影响巨大。於可训、王又平、昌切、樊星、李俊国、邹建军、江岳等均是全国有影响的批评家。他们都是在文学史研究上造诣很深的专家，他们的文学批评著书，各有特色。於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是中国第一部个人撰写的文学史，有许多创建。他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开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理念新方法新范式。王又平的《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对近20年中国新近小说创作潮流作出了深刻的透视。昌切的《思痕集》、《世纪桥头凝思：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思考深刻，见解独特，文风犀利。樊星的《当代文学与多维文化》、《别了，20世纪》从文化视角切入当下文学。李俊国《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从文学与现代都市的“关系”角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探究了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审美嬗变与多重意义空间，并对各个时期的现代都市小说做出了客观的论评。江岳著有《江岳文艺美学论》，他的评论文章具有鲜活的理论思想。
在湖北老一代批评家和中年一代批评家仍在活跃的同时，新世纪以来湖北青年批评家迅速崛起，构成了湖北地区批评家三世同堂的景观。刘川鄂、李建华、叶立文、李鲁平、李遇春、魏天真、魏天无、吴道毅、梁艳萍、阳燕、周新民等青年批评家相继在多个话题上发言。湖北青年批评家思想活跃，均获得了博士学位。湖北青年批评家首先都是在专业上有建树。刘川鄂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系统研究第一人，也是张爱玲研究专家，有多部著作问世，叶立文在先锋文学领域颇有建树，出版了《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邵滢是京派批评研究者，著有《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以京派为例》；李遇春主攻十七年文学研究，出版了《权力·主体·话语》，在国家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魏天无主要从事诗歌研究，著有《新诗现代性追求的矛盾与演进：九十年代诗论研究》。吴道毅在民族文学上收获丰硕，著有《南方民族作家文学创作论》；梁艳萍《古典诗意赤子情怀：叶大春论》，阳燕著有《李修文论》，周新民主要研究新时期文学，著有《“人”的出场与嬗变》。坚实的专业素养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训练，使湖北青年批评家视野开阔，文思敏锐，富有思想和理论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