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批评家宝刀未老，中年批评家如日中天，青年批评家锐意进取，湖北批评家队伍显得阵容整齐。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湖北地区的文学批评肯定会走在全国的前列。
新世纪湖北文学出现了新的气象，祝愿湖北文学批评继续健康发展。
三、文学批评实践——以《当代湖北作家研究丛书》为例文学批评
同样需要灵性，由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作家研究室编撰出版的《当代湖北作家研究丛书（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让我们有幸目睹了一种带有生命质感的文字，聆听到那些独特真实的批评声音，正如湖北省现代文学学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黄曼君教授在序言中所指出的：“生命与学理，在《湖北作家研究丛书》中，我欣喜地看到这两者的互汇与交融。”（黄曼君主编：《当代湖北作家研究丛书·序言》（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湖北作家研究室便展开了对湖北文学创作及文学资源、湖北文学发展史的专门性研究，时至今日，已编辑出版《湖北作家论丛》共七辑，凡200万字。面对新时期以来当代湖北作家强劲的创作态势，他们精选出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叶大春、刘继明等7位湖北作家展开研究，都是近年来以自我创作实力而产生全国性影响的知名作家，在选材上极具代表性。同时，《丛书》的众评论者也是当前工作在湖北文艺战线上的中坚人物，强强联合体现了经济学上的资源配置最优化原则，从而也保证了这套丛书的学术性与权威性。难能可贵的是，该套丛书早已超越地域性研究范围，直接回应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状况，在作家研究的基础上提炼、贯穿着学术界及文坛所感遇的普泛性、焦灼性话题，以对新时期以来的湖北文学乃至文化的历史的深刻反省和剖析，对当下湖北文学和文化状况的理性审视与批评，来建构起更具独立品格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言说空间。
如果说“丛书”中那些整齐排列的作家人名，就像悬挂在地域文化藤蔓上的深奥暗符，缔结着湖北文学的秘密，那么，批评者们正似技艺高超的“破译者”，运用“个案式”剖析的方法、“多维度”解读的视角和富有“个性化”的叙述风格为我们解读了湖北作家们的文本世界和现实人生，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地域文学机体的生命活力与复杂神秘，让我们在把握湖北文学强盛、奋斗和持久之秘诀的同时也领略了评论家们的批评灵性与学术魅力。
（一）方法：“个案式”剖析
《当代湖北作家研究丛书》（第一辑）的推出，是湖北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首开全国学术界区域性作家群体研究的先例，更重要的是，这套作家论丛书在研究思维方法上以个案分析的方式，对七位有代表性的湖北作家进行了深入剖析，诠释了他们个人的文学品格和精神追求并对其作品的价值取向作了个性化的判断，为读者更深入、更准确地了解他们的文学世界提供了理性参照。
“一件艺术品有它独特的生命”（李欧梵、刘象愚主编，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6页。），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热衷于建立高度概括的文学普遍性‘法则’的努力终归要失败”（李欧梵、刘象愚主编，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7页。），然而，长时间以来的当代文学研究一直被那些笼统而空洞、说不出具体内容的整体批评观所误导，这种研究方法因无意于与作家的独立精神个体进行必要的对话与交流，使得不同的主体之间很难达到一种精神的契合或意义的重构，从而也导致了当前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相互不买账的局面。它已经很难应付进入世纪之交后作家们愈加多元杂陈、各行其是的写作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去费力不讨好地总结归纳某种集合起来的一般特征显然有些迂阔。只有跟踪具体作家的写作，认识他们独特的才能和抱负，以及确认他们因不同生活经历和创作立场而形成的个性力量，一个时代的文学才能显示出它独特的价值。
丛书的编撰者们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这方面作了充分的考虑。他们没有刻意地强调湖北作家在写作风格上的一般特征，而是通过对七个典型个案的追踪与分析，来关照诸如池莉的市民写作、方方的知识分子写作、刘醒龙的现实主义文学、陈应松的“精神还乡”、刘继明的“人文关怀”、邓一光的“兵”系列和叶大春的笔记小说等诸多热点理论问题，并将这些问题的研究放在一个开放的话语系统中，通过对一些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与流变轨迹的把握，站在当下社会人生、文化价值转型的体认基础上，对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的剖析，考察他们与一些思潮流派的关系、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创作立场、他们的优点与不足、他们对整个新时期文学所起的推动或制约作用，以及他们在世界文学发展的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特色。
如李俊国教授的《在绝望中涅槃——方方论》一书，以“知识者写作身份”问题作为全书研究的贯穿性主题，详细分析和梳理了方方“知识分子”写作的形成与多元混杂时代下的“分化”过程，以此来应答知识者作家在后现代语境中，如何“坚守”知识者写作立场、知识者写作的意义所在，以及如何保持自身的写作姿态等问题——这也是20世纪中国百年文学创作所未能正面而切实加以思考与研究的关键问题。刘川鄂教授的《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则聚焦于池莉的市民书写，既关注其市民书写的美学意义，又研究市民题材、市民意识、市民书写何以成为当下文坛火爆的文学现象的多重原因，对当代社会的文学市民意识与文化市民性也作出了相当精当的研究。该著注重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进程中，综合地立体地分析评介池莉的创作特点和美学价值，在充分肯定池莉创作成就的同时，较多的注意到其创作的负面因素和某些硬伤，不啻为对当下“池莉热”的“冷思考”。虽然属于个例研究，但也是对当代问题病症的一次综合诊断。蔚蓝教授的《血脉父辈英雄——邓一光论》则从草原血脉的传承、父辈荣誉的高扬、浪漫激情的时代需求等多个层面来透析邓一光的“英雄情结”，深入发掘了英雄形象背后所隐含着的文化原型，同时站在20世纪的文学视野和价值体系中，深入探讨了邓一光式的“英雄主义”在世俗化社会和英雄缺失的时代环境中得以生成的原因，以及其背底下的虚幻与脆弱。聂运伟的《最后的守望者——陈应松论》、程世洲的《血脉在乡村一侧——刘醒龙论》、梁艳萍的《古典诗意赤子情怀——叶大春论》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阐释了他们对各自研究对象的理解，但又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一个相近似的文学（文化）理论话题：这批由乡而城式的作家，虽然走过了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但他们“乡土文化的母体记忆，道德意识的初始模式，与当下多元文化价值时代冲撞时的眩惑与困惑”（黄曼君主编：《当代湖北作家研究丛书·序言》（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却是当下学术界、文学界所面对的普泛性焦灼性话题，他们对这一话题的关注和探讨，使得研究能够深入到历史与哲学层面，去直面当代作家的历史意义与道德主义的转型问题，从而赋予作家专论一个开阔的视野和理论的深度。葛红兵的《颓废者及其对立物——刘继明论》则将作家置于当下社会的多元化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作家的个体生命旅程，去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和心理状态，研究我们这个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从创作的矛盾和心理的纠结中去思考刘继明作品中流溢而出的“人文关怀”。
（二）视角：“多维度”解读
《当代湖北作家研究丛书》（第一辑）的作者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和评论家，而且都在高校有着自己日常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也有着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如李俊国教授在都市文学方面成果颇丰，刘川鄂教授在新诗研究、鲁迅研究和张爱玲研究上有着骄人战绩，聂运伟教授的实践美学，蔚蓝教授的女性主义批评以及梁艳萍的散文美学、新实践美学等领域都颇有建树，葛红兵教授在文化研究上风生水起，程世洲则专注于乡土文学研究，他们的理论水平和专业角度也深深渗透进作家专论之中，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从整套丛书来看，批评者切入作家研究的角度各异；从单个专著来看，所运用的批评方法也是多样化的，他们在以每一位研究对象进行主题性阐发的同时，力争在研究过程中包容进更多有价值的线索和内容，实现对每个作家做整体性的综合研究，从而使得该套丛书在研究视角上呈现出多维度、立体化的特点。
在丛书中，对于所论及的作家，批评者们大量披阅材料，多方论证，积极探索，从论者的自述来看，他们不仅通读了作家以往的作品而且密切跟踪最新创作，同时还大量收集相关著作和文章进行比照分析，体现了严谨的学风和求实求真的学者立场。他们善于在论著中运用多种学术学理，通过文本解读、符号阐释原理、原型意象分析、文化心理解剖、人本精神透视等多重研究方式与视角，进入作家的文学世界与创作生命，条分缕析，知微见著，体现了既有的学术素养和文化功底。而在具体的解读过程中，批评者的文章大都采取理论寻绎与作品阐释、宏观审视与微观剖析、作家论与作品论相结合的视角和原则，不做玄虚蹈空之论，文风朴实，有理有据，有史有论，可以说，扎实的基本功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为这套书的学术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单单从丛书中极具概括性的书名来看，如“在绝望中涅槃”、“小市民名作家”、“最后的守望者”、“血脉在乡村一侧”等，我们就可以初步感受到每一位作家的独异之处。而这些书名下所涵盖的具体内容却在证实着这种“微观而不微小、独立而不孤立”式的研究所花费的心血、体现的功力。他们在坚持中国传统文论的诗意感悟的同时，也注意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最新步伐，将一些新的批评话语运用到批评实践中去，正如黄曼君先生所欣赏的批评家“既有精当的学识眼光，又具鲜活的社会生命质感的专著与文字”，灵性与理性在这里获得高度的契合。如李俊国在对方方的创作历程、精神世界和文化艺术内涵进行精细研究的过程中，融入了传记心理学、叙事学、生命哲学、精神现象学等多重理论致思方式；聂运伟教授则直接发挥自己的文艺学专长，对陈应松小说创作展开现代叙述学研究，熟稔的理论视角同细致的文本分析让一本学理性的批评著作变得深入浅出；葛红兵则从文化批评角度展开对刘继明小说分析，将其思考的“个体文化”理论切入到“晚生代”作家群的精神层面和心理状态；刘川鄂则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在当下的世俗社会焕发出新的活力，完成了对池莉这一“市民型”作家的创作诊断和价值定位；蔚蓝则在她的专著中注入了“女性主义批评”、“原型意象分析”、“文化心理解剖”的因子，实现了研究视角的开放和文本分析的纵深探入；此外“精神分析”、“符号阐释原理”、“人文精神透视”等方法在这套书中也多有运用，多重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使他们更好地进入了作家的文学世界和创作生命，从而准确而全面地把握住了每一个复杂的精神个体。
同时，他们也注重批评的独立人格，不溢美、不隐恶，既不盲从学术界对这些作家已有的定论，也不因为他们与这些作家的私人友谊而放弃对其作品的“苛求”。无论是肯定、反思，还是有力度的解剖、批评，都是建立在学术运思和学术发现的基础上，对于七位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存在的缺陷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因而就避免了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某些“唱和”式、“媚态”式评论现象的出现，为营造健康的文学批评环境，拓宽文学批评的空间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切近文本的透视既超越了企图借文学图解现成理念的狭隘功利主义，也超越了某些作家在某一时期的自我标榜。如刘川鄂教授把池莉放在市民生活价值理念层面上加以考察，在肯定其创作成就的同时，较多地注意创作中的负面因素和数处硬伤，可能作家本人未必同意这些判断，但这些判断却完全是从她的作品中挖掘出来的，有理有据，让人不得不信服。
（三）风格：“个性化”叙述
风格是作家创作个性与话语情境相结合的产物。不仅文学作品之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相异的批评专著与文章也具有大相径庭的话语特色。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有云：“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因而，与作者创作个性紧密相连的文字便“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了，可以说，文学批评文本作为一个完整的书面语言系统，它所选择的叙述基调和修辞方式，不仅反映着书写者的叙述技巧与风格，而且反映着书写者的理论支点和价值追求。
作为湖北省一部分中坚批评家理论研究实绩的集中展示，《当代湖北作家研究丛书》不仅显现着与其他相关地域文学研究专著的独特风格，而且在丛书内部的各位批评家之间也传达出异彩纷呈的“个性化”叙述特点。从这部丛书的编排格局来看，可以想见编撰者力图从整体建构上对同类文学批评著作进行突破和超越的努力，并为丛书内部的批评者的创造性、个性化书写建立一个既严谨又灵活的新颖独到的逻辑框架，从而使研究集体主体和个体主体形成一种合力和优势，使其创造潜能、思维能力、审美感悟、学术才华和话语操作的独特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展示。这种分合式结构确保了编著者重构湖北文学研究的设想与创意的贯彻落实，确保了全书科学性、创新性、系统性、深邃性的高层次的学术品位，并从而显示出一系列的学术创新点、思想闪光点、知识增长点和书写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