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部分各自独立而又互相贯通。《晚清民初的科学思潮和文学的科学批评》把科学批评放在发展的批评过程当中去把握，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而作为文学批评过程中重要环节的科学批评的表现形式，王济民主要是通过和文学的思想政治的批评之间的比较进行的。顾名思义，文学的思想政治的批评必然和思想、政治联系。王济民把“比较强调文学的思想政治内容”的文学批评，称之为思想的、政治的文学批评。诸如，梁启超“新小说”的观念、陈独秀“文学革命”的观念、周作人“人的文学”的观念……都属于思想政治批评的范畴。然而，科学批评主要是以传统文学为批评对象。如王国维《红楼梦评传》、《人间词话》；刘师培《文章原始》、《论文杂记》；章太炎《文学论略》；陈衍《石遗室诗话》；林纾《左孟庄骚精华录》、《韩柳文研究法》……另外还有一些有关传统文学研究的学术著作，如陈衍的《元诗纪事》、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它们包含着重要的文学批评。这种文学批评，对传统文学并不一概否定。另外，科学批评与当时的文学创作也有联系，胡适就对新文学有许多重要的批评。这种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是注重作品，尤其注重文学作品的形式，比较强调文学本身，政治色彩比较淡薄，可以说是一种科学批评，而它的思维特征则是分析的、逻辑的，有更强的学理根据。
（三）
《晚清民初的科学思潮和文学的科学批评》侧重于西方批评理论对中国批评的影响。而邵滢的《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以京派为例》以京派文学批评为例，彰显了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建设走上西化道路之后，应该如何维护本民族的文学批评特色。王先霈、王济民、邵滢的侧重点虽然不同，但是，融会贯通中西文学批评理论是他们共同的追求。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以京派为例》围绕中西批评理论的交汇融合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20世纪初，随着中国新文学的破土而出，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语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文学批评显然难以再适应新的发展趋势，至此，无数的文人、学者主动或被动卷入到现代文学批评范式建构过程中，导致了文学批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二是论述了现代范式的建构。文学批评新范式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所涉众多。该书主要是从批评的观念、方法、话语、活动方式等诸多层面进行批评的现代范式的建构，当然这种建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它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三是提出了整个建构过程中的问题和对其进行反思。诸如协调西方与本土的缝隙与张力，即接受外来影响以求更新自己而后转为我用；协调传统与现代之关系，凭借“横的移植”来为“纵的继承”注入新血；面对社会现代进程中滋生出的对审美现代性、对文学和文学批评自身独立属性和功能的新认知与民族危机时期文学深厚的社会关怀意识的纠缠裹结；同样为捍卫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又如何抵御作为现代社会必然产物的商业化，并从中体现出现代学人的学院立场等等。四是论述角度是以京派为切入点。以京派群体为例，尽管问题本身具有普遍性，但为使本文足以承载而不过于散漫，而京派的思考又确实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现代批评的发生与建构并不起源于某个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或批评事件，它的性质隐含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新的范式逐渐从历史的地表浮出，其中包容了无数批评家和批评群体的合力作用。本书只是遵循‘法从例出’的策略，选取了京派批评家作为问题的切入口，在剖析个案的过程中以小见大，目的在于勾勒出现代批评发展道路之大致脉络，更为展现文学批评转换发展中前辈批评家留下的资源和困惑。”（邵滢：《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以京派为例》，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正如题目一样，邵滢的专著《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以京派为例》主要是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进行反思，因此，该书着重围绕西方理论资源的本土化、古典文学资源的现代化、批评审美维度的建设与坚守、文学商业性和批评学院意识的冲突等问题进行展开论述。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始于全民族救亡的时期，本土文化遭遇到空前的挑战和危机，求新变异成为时代的号召，带着这份希冀，国内的仁人志士将目光投向西方。但面对纷至沓来的西学，当时的批评家意识到理论的接受不能一味地搬用外来理论，仍需要探寻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契合之处，进而形成了学理上深刻探究和综合比较，获得了历史文化深层的互相理解和转化。这尤以京派群体的探索最为突出，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本土文化作为吸纳和调和外来理论的动因与依据，并将此作为建构现代批评范式的潜在的内部逻辑框架。京派批评家通过对“西潮”的择取、改造，形成了现代批评建构的理论源泉。这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以京派为例》的根本立足点。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以京派为例》还指出，现代批评建构还包括对古典文学重新阐释和理解。依据中西方文化对话中形成的现代文学观念，重新认识中国古典文学的各种现象和意义，从而确立起一个内容更为丰富、生命更为蓬勃的中国文学传统，并将其融入到现代范式建设之中。京派群体出于当时文学和批评建设的动机，以一种“现代批评者说”的方式实现传统与现代精神的对接，将孕育在古代文学经典中的民族审美传统、审美趣味、审美形式等重新激活成具有当代生存价值的活的思想，同时这些思想反过来又成为现代批评建设可资利用的资源。
批评审美维度的建设与坚守，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以京派为例》应有之义。在中国现代批评建构历程当中，对批评审美属性的坚持、对批评审美维度的建设极其复杂艰辛。受西方近代人文主义和审美现代自主性追求的影响，新文学批评者一方面坚信文学作为一种独立艺术种类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因为中国民族存亡和文化危机的现实，文学批评被赋予了沉重的社会使命感，因此形成了现代批评的双重维度，即审美的、诗学的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维度。现代批评的“审美”维度同时指向了审美的独立性和审美的社会关怀。因此，作为现代审美批评代言人的京派批评家，对现代批评建构的意义也不局限于曾经捍卫了批评的审美性，更重要的是启示批评如何在审美与社会、政治的冲突对话中确立自身无可回避的存在意义和自己的个性倾向，同时不断反思与尝试文学批评双重维度间的平衡与定位、最终以属于文学的方式兼容社会意识。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以京派为例》认为，文学批评在关注具体的文本的同时，也应该对文学现象作出及时的反应与阐释。商业化问题是批评的范式转型中遭遇的新问题。商业化大潮滚滚而来，文学创作和批评都被纳入到商业性机制当中，商业性的价值标准消解着文学的传统审美规范，挑战着人们曾经普遍认可的价值测度；同时，现代大学作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另一产物的出现，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的一种新范型也随之浮出历史的地表，现代批评的学院意识从此开始萌发。由于价值追求的差异性，批评的学院派成为对商业化反应最为强烈的群体，二者之间天然的对立性恰好成为话题各自延展的隐性参照系，从“京海论争”开始，京派已鲜明地在自己的批评立场上贴上了反商业化的标识，而他们又恰是以“学院派”的身份立足于文坛。他们通过对艺术感知与审美趣味的彼岸性追求、经典意识的强化、平和公允姿态的坚持等学院化的道路来捍卫文学的独立性与审美性，并力图对商业化作出对抗。当然他们留下的问题也是值得反思，京派批评家当年选择了与商业化的对抗来坚守文学的阵地，但对作为现代性直接产物的商业化一味的拒斥并非明智之策。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以京派为例》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京派批评，但是，它根本所指是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建设问题。著者认为，现代批评发展到当代，具体语境可能有所变化，但现代建构的使命并没有终结，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不仅是京派和当年大多数批评家必须面对的，同样也是当代批评家难以回避的，诸多话题脉息相通、勾连相续，反思前辈给予的资源与留下的困惑等，正如作者所言：“如果借京派批评群体的研究，能对批评现代建构问题有所总结，更对当代批评之承续这一进程、完成其中使命，能有所启示，也就无须愧对这个批评群体当年的努力，也算不枉费本文的用心所在。”（邵滢：《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范式建构之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四）
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但是，什么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转型发生在什么时候，它又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转型的最终指向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庄桂成博士的著作《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论——1897－1917年间的中国文学批评生态研究》（以下简称《发生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一书却有大量的史料考证，尤其是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历史的研究基础上，经过旁征博引和比较分析，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最终指向是科学化和人本化这一独特的见解。
一、强烈的问题意识
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经历着痛苦而艰难的转型，但是，到底应该怎样转，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提出回到古代，以古代文论为基础重建中国文学批评，有人提出西化，移植西方文论为中国当代所用，等等。而庄桂成的《发生论》就是围绕如何建设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这个问题而展开，可以说，《发生论》一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如何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建设问题？《发生论》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一直处于转型之中，要解决当今的文学批评如何转，我们就应该回到发生的原点，看最初是如何转的，从中寻找启示因为事物的发展，往往在最初就决定了它的行进方向，只不过以前因为时间距离太近而不易看清，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时间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便利。
《发生论》充满思辨性，因为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的原点问题，所以，作者不断地追问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为什么会发生转型？如何转型？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型？这样层层深入，直逼问题的本质，显示了作者执着而睿智的学术精神和品格及强烈的现代意识。另外，作为学术研究，它的意义不应该仅仅是研究者本身所赋予的，应该同时具备“经世致用”的特点。所以，作者有感于中国文学批评自20世纪初开始，就一直处于艰难的转型之中，为我们阐明了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指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这一学术问题应达到的目标，即确定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内涵，确定中国文学批评转型发生的时间，探寻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内外因素，分析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王国维的西体中用和章太炎的文学复古的转型路径如何实践着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以及他们为何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之下却作出了各自不同的选择。
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转型研究，《发生论》指出：文学批评只有科学化，它才会成为一种探求真理的活动，才不会被政治或其他力量所任意左右；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终极方向必然是走向人本化，即以人为目的、重视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发展和自由意识。在当今文学批评恣意吹捧、一味哄抬、酷评、骂评、无端贬抑之风泛滥之际，这无疑给学术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正如作者所说，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问题，既可以为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转型提供经验和教训，或许还可以对中国当前的思想文化走向提供启示。
二、严密的逻辑结构
《发生论》一书结构严谨，论述集中而层层深入。首先以问题入手，对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原因、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应达到的预期目标及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方法作一个简要的交代。其次，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义界”、缘由、路径、立场一一作了充分的论述。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义界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何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是在什么时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转型发生的“外发型”缘由在于晚清社会危机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功能发生了改变以及西学东渐导致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即中国文学批评的主体发生了改变；“内发型”缘由则在于中国文体变革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对象发生了改变。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革命（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王国维等人的西体中用（如《红楼梦评论》）、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文学复古则实践着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转型发生的路径。批评大师们之所以对文学批评转型各自选择自己的道路，主要是因为受现代中国的基本意识形态影响所致。梁启超等进行文学革命，是因为受了进化论的启发和影响，章太炎提倡文学复古，是为他那民族主义思想所左右。
王国维思想较为复杂，文章暂且存而不论。这是文学批评转型发生时批评主体所把持的立场。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层层深入的纵向论述过程中，则又从横向的角度，即以文学批评的构成要素（包括批评主体、批评对象、批评文本、批评功能）贯穿其中，交织成一个井然有序的论证空间。最后则获得了引人反思文学批评的启示：中国文学批评转型起初发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其批评的主体、对象、文体、功能等都发生了改变；这些要素的改变，就暗合着两个趋向，即中国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倾向。
三、文化生态学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