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迄今唯一见过的一个地道。不过，我只进去过一次。地道口在矮房内厢房的书桌下。内厢房的主人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叫兴佬，姓吴。他已经高中毕业。吃过午饭，我和强佬就往兴佬家里钻。他的父亲用很长的烟杆抽烟，一边抽烟一边按住胸口咳嗽，声音沉闷，冗长，是头伸进土瓮里咳嗽的那种。他的眉毛浓厚，边角很长，眼睛有一层灰色的眼翳，样子有些恐怖。他躺在躺椅上，光着双腿，注视着每一个进他家的人。厢房很暗，即使是中午，也亮着电灯。灯台是子弹壳做的，黄铜的色泽显得浑厚。兴佬皮肤白净，穿一件短袖的白衬衣，和一条黄色灯心绒的短裙式样的肥短裤，踏一双木屐，有一头蓬松浓密的头发，和一口洁白的牙齿。这是我脑海中的有别于乡村的印象。枫林的年轻人，一般是光脚，上身赤裸，腿上有干结的泥浆或猪粪，头发堆叠在一起，牙齿有黄垢。他厢房里摆着一架缝纫机，一张书桌。墙面用报纸糊了一层，贴满了他自己画的单色画。有列宁、马克思的炭笔画，胡子又长又密，眼球微微凸出；有抽烟杆的老人，蹲在地上，手指粗壮，青筋暴出；有穿长裙子的少女，头发蜷曲。兴佬高兴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画一张速写，在白纸上，用铅笔唰唰唰，看我们几眼，又唰唰唰，好了。但他的地道从来不让我们进去——最大的限度就是把书桌底下的地道口打开，让我们看一眼。地道口是用木板盖着的，盖子一打开，一股阴冷的寒气往我们脸上冲，源源不断，嘀嗒嘀嗒的水滴声有破空的重量，似乎悬在空中，不愿滴落，一旦滴落，回声冗长，沉重，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书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个毛竹筒，毛竹筒连着一根电线，把毛竹筒放在耳朵听，有轰轰轰的声音。兴佬说，谁进了地道，我把毛竹筒放在耳朵一听，就知道。地道一直通到桃树底下。有一次，我把家里的自行车链条脱下来，给他，说，我链条给你，你让我进一次地道。他笑了，把链条还给我，说，地道和山洞差不多。他领着我，从书桌下的道口，爬下去。地道布了一根电线，亮着黄黄的灯，阴冷潮湿，水滴不时地滴进脖子。地道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般神秘，也不像电影中的那样四通八达。这多多少少让我有些失望。他的地道没有人敢进，他的桃子没人敢偷。据说，他的后院埋着自制炸药。有一年，一条狗跑到他后院里找东西吃，“轰”，狗当场炸死，身子七零八落，狗头飞到邻居的屋顶上。
让我们痴迷的，还有他自制的手枪。在我们沉醉于弹弓的阶段，他的手枪让人惊骇。枪管是半米长的空心管，枪膛是用自行车拉链做的，助射器是弹簧，子弹是铁钉。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有他制作的手枪，三块钱一把。他像个乡村骑士，傍晚时分，他提着自制手枪，到饶北河的河滩上打鸟。河滩有茂密的洋槐林，灰雀，白鹭，成群成群地觅食和嬉闹。河滩，这是一个与神祗相媲美的词。它的外延是：丰美的水草，牛群，四处奔跑的孩子们，枝头上困倦的打瞌睡的鸟，石头铺就台阶的埠头，缓缓的水声，清晨或者傍晚渐渐弥散的薄雾，流动的晚霞，秋天被风吹拂的芦花，放鸭少女的歌声……在打鸟之前，兴佬先游一会儿泳。他的内裤是白色的，没有松紧带，在右边开一条缝，用缝边上的白带子打个小结系着。他所有的衣服都是自己设计和缝制的。他是那样的怪异，就连内裤也和我们的不一样。他站在埠头圆滚滚的石礅上，双手扩胸，弯腰压腿，双手伸直，一个俯身，跃入水中，双脚鱼尾一样摆动，一眨眼，他就游到了对岸。他在水中闭气的时间，是我们村里最长的。和我一般大的孩子，有十来个，跟在他的后面，去河滩打鸟。他一枪射去，嘭，鸟一个跟斗从树上栽下来，鸟身被射穿。
兴佬似乎没什么朋友，除了我们这样的小孩跟在他屁股后面，几乎是独来独往的。他在村供销社上班。说是供销社，其实是一个小商店，只有一个柜台和一个货架。柜台比我的个头还高，我要踮起脚尖才能看到货架上的东西。我母亲烧菜的时候，摇摇酱油瓶，空了，给我五分钱，说，去打瓶酱油来。我们家很少用酱油，一般是用自己做的豆酱。把黄豆泡一天，蒸熟，用簸箩晾开暴晒，用皂角树枝盖着，黄豆发酵霉变，收进酱缸，加盐、椒粉、八角、茴香，在太阳底下再暴晒一个月，酱就熟透了。豆酱可以做调料，也可以直接下饭。那时，我总觉得豆酱不如酱油好吃，偷偷摸摸地用酱油、猪油伴饭吃。酱油饭有些金黄色，猪油泛着光，一下子把人的食欲调上来。可惜一年也吃不上几次酱油饭，因为猪油只有到年前年后才有，其它时间都荒着。我打好酱油，却不愿离开柜台，眼睛死死地看着货架，脚挪不开半步。货架里有包好的糖果，红沙塘，冰糖。货架很高，一直耸到阁楼，摆着各色日常用品和副食品。柜台上码着一板一板的布匹。小商店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闲散季节，男男女女都爱站在门口，闲杂地聊东聊西，一杆黄烟在众多的手中传来传去。尤其是春节，地上都是糖纸，甘蔗渣，烟蒂，口痰，南瓜籽壳。谁家吃饭时少了一个人，准能在这儿找到。
小商店有一个木格窗户，光线混浊，有冷嗖嗖的气息。窗外是村里的唯一街道，街道另一边却没有房子，是一条一米宽的渠。所以枫林街叫半边街。渠的外面，是肥沃的田畴。这条街道有三华里长，一个路口有一条弄堂往山边伸，房子就这样牛屎饼一样摊开。小商店在街道的中间路段，与我家、兴佬家，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兴佬坐在高凳子上，没人买东西时，就看电工书。
有一年冬，供销社失窃。兴佬深夜跑到我家，满脸惊慌，对我父亲说，店里失窃了，窃贼逃脱了，这是天大事，我怎么负责得了。我父亲穿一件旧的军用大衣，往店里走。那天有鹅毛大雪，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我父亲说，兴佬，失窃的事，你还跟谁说了。兴佬说，你是第一个，还没对其他人说。兴佬又说，我看见是个女的，长头发，没看清脸。我父亲和兴佬一起，清点了货物，并没有失东西，只是木格窗被砍烂了。他们打着手电筒，沿雪中的脚印，寻贼迹。脚印从店门口拐一个弯，往小弄，在老鼠伯伯家门口，断了。我父亲说，回去吧，已经知道谁了。兴佬说，要不要去公社报案。父亲说，不要了，东西还在，一个女孩子的名声还是留着吧。第二天，兴佬雇了个木工，把窗户用钢筋封死。村里人也知道供销社进了贼，家家户户有些惊慌，但表面平静。
第二年的夏天，老鼠伯伯的女儿过门嫁给了兴佬。我父亲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好上的，很是想不通，也没多问。但村里闹贼，一次比一次凶，大队办公室的钟、裁缝师傅家的缝纫机、电话线、生产队里整包整包的水泥，接二连三地失窃，大家却束手无策。我们都怀疑是进村讨饭佬干的。我们村里，每天都有外地来的讨饭佬。他们的装扮没有差别：戴长耳朵的棉帽，手拿搪瓷碗，背长筒棉布袋。我们给他一酒杯米，或一碗热饭。直到秋后，机米房旁边的变压器被偷，县公安局来了人，才真相大白。兴佬被他父亲扭送到大队，被一辆吉普车带走。全村的人都懵了。怎么可能呢？兴佬被判了四年。兴佬的父亲一夜白了头，身子佝偻。兴佬的老婆住回娘家，一年不到，跟一个山里人跑了。山里人是有老婆的，她住在偏房，三天两天挨打，但就是不回枫林。兴佬的老婆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她有一头很长的头发，扎一条拖到屁股的辫子。我此后再也没有看见过她。我听我父亲说过，她跟的那个男人，后来被判重婚罪，在劳改农场割草养牛。有一年，我父亲去山里买木炭，看见她和那个男人生的两个儿子，用木桶到沟里抬水，个头比木桶略高一点，上坡时，木桶往后滑，人摔倒在地。
1983年是实行分田到户的第一年，我在小镇郑坊上中学，读初一。现在的枫林，山上都是一些茅草、地衣植物，灌木也是矮矮的——在1983年初春，山上都是钵头粗的松树、青白色桉树，还有茂密的板栗林，以及山雀喜爱在上面做窝的梓树。风吹过去，山坳有海浪一样的汹涌和呼啸。那年夏天，生产队通过村民大会，决定把树全部砍伐，按立方米，分到各家各户。因为只有荒山，才便于实行山地承包。对于枫林，这无疑是一场恒久的灾难。但没人反对。大家把分到家里的木头，用来打家具，盖简易的泥房。记得梅雨后的树林，有铜钱大的蘑菇，我们提一个竹篮，捡拾蘑菇。厚厚的地衣松软，大地完全复苏的气象使我们浑身燥热。山蕨抽出筷子长的芽穗，粉粉的，在风中一摇一摇。映山红殷殷地开，从这边的山坞一直连到另一边的山梁。太阳和煦，不远处的田畴插满秧苗，清清朗朗。菜地边上的荆条花，粉细，嫩白，小云朵般，一层铺上一层。也是这一年，我大嫂嫁入傅家。我大嫂珠圆玉润，是个乡村美人。也是这一年，兴佬出狱。但他并没有回到枫林。他家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兴佬有一个哥哥，叫旗佬。他父亲隔三差五来我家，对我父亲说旗佬虐待自己，不给饭吃。他父亲边说边脱上衣，后背露出一条条竹梢鞭痕。鞭痕交叉，重叠，有淤血，紫黑。他父亲几次哭得身子抽搐，说，我不该把兴佬送进去，是我害了他，我没想到旗佬是个畜牲。他对我父亲说，当年偷缝纫机，偷电话线，偷变压器，都是旗佬干的。他父亲说：“我贪念旗佬有两个小孩，旗佬进去了，小孩怎么办。早知道今天这个样子，旗佬就是挨枪子，我也不会把兴佬送进去。”
兴佬回到村里，已经到1993年，我都参加工作四年了。旗佬全家离开了枫林，在上饶市租房子住。但旗佬经常回枫林，带一些说贵州话的女人来，介绍给村里的老单身，一个收五千块钱好处费。旗佬穿花色或大红的衬衣，皮鞋光亮，头发油光。旗佬的老婆摆地摊，卖些发夹、头花、木珠手镯。兴佬在家里摆了个自行车修理摊，晚上修电视机、收音机。他的地道被他父亲堵了，用来做红薯窖。他家的桃树早砍了，桃木做了香火桌，他父亲整天点着菜油灯，供佛。兴佬还带回一个女人和一个刚上学的男孩子。女人会抽烟，短把的，一根接一根。兴佬的头发变了麻色，剃个平头，劳动布的夹克洗得发白。他挑稻子，腰弯弓一样，只挑半担，箩筐来回地晃。他几乎不说话，看见人，嘴角往两边拉一下，算是微笑，打个招呼。没事的时候，兴佬坐在门槛上，望着天空发呆。村里谁家电视没有信号，兴佬就背一个工作包，端一架楼梯，上屋顶，重新架天线。他不收钱，也不吃人家的饭，修好了，走人。他走路低着头，身子往前倾，他不再像十多年前一样，边走路边吹口哨。那时他的口哨吹得多么嘹亮，吁吁吁，有旋律，犹如一群阳光下的鸽子。他去饶北河游泳，手上托着一叠洁白衣裳，折得工工整整。我们跟在他身后，啊啊啊，一路呼叫。
我好几次回老家，都想去兴佬家玩，但一直没有适合的借口。甚至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他把旧房拆了，盖了一栋三层楼。旧房的前墙还留着，看起来，新房是套进去的。新房的红砖头裸露，窗户只有窗棂架子，钉上塑料薄膜。兴佬已经成了完完全全的枫林人，与别的枫林人没有区别——走路时，脚抬得很高，用力踏下去，有仇恨似的，皮鞋会咯吱咯吱响，挽起裤腿，双手用力往后甩。他有他父亲一样的咳嗽，能远远的听到，像从地里冒出来，潮湿，有寒气。是的，他本来就是枫林人。而我曾经固执地以为，枫林不属于他，他生活在这里，或许是一个误会，是生活把他修改成了枫林人。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