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外传播》杂志记者
时间：2009年8月
在2009年5月22日召开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CBI）评估会”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副总编张惠珍拿着厚厚的一沓资料，向在场的专家和同行介绍道：“这些都是海外媒体和读者对《宏构如花——奥运建筑总览》一书的反馈，这就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实在在的成果。”她说，正是在“推广计划”的支持下，建工社与瑞士、法国、俄罗斯三家合作伙伴在短时间内交叉运作，赶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将这本书的中文版和外文版同步推出，最终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产生了极大反响，获得了媒体和专家的好评。“俄罗斯、捷克等国的建筑专业报刊都给予此书很高赞誉。”
张惠珍的发言引起了在场其他出版人的共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出版中心主任仇扬说，如果没有“推广计划”，社科院的“皮书”系列与荷兰Brill出版公司合作出版英文版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经过三年的努力，“皮书”系列已经成功进入了世界各大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对于各国学者和高端读者了解当代中国的真实情况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合作的过程中增强了组稿能力，话语权逐渐加大。有些其他国家的学术出版社主动找上门来，“皮书”系列将以更多的语种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
除了这些沉甸甸的成果之外，“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还产生了一些无形的但更加重要的影响。高等教育出版社肖琼说，由于“推广计划”带来了实际的好处，从出版社领导到负责具体事务的编辑都产生了“走出去”的动力。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国际合作部副主任吴小红也说，以前搞“走出去”往往不被出版社内同人理解，现在，“走出去”已经成为大家共同的追求。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局副局长吴伟在主持本次评估会时，还提到近期推出的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新举措——“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她特别强调指出了这个新项目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区别。
那么，“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以来主要资助了哪类图书？国内出版商如何借力走出国门？“翻译出版工程”作为“推广计划”的加强版，其资助力度体现在哪些方面？5月22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吴伟女士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详解上述问题。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初见成效
对外传播：“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以来取得的主要进展是什么？
吴伟：在中国“走出去”的战略框架下，在中国出版业加快转企改制步伐的大背景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过三年多的实施与推动，工作体制和机制不断成熟，各项扶持政策陆续出台，各成员单位在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方面持续扮演领衔的角色，并处于领先地位。“推广计划”正式实施以来，中国已经与36个国家的156家出版机构签订了990项资助出版协议，资助图书1381种，涉及21个文版。可以说，在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方面，“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经探索出一条可行、有效的道路。在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推动下，实物出口、版权输出、合作出版、境外出版等各种形式的中国图书“走出去”工作均取得了明显进展。
以2008年为例，仅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所属的国图公司全年的实物出口贸易额就达1200万美元，同比增长12%。浙江出版集团与美国百胜书店合作的“博库书城网络书店”在美国落地，图书贸易近50万美元。在版权贸易方面，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共向海外输出版权1268项，共与境外80家出版机构签订345项资助出版协议，涉及488种图书，资助金额超过1400万元。如：中国出版集团所属中华书局的《于丹〈论语〉心得》的版权已经卖到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有18个语种23个版本，仅英文版首付版税就达10万英镑，超过《狼图腾》，创历史新高。此外，合作出版业已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新亮点。合作出版的好处是中外双方共同策划选题，共同承担出版发行风险，共同受益。江苏凤凰出版集团与日本、韩国出版机构合作出版的“祈愿和平”绘本丛书，以“回顾二战，企望和平”为主题，邀请三国多位著名画家，共同创作12本图书，不仅选题好，还创造了一种好的合作模式。关于在境外直接出版，我们的成员单位多有尝试。比如：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继在美国纽约设立分社之后，2008年，该集团在日本东京独资设立“科学出版社东京分社”，致力于把中国优秀的科技出版物在日本以及日本以外的国家出版、发行，同时还将积极开展版权贸易、进出口等业务。
应着力推出原创的、反映当代中国的图书
对外传播：近几年“推广计划”主要资助了哪类图书，其在国外的影响如何？
吴伟：在国家财政并不很宽裕的情况下，我们要用好每一分钱，使每分钱发挥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因此，我们对于所资助的图书内容有所倾斜，主要资助文化、文学、科技、国情等领域的产品，像中国功夫、家具、菜谱这类图书基本不考虑，因为国外出版商对这种书的市场很有把握，即使不资助，他们也会积极参与运作。对于那些经济效益难以断定，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树立国家形象的书，就需要用政府资助的形式助一臂之力。
在审核申请资助的国外出版商方面，我们会选择那些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出版商。比如说，有着出版中国主题图书传统的剑桥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514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该出版社历来重视中国出版市场，和国内的一些出版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中国也已经成为其在海外销售增幅最快的市场。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图书，一方面在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品牌。中外出版商的合作应该是一种双赢的合作。
关于受资助的图书输出到国外后的影响力，最好的办法是从国外市场直接听反应，比如，2004年资助法国出版商出版的70种图书，我2005年出访时直接做市场调研，一年间基本上售罄。当然，每年我们会定期召开“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CBI）评估会”，请受资助的出版商介绍所资助的图书在国外的出版发行情况，同时也请专家学者给图书的翻译质量打分。近几次评估会收集到的情况表明，我们所资助的图书的传播效果还是不错的。图书的出版实效，需要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衡量。既要看书的发行量，也要看书的去向。比如，浙江大学出版社与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合作的《中国科技进展》丛书，虽然它在国外的发行量只有600本左右，但全部都发行到世界上的主要图书馆。同样是一本书，放在一般书店出售与被学术机构或图书馆收藏的效果显然不一样。尤其是对一些小众读物而言，印数在1500本已经是不错的成果了。总之，对图书输出效果的评估需要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评判。
对外传播：国内出版商在资助申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吴伟：主要问题是原创的、反映当代中国的书很少，让人眼前一亮的精品不多，这与我国当前的出版水准和出版状况是一致的。现在，“推广计划”资助的图书仍以古代文化居多。一是国内已出版的成品书大多数局限于这一类，原创的、反映当代中国的书较少；二是有些外国出版商对中国神秘、古老、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很感兴趣。当然，那些对中国有所了解的外商则更关注反映当代中国题材的图书，像《狼图腾》、《藏獒》、《于丹〈论语〉心得》等。作为政府，我们始终致力于推动当代中国题材的图书走出去，问题是高质量的、原创的、反映当代中国的书太少。在这里，我呼吁国内的出版社、作者能更多地在这方面努把力，加大原创力度的前提是苦练内功，这样才能增加自己的原动力。
对外传播：今后在加快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步伐方面有何新举措？
吴伟：为提高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加大扶持和资助力度，我们也在努力开拓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新通道，包括：邀请国外知名作家学者撰写中国主题图书；全面实施“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及法兰克福书展设置专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展台，加强宣传推广。谈到宣传推广，我们将联合《光明日报》和《中国日报》等媒体在今年七八月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专栏，以刊登国外读者对受资助图书的反响为主。希望借此扩大“推广计划”在出版圈儿以外的影响。虽然“推广计划”已在国内外的出版界具有了较高知名度，但它在出版界以外的影响仍然有限。
“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顺利起航
对外传播：您刚才提到了“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这个项目的推出是基于什么考虑？它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区别何在？
吴伟：为了加快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加大支持力度，2009年3月开始实施“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这一重大文化工程。这个工程实际上是“推广计划”的加强版。
“推广计划”原来只是用资助翻译费的形式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调动国外出版机构购买版权出版中国图书的积极性。而“翻译出版工程”实际上加大了资助力度，不仅支持翻译费，也资助出版费用甚至推广费用。“翻译出版工程”将与“推广计划”相互配合，互为补充。考虑到“推广计划”在国外出版界已经深入人心，因此，两个项目对外均称CBI，使用同一个LOGO。所有的办事机构、工作程序、资讯发布等等仍然保持不变。
两个项目的最大不同在于，“推广计划”资助的是翻译费用，只要外国的出版商购买了中国出版社的版权，原则上都可以来申请。但是对“翻译出版工程”而言，所申请的图书必须是系列出版物，影响要大。而且，它不仅可以申请翻译费用，还可申请出版及推广费用。
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目前有何进展？
吴伟：目前，已有五个项目先期纳入“翻译出版工程”，它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史》四卷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发现中国”系列、江苏凤凰出版集团的“中国符号”系列、五洲传播出版社的“人文中国”系列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科技进展”系列丛书。
其中的一个项目，五洲传播出版社的“人文中国”丛书已于5月20日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约。此次签约也标志着“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正式开始，对中外出版界具有标志性意义。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翻译出版工程”已经顺利起航，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人文中国”书系是五洲传播出版社自2003年起陆续推出的一套高品质重点书系。截至2009年5月，已出版23本分册，并将在2009年内出版其余7本。书系分为三个专辑（每辑10本），即：以思想、智慧、艺术为主的“无形遗产”专辑、以工艺和器物为主的“有形遗产”专辑和以衣食住行乐为主的“民俗生活”专辑。三个专辑精心架构，有机结合，通过各分册介绍的各种文化载体和文化现象，勾勒出中国文化的一个总体面貌。每个分册的作者都是中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对该领域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有着准确的把握和独到的见解。
对外传播：最后，请问您想借这次采访向我们的读者说点什么吗？
吴伟：中国的历史很长，改革开放的时间却很短，外国对中国的了解还很不够，甚至我们自己也不能说完全了解自己。图书是增进国家和人民间相互了解的很好媒介，希望《对外传播》杂志多多推介中国图书，让外国读者通过读中国书，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进而喜欢中国，热爱中国。也希望中国读者通过读书更好地了解世界，同时，更要了解自己。毕竟，要想对外传播自己的文化，首先要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习近平同志最近有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叫做《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讲了诸多读书的好处，读来发人深省。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尚且能够挤出时间读书，何况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