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华读书报》记者丁杨
时间：2009年8月
第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将于2009年9月3日拉开帷幕，据悉，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本届BIBF包括国内外参展单位数等多项数字不降反升，中国出版界依旧看重与来自诸多国家和地区出版同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中国图书“走出去”仍是这一出版业界盛会的重要主题。
谈及中国图书“走出去”，就不能不提“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下称“推广计划”）。早在2004年，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了“中法文化年”的法国图书沙龙，国务院新闻办资助法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了70种法文版中国图书。鉴于这一举措取得的良好反响，2005年国新办与新闻出版总署开始筹备实施“推广计划”。2006年初，双方联合成立“推广计划”工作小组，推荐中国图书参加国际书展并组织出访，当然，向图书符合推广标准的中国出版单位提供翻译资金上的资助是该计划最为重要的部分。
几年来，“推广计划”在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道路上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2009年，这一计划有了“升级版”——“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下称“出版工程”）。无论对中国图书走出国门的资助力度还是具体推动举措所涉领域，都较此前有不同程度的拓展。日前，本报记者就“推广计划”及“出版工程”的若干话题，采访了国新办三局副局长、“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吴伟。
读书报：截至目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的中国图书“走出去”项目达到怎样的规模？每年资助的资金投入力度有多大？吴伟：“推广计划”从2006年正式实施至今已经三年多了，截至2008年末，总计资助图书翻译出版项目990种，包括1380多种图书，涉及21种语言翻译出版，事关30多个国家和地区150多家出版机构。我们统计了一下，投入在这些资助项目上总的协议金额超过四千万元，签了协议的付一半，等到书出版了再付一半。从计划实施到现在，我们每年的投入在一千万元左右，这个数字在逐年提高。今年上半年又有一大批项目接受我们的资助，应该说这个计划的进展还是很顺利。
前来申请资助的图书项目，品质越来越高。现在批准的项目大概占申请资助项目的50%，这个比例同这个计划刚开始实施时相比要小。现在来申请资助的项目多，我们的选择余地也大了，就希望把品质更高的图书推介出去。我们资助翻译出版、推介出去的图书基本上是科技类、社科类的，再细分就是文化类、文学类的，这几类资助力度比较大。实际操作上，只要属于这些领域的图书选题项目，符合资助的标准，我们大多会批准，签了协议，资金就会到位。
读书报：这一计划对推动国内出版单位的图书“走出去”功不可没，对海外出版机构有哪些意义？
吴伟：不可否认，这个计划投入的资金不算多。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国外出版业也受到很大影响，这使得他们在选择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问题上变得更加谨慎，他们的出版业是完全市场化的。如果中国政府对国外出版机构有一些资金上的支持，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帮助他们的出版事业，巩固他们出版中国图书的信心，也降低了他们的出版风险。同时，这个计划的实施也代表了中国政府的一种姿态——希望这些图书能被海外读者接触到。
读书报：请简要概括一下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历程。
吴伟：中国图书“走出去”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实物出口，即把中国图书原封不动地卖出去，由于实物出口以中文书为主，所以，海外读者必须懂中文才能阅读，读者群很有限；第二阶段是版权贸易，比实物出口进了一步；第三阶段是合作出版，中外出版人一块儿沟通，海外出版商了解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就请国内、国外的作者一同写，这比版权贸易又进了一步；第四阶段是把图书选题在境外直接出版，又进了一步。这个阶段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国内出版社在境外直接创办出版机构，约中国或外国的作者写作，直接在境外出版关于中国的图书，这种情况目前还不多；另一层面是国外的出版机构出中国主题的书，我们当然欢迎，但这些图书中不可避免地有些会不够客观。重要的是，这四个阶段是重叠进行的，就是说，目前这四个阶段在同时进行。
读书报：年初，“推广计划”工作小组第五次工作会议表示将开拓中国图书“走出去”新通道，其中就包括邀请国外知名作家、学者撰写中国主题图书，确定这项举措有哪些考虑？
吴伟：前面说到有些海外出版机构所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由于作者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内容会有失偏颇。“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年初在长沙的年会上，特别提到要邀请国外知名作家、学者来撰写中国主题图书，是希望有国外学者、作家客观公正地来写中国，比如写《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的库恩，比如写《大趋势》的奈斯比特，比如写《毛泽东传》的特里尔，这些作者能够站在比较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认识中国，书写中国。另外，他们也有足够大的国际影响力。9月3日本届BIBF开幕式之后，“推广计划”展区的第一场活动就是《中国大趋势》的发布会，作者奈斯比特本人也会到场。
除了作者的写作立场，他们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表述方式符合西方读者的习惯也很重要。
读书报：说到话语体系、表述方式，能举个实际操作中具体的例子吗？
吴伟：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领衔撰写的《中华文明史》是研究中国文明、中国文化最高水平的图书，非常值得推荐给海外出版机构。为了把它推出去，我亲自出面去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CEO潘仕勋谈。我说，剑桥大学出版社有出版中国主题图书的传统，你们出过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还出过《剑桥中国史》，如果你们继续出版这套《中华文明史》，是延续了你们的出版传统，进而形成出版中国主题图书的品牌。他很重视我的建议，可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确定一套图书选题的出版不是CEO一个人说了算，要经过学术委员会等复杂的讨论、表决才能通过。潘总裁很愿意出《中华文明史》，专门邀请著名汉学家阅读，我和他们也会谈了多次。他说书中有些历史观点论述方式需要调整，不能仅仅介绍马克思主义史观，而这恰恰是我们要坚持的。于是，他们又回去讨论，还到美国去与翻译沟通，最后这套书的项目负责人兴奋地告诉我，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
这件事其实给中国出版界一种启发，我们要用海外出版机构、海外读者熟悉的话语体系来说我们的事儿，用他们的说法讲中国故事，这对中国的作者、出版人都是很好的借鉴。如果这不是已经成形的图书，如果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作者和外国作者一起讨论编写，可能过程就更顺畅。
读书报：年初的“推广计划”工作小组第五次工作会议上还正式提出，针对“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不仅可以资助翻译费用，还可申请资助出版及推广费用，请谈谈这个出版工程。
吴伟：实际上，说到“翻译出版工程”，我们对外一律仍称“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使用同一LOGO。因为这个工程牵涉的整个机制、运作、人员都与“推广计划”一致。不同的是，对这个工程资助的力度加大了。另外，从内容上，“翻译出版工程”侧重支持重点及系列图书，我们希望通过资助图书的数量、规模来求得更大的海外影响，产生规模效应。“翻译出版工程”实施以来，已经有八个系列签了资助协议，一共包括163种图书，其中最大的系列有36卷，是《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战略研究报告》。毕竟，就影响而言，一套书和一本书的影响力还是不一样的。为了深化这种影响，我们除了向这个工程的入选图书资助翻译费，还要资助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出发点无非是希望这些书不要无声无息地出版，要产生影响。2009年，我们的资助投入预计会有三千万元，增量还是挺大的。
读书报：“推广计划”在每年BIBF设立专门的展区已经是惯例，BIBF过后，紧接着就是全球书业瞩目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今年书展的主宾国是中国，有何重头活动？
吴伟：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当天下午就有两场重要活动，都在主题馆。一个是中外出版人关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对话，中方三位、外方三位，都是出版界大腕；第二场是奈斯比特和赵启正的对话，宣传《中国大趋势》，也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
法兰克福书展号称书业的奥林匹克，它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今年中国作为主宾国，我们觉得非常荣耀，也深感责任重大。不仅仅是要把中国的图书带到世界，还要把中国形象通过图书带到世界。图书是传播国家形象，传递中国各个行业，展现中国人精神风貌的最好渠道。我希望中国出版人能珍视这个机会，把我们最好的图书、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世界，也希望外国出版人和读者能通过中国图书更加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喜欢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