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国内市场是不够的，必须开拓国外市场，才能迅速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16世纪中叶以后，我国已明显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16、17世纪，当葡、西、荷、英先后东来的时候，中国商人与华侨，早已大量涌入东南亚、南洋群岛各地，并且占据了这一广大地区的商业上和航海上的主导地位。17世纪初，荷兰和英国这两个海上强国，曾在东南亚联合起来对付中国，攻击中国商船。西方国家千方百计鼓励人民出海，大力支持海外贸易，商人有国家做后盾，气势凌人。而中国明清两朝统治者执行闭关锁国政策，严厉禁止和打击对外贸易，使华商华侨在剧烈的商业竞争中，处于内外受敌的窘境。闭关政策使外国商人得利，中国商人受害，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摧残。
3.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文化从总体上来说，是有优劣高下之分的；但各民族文化，并不全优全劣，而是互有优劣。因此，各民族间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取长补短，以促进自己民族文化科学的发展。清廷妄自尊大，故步自封，闭眼不看世界大势，对西方国家，一律视之为蛮夷，不愿了解，更不屑于学习，甚至还取其所短，舍其所长，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耽误了好几百年时间，造成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落后，同西方的差距愈来愈大。
清廷之所以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除了封建自然经济历史根源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上的需要。
由于满族是少数民族，满族贵族入关统治多数的汉族人民，担心中外接触可能形成强大的反清力量，危及自己的封建专制统治。这也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猜忌心和畏惧心。
不可否认，清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也是对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一种自卫措施。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一到中国，掠夺财富、焚毁乡镇与城市，处处暴露出它们的强盗本性。显然，清廷的闭关措施，也是一种被迫的自卫。应当指出，这是一种消极的、落后的自卫，既非防止侵略的必要手段，又非抵御外侮的有效方法。客观上，闭目塞听，把中华民族隔绝在世界大势之外，必然招来落后挨打的苦果。
从思想基础来说，古代中国的工农业和文化长期雄踞世界前列，但中国的小农自然经济所固有的封闭性，必然造成对外界事物的愚昧无知。这两种情况交互的结果，形成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天朝”自居的狂妄骄傲心理。降至有清一代，鸦片战争前夕，虽然国势衰落，每况愈下，由于传统思想的沉积与惰性，清朝统治者的狂妄感一如既往，甚至以妄自尊大来掩饰国势的虚弱。
晚清文艺传播活动和传播思想
清自道光始，吏治败坏，内忧外患，武备废弛，国势式微。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更加复杂动荡。这时的传统文学形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改变传统，呼唤变革，晚清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的繁荣，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挥了文学传播独特的功能。尽管这个时期的小说，良莠并存，但为中国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一、晚清小说的传播方式
（一）晚清小说传播的繁荣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端较晚，早期小说相当长时期是以口语方式进行着传播。宋元时期，小说的口头流传形成了一批“说话人”即说书艺人。说书艺人是宋元时期文学作品的主要传播者，有的说书材料又被加工为戏曲，成为说唱文学。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有“涂巷小儿”从家中持钱、出外聚坐，听“说话人”讲说三国故事的记载。陆游也有《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四绝之一诗句：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诗歌描绘了盲人说书的场面和内容，说明“说话人”已扩大到乡村进行说讲。后来“说话人”为了便于讲述和传播，将小说记录下来，便是后来的“话本”，它不仅是供说话人说话的本子，也是读书人可以阅读的本子。
至晚清政府推行改革，废除科举，放宽文网，大批文人失去了“仕进”的去路，刺激了小说的创作、阅读和小说传播群的出现。小说界革命，小说成为改良信息的载体，提高了小说的地位。近代商业都市的形成，涌现出对小说感兴趣的市民阶层受传群。此外，外国的大量小说作品和理论的译入，推动了中国小说的创作和研究。同时先进的印刷技术，提高了传播效率。这样，促使了小说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崭新形式活跃于晚清社会。
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于是小说之书，日渐其多，著小说之人，日渐其伙，略通虚字者，无不握管而著小说，循是以往，小说之书，汗牛充栋。这段话指出“小说家”作为职业的出现，跟八股科举的废除有关，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小说创作的繁荣景象。小说繁荣跟士人末路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文化中意识到小说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和教化作用，他们把小说提升到空前的地位，于是小说逐渐成为晚清文艺形式中最强势的一种。
小说繁荣，必然在猎取受播者方面提出新的要求，传统的传播手段和销售形式很难满足小说在拥有受传者上的更大需求。无论是服务于“启民救国”的目的，还是满足市民阶层的精神需求，或者获得更大利润，都促使小说要扩大它在民众生活中的影响力，寻找更适合于自己发展的方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样的媒体能起到这一作用呢？在小说市场需求的探索下，晚清文艺期刊便应运而生了。
（二）晚清文艺期刊传播的兴起
从出版传播的角度来看，西方新闻报纸杂志的发行方式，给了国人以全新的启发，而且文艺期刊传播先于小说正式出版这一点，大大提高了当时文学传播的效率。这是促使文艺期刊产生的技术要求。从艺术形式看，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那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文艺结构，非常适宜用作连载，且这种“吊胃口”的情节安排和语言格局，也非常有利于期刊本身的促销。这是促使文艺期刊发展的艺术要求。从文体的角度来看，晚清志士强调小说的政治与教化作用，将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推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使它成为现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最主要文体，小说借报刊杂志连载的方式，通过艺术形象落实晚清志士维新变革的思想，迅速扩大社会传播，产生社会效应，发挥改造国民素质的作用。这又促进了文艺期刊实现文化传播和思想传播。于是，晚清文艺期刊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代表当时晚清小说最高水平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三种就是先在文艺期刊上连载发表的。据初步统计，从1840年到1911年，小说期刊发行多达23种。
文艺期刊的出现，这种新的文体观念、出版理念和传播思想，不断冲击着人们已有的传统意识，为文坛带来许多新气象。文艺期刊在晚清传播活动中担当着非常特殊的角色。对晚清文艺期刊的传播活动和影响研究的人很少，主要是因为材料的获取不容易，而且史料庞杂纷繁，连载小说最后成单本出版的又并不多，造成了研究的困难。王燕的《晚清小说期刊史论》，属于这方面研究值得重视的成果。该书将晚清文艺期刊发展分为“探索期”、“勃兴期”、“调整期”等几个时期，勾勒出文艺期刊发展的大致轮廓。书中选取重要期刊，做了个案剖析。其间，如《海上奇书》是第一种专门的小说期刊。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开启了小说类杂志的新时代。《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等，则成为“勃兴期”的代表期刊。《月月小说》与《小说林》等完成了对晚清小说的调整。从题材的角度看，晚清小说作家的旨趣很广，已经出现了诸如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等，不同的题材反映作家对现实社会的人文情怀，以及对西方思潮的心理反响。
（三）文艺期刊的广告传播
随着晚清文艺期刊的诞生，文艺期刊也开始以文艺期刊为自身发展的广告媒介。我们知道，广告是以广大消费者（在这里是读者）为广告对象的大众传播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商品销售进而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读者队伍越大，广告的效果就越好。晚清从《申报》首次刊载文学作品，到文艺期刊的问世，发展到1872年尊闻阁主主编的《瀛寰琐纪》作为个人独立刊物的出现，文艺期刊迅速发展。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和《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统计，1872～1911年间，期刊总数已达数百种之多。有的晚清文艺期刊为自己的发行刊登广告称：“近来销数日增，每期达一万以上”；《绣像小说》也说：“每次发行三千本”；《月月小说》自称道：“承各处学界、商界诸君纷纷订购，销数日广……几有印刷不及之势”，如此庞大的读者队伍在当时是其他媒介不能企及的。
晚清文艺期刊已开始向全国发行，有的期刊也向国外发行，起着推动中国新小说广泛传播的作用。晚清文艺期刊的广泛传播造成了一批思想上共鸣的受传群体。周晓明在《人类的交流与传播》中这样解释这种现象：
杂志的一个重要倾向，是愈来愈专门化……无论在传播系统的“源端”，还是在其“终端”，其传播者与受众的构成，都具有较之于其他印刷媒介更浓厚一些的群体性。换言之，杂志的创办、撰稿、编辑者，通常共属于同一社会或专业群体；而它的读者，也往往在文化、教育背景、兴趣乃至价值取向等方面，大致相近。
二、诗文革新和文学革命的传播思想
上个世纪的文学革命发端于晚清，准确地说是发端于19世纪中和20世纪初。近代文学革命当从龚自珍倡导诗文革新为萌芽期，其标志是梁启超的新文学革命思想的提出。在中国文艺传播上曾出现过多次文学革命论，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曾对中国散文的发展有重大作用，“文风复古”和“文以载道”的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旧式文人，但也成为新文学发展的羁绊。到了晚清，自龚始至梁为代表的文学革命，在文学的传播形式和文学的传播内容方面提出一系列观点，启示着中国近代文学新的革命之路。
（一）龚自珍等“诗文革新”的传播思想
龚自珍（1792～1841年），清末思想家、文学家。一名巩祚，易简，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僚文人家庭，27岁中举，38岁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官至礼部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他支持林则徐禁烟，建议加强战备。他反对清末土地兼并，反对君主独裁。其为文纵横，自成一家，诗风瑰丽奇肆，著有多种诗文和杂议论，辑在《龚自珍全集》中。
唐代韩愈创建的桐城学派及其“文以载道”思想和宋代学者提倡的“诗必言志”，严重地影响着清初文人，使文学传播始终禁锢在儒家思想的樊笼中，难以在新形势下融入“经世致用”社会发展要求。龚自珍等人一反清初一代诗文的复古模拟之风，提倡文因时变，开创自由思想的风气。针对以空疏之义理规定“文以载道”之“道”和以古人之性情规定“诗以言志”之“志”，强调“经世致用优先”的原则，重新审视唐宋古文运动提倡的“义法”之说和“肌理”之说。如包世臣就指出韩愈的古文之学本质上都是一种务虚不实，蹈空无用之学。他在《与杨季子论文书》中写道：
窃谓自唐氏有为古文之学，上者好言道，其次则言法。说者曰：
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于事，而统于礼。子思叹圣道之大，曰：“礼义三百，威仪三千。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缓民事，以养以教；至养民之制，教民之法，则亦无不本于礼。”尽管包世臣所谓“大”而“实”之道仍不脱儒家思想的范畴，但已从经世致用的观点指出韩愈等古文家只是一群“离事与礼而虚言道”者，他们的“道”不过是一种“门面语”而已。
曾国藩也反对桐城学派的拟古原则，他说：
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易》《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其体势声色曾无一字相袭，即周秦诸子，亦各自成体，持此衡彼，画然若金玉与卉木之不同类，是乌有所谓法者。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模擬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模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曾国藩提出“自然之文”的观点，强调写文章要合理和合情，摆脱形式和内容上的模拟。
龚自珍则先于他们坚决抛弃乾嘉兴盛的考据之学，说：“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同时他强烈揭露晚清统治的腐朽和文字狱的残酷，在1825年（道光八年）写的《咏史》中写道：“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批判了一般文人埋头著书不问社会现实的庸俗状况，结句借田横抗汉揭穿清廷用仕宦利诱文人的欺骗性。他在晚年所著《己亥杂诗》中呼喊出渴望社会变革的声音：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是他为道士题的“青词”，他幻想有一股“风雷”（即一种社会力量）来扫荡社会，打破令人窒息的死沉局面。
龚自珍在诗文革新上身体力行，其诗文有很大的政治倾向，他批判晚清统治阶级，歌颂“狂”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追求思想自由。在他的作品中，“狂士”、“狂生”、“狂客”、“狂言”屡见不鲜。所谓“狂”本是封建顽固派对龚自珍的攻击和诽谤，龚自珍用于自称，一方面是挑战式的回击，含有愤激之意；另一方面，这里所谓“狂”，是与卑怯和奴性相对而言的。他的诗文词锋犀利，具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他在《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中说，“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表现出顽强的战斗性。他针对孔子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三畏”提出了四不畏：即“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表现了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可贵的反传统思想。
（二）梁启超的文体革新及其传播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