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宾，下午好：
我参加过多次出版论坛，但像这样中国——英国一一对应的论坛还是第一次。从论坛的议程上看，无论是发言还是讨论题目都是与中国出版“走出去”相关。所以应该感谢论坛的主办方——英国驻华使馆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所作的努力和帮助。
中国和英国的关系，按照布朗首相的说法，是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专家们认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布朗认为，中国的发展，对英国是个机会。这个说法和态度受到中国政府的欢迎（《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布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财政大臣出身的布朗曾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财长，一种是失败者，一种是及时退出者，但做了十年财长的他却创造了第三奇迹，从财政大臣走上了首相的位置）。中英关系的发展是平稳的，尽管贸易额没有中德、中法那么大（上百亿欧元，年初布朗访华只签了8亿美元的贸易协定），但内涵丰富，英国的金融、教育、文化、服务业对中国有吸引力，对我们来说，英国的出版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际知名的企鹅出版社率先高价购买了《狼图腾》的版权（10万美元），带了个好头，兰登15万买了《兄弟》，哈珀·科林斯表示要买第二个“狼图腾”。这些都说明，国外出版界对中国图书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实际上这是对中国表现出的热情，是在中国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逐渐加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去年，在法兰克福书展的一个访谈节目上我被问到：中国图书为什么要“走出去”？政府为什么推动这件事？（在座的英国朋友恐怕也有这样的问题）我回答，中国的历史很长（5000年的文明史），但开放的时间很短（今年我们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年），开放之初，我们打开国门，首先做的是“请进来”，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乃至发展理念，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世界，了解中国之外的方方面面，在了解世界的同时，我们发现，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是极其的少，到目前为止，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对世界的了解仍然远远大于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今天来的是英国朋友，你们可以做一个实验，在伦敦和北京街头同时采访，随机访问英国和中国公民，看他们对中国和英国的了解程度。这样的采访我们在2000年“中华文化美国行”活动时也曾做过。记者在纽约街头采访美国人，问起对中国的印象和了解，结果是：一、熊猫，二、长城，三、春卷。而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就要广泛得多，也深入得多了。正因为此，我们要给世界了解中国增加渠道，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目的就在于此。
2005年，我访问英国，拜会了企鹅出版集团的总裁麦肯森先生。我说，我很喜欢企鹅的那套“黑皮书”经典系列，尽管也收有中国选题，但太少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图书进入“黑皮书”经典系列。去年，在法兰克福书展，我们再次见面，又谈起这件事，麦肯森先生问了与2005年同样的问题，你希望我们出什么样的书？这次在美国拜访哈珀·科林斯和兰登书屋时，我也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想，这是我们中外出版界面临的、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
应会议主办方英国驻华使馆的邀请，让我讲讲“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鉴于“推广计划”在国内外出版界有广泛的认知度，我讲一个刚刚结束的案例：
2月20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和美国著名神学家、基督教福音派领袖路易·帕罗合著的《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交流》一书的美国版首发式在纽约举行。这本书2006年8月在中国出版中、英文版，2007年由贝塔斯曼出版俱乐部版，这次是哈珀·科林斯旗下的宗德万出版社出版市场版。应该说，这本书的出版是成功的，而成功的因素有多种，在此，与大家分享：
第一，有知名作者。中方作者赵启正曾多年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深谙对外的沟通与交流，他的物理专业学历背景使他逻辑思维严密，哲学功底深厚。而帕罗博士则是美国著名的基督教福音派领袖、阿根廷裔的布道家，经常穿梭于世界各地传经布道，每每听众成千上万，还曾出版过几十部专著，其个人魅力及学识、口才可见一斑。因此，两位知名人士的对话自然容易引起关注。我们希望知名作者写中国，不仅是中国的，更希望有外国的，比如，《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软实力》的作者约瑟夫·奈，这些世界知名的作者目前对中国的兴趣多多，据说奈斯比特已在天津南开有了工作，并且计划写《中国大趋势》。我们非常欢迎这些国际知名的作者写中国。约瑟夫·奈去年曾在北大作讲座，前些时候又专门接受《环球时报》的记者专访，谈中国的软实力，他认为中国的软实力目前至少可打60分，但处于上升趋势，美国的软实力目前可打90分，但处于下降趋势。我们希望他们能写出关于中国的书，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通过他们的客观描述了解中国。
第二，内容为王。我被多次问到，国外对什么样的主题感兴趣，换句话说，就是国外喜欢出版什么样的中国书，我想，这个问题今天在座的英国朋友可能能回答一部分。我们曾做过一个调研，看看国外出版中国主题图书的情况，结果有大致这样的排名：历史、地理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宗教、哲学，再次是文化、文学，近年来经济类别也很热络。《江边对话》所涉及的主题就是热门选题之一。他们的对话，是从《圣经》到《论语》，从“终极关怀”到社会和谐。通篇是在两种文化、两种哲学思想和两种哲学理念的背景下展开，深刻、广阔、坦诚、幽默，看不出他们的隔阂和迥异。
第三，表达方式极其重要。我被经常告知，某一本中国图书是多么的好，但是外国人不能理解，要换一个角度，或者换一种说话方式才行。是的，东西方的交流，特别是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常常碰到障碍，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表达方式的不同也是重要因素。比如，我所在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25号，这是中国式的表述，从大地方往小地方写，从宏观到微观，而西方的表述恰恰相反，一定是先225号，然后依次是朝阳门内大街、东城区、北京市。从小到大，从微观到宏观。中外记者写文章也是如此。比如同样是对市场的描述，外国记者一定是写某一个早晨，一个老太太挎着篮子出门，来到某某菜市场或早市，看见琳琅满目的蔬菜，并且都很便宜，给人的感觉是市场繁荣、物价稳定。而我们的记者通常都会先说“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然后再描述老太太卖菜的故事。虽然说的都是一件事，但表达方式不同，受众的感觉会大不相同。
第四，知名出版商的合作为成功提供组织保障。我在各种场合都讲，中国的出版集团和出版社若要“走出去”，与国外的出版集团、出版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此次《江边对话》的合作伙伴，中方是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下属的新世界出版社，因为多年从事对外出版工作，具有很强的国际合作能力，在海外也有较强的人脉关系。每年的版权输出量在中国名列前茅。而对方宗德万出版社则是哈珀·科林斯旗下的出版社。哈珀·科林斯的母公司是新闻集团，老板默多克是较早进入中国的传媒集团，与中国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
第五，优质的译本为本书添彩。在和外国朋友谈中国出版的外文书时，外国朋友经常会说到书的翻译问题，多数情况下是我们的书翻译没有问题，都正确，但是没味道，听了让人伤心。当然，这也不是三天两早晨就能解决的问题。中国图书走不出去的原因之一，并且是重要原因就是翻译问题。《江边对话》的成功就是请到了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林戊荪先生承担翻译工作，由于林公是翻译大家，其译文应该算是二度创作。帕罗先生称赞此译文“准确、传神”，可作为“英文精读课本”。
在我结束讲话时，我想借用几位名人的语言，来描述此书的成功。美国第60任国务卿舒尔茨说：“这一友好对话以卓越的洞察力，深入探讨了价值观与生命本质的相互关系，阅读此书，你会备受启发。”中国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说：“这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宗教徒与非宗教人士之间的一次真诚对话，可谓开创之举。对中美两国人民更好地理解对方及本国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帕罗本人也认为，美国应该学习这种对话方式，即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展开和平、坦诚的对话，美国应该明白，阐明观点并不需要通过攻击对方才能实现。
《江边对话》是成功的，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江边对话”，期待着更多的赵启正和帕罗，期待着更多的中外合作的作品问世。
祝会议成功！
（在中英出版论坛上的演讲，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