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说：“文学革命……的滥觞应该要追溯到满清未年资产阶级的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可以说自梁启超起，从晚清早期的旧式诗文革新转向晚清后期的新式文学革命。梁启超提出“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是这一时期文学革命的标志。梁启超的“三界革命”不同于晚清早期的“诗文革新”，其关键是梁启超将文学革命与政治近代化的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他在《灭国新法论》中，梁启超指出：“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他把文学传播的变革跟世界变化和中国需要建设成现代国家的理念结合起来。1897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堂约”中呼吁“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力主学“觉世之文”而非为“传世之文”。
根据这一思想，梁启超对传统文体的价值进行了重新估量。中国历来儒家对小说采取摈斥态度，《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家是最不入流的。然而梁启超提出通俗文体（小说、戏剧）优于高雅文体（诗文）的全新价值坐标。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他把文学的传播力归纳为四个字：熏、浸、刺、提。《告小说家》中说得更明白：“其熏染感化力之伟大，举凡一切圣经贤传诗古文辞皆莫能拟之。然则小说在社会教育界所占之位置，略可识矣。”“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享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他把小说的教化功能提到比“六经”更高的地位，他说：“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进一步阐述了小说这一新文体的特点和社会教化功能。认为小说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又有故事情节，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同时他认为要让小说起到教化作用，就必须走大众化的通俗道路，必须文白兼顾，他分析说：“字不够用，这是做‘纯白话体’的人最感苦痛的一桩事。……有许多字，文言里虽甚通行，白话却成僵弃。我们若用纯白话做说理之文，最苦的是名词不够。若一一求其通俗。一定弄得意义浅薄，而且不正确。”中国历史上文言和白话之二分确实造成交际的两难，在当时主流思想运行于文言，白话思想只是一种派生物的历史时代，梁启超的这一思想还是比较有积极意义的。因此晚清以来相当一段时间流行着文白夹杂的“新文体”。他所倡导的文学形式在通俗大众化以达到全民教化之目的的传播思想，充分体现了朝着政治近代化前进的理性精神。他还从小说教化功能的角度指出，国民思想素质跟文学传播的关系，认为正因为小说形式有不可思议的感染之力，它那些诲淫诲盗的内容才得以深入广泛地传播，毒害国人。所以既要发挥小说教化作用，就必须在改革文体同时改革文学作品的内容。他说：
知此义，则吾中国群活腐败之总根源可以识矣。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兔（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诲之，传诸钵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爨贩卒妪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即已渐渍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能自拔。故谓之间接）。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消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从上述观点出发，故而梁启超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所谓“新小说”就是提出要新小说的内容。在他的论述中，更加明确指出，新小说就是要引入西学思想。
三、晚清书禁所体现的文学传播思想
清王朝对语言文字传播始终采取严格控制的措施，特别是文学传播尤其严格。清朝历代帝王都曾先后颁布诏书，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包括书坊、印制，甚至阅读者，严肃查禁。在顺治七年（1670年）正月，颁行《清字三国演义》，立关云长为圣人，篡改历史真实性以达到愚民目的。顺治九年（1672年）正式批示禁止载有琐语或淫词的文学作品通行。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六月，进一步通知各级地方官员严查，禁止民间流传淫词小说及各种秘药。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四月，经朝廷九卿议定：凡肆坊一律不准出售淫词小说，违者治罪，其书籍和印书版子立即销毁；印书者和阅读者处以流放。据说到乾隆元年（1736年）社会上“淫词秽说，叠架盈箱，列肆租赁”，言情小说十分流行，而且出现租借传阅的方式进行传播，于是再次宣布查禁令，限期文到三日必须尽行销毁，如发现地方执行不力，官员降二级调用。乾隆十五年（1750年）六月，由御史上奏定出具体查禁书目，其中有《灯草和尚》、《如意君传》、《浓情快史》、《肉蒲团》等，各地官员借故搜查书坊，迫害图书市场，然而所谓的“淫书”却屡禁不绝。乾隆十八年（1753年）不得不再次颁布命令，要求严格查禁图书。但是，特别有讽刺性的是这类图书偏偏在宫中收藏极多，后来流行于世的所谓“淫书”，如曾被多次查禁的《金瓶梅词话》就并没有被销毁，上面还印有“乾隆御览”的印鉴，足见清王朝查禁的虚伪性。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又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淫词小说”查禁。事情是由浙江绅士张鉴等陈请引起，列出具体书目，计119种。当时还专门成立焚书局，由乡绅和老儒组成的查禁小组负责申报，由焚书局负责销毁。所列书目中事实上并非全是所谓的淫秽之书，如《水浒》、《反唐》、《笑林广记》、《今古奇观》等，因为内容涉及反传统思想，也一并列入查禁。可见当时政府借查禁“淫词秽说”为名，行控制文学传播之实，形式上查禁淫秽小说，本质是控制自由言论。
至同治七年（1868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先后两次请奏，公示列出的查禁书目达269种之多。第二年刊行的《江苏省例》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其文告说：
巡抚部院丁扎开：淫词小说，向干例禁，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反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方以为盗案奸情，分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然未见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既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内曾通饬所属，宣讲《圣谕广训》，并颁发小学各书，饬令认真劝解，俾城乡市民得以目染耳濡，纳身就物。惟是尊崇正学，尤须力黜邪言。合亟将应禁书目粘单扎饬，扎到该司，即于现在书局附设销毁淫词小说局。略筹经费，俾可永远经理，并严饬府县，明定限期。谕令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及未印版片，一律赴局呈缴，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局亲督销毁。仍严禁书差毋得向各书肆借端滋扰。此系为风俗人心起见，切勿视为迂阔之言。并由司通饬外府县，一律严禁。本部府将以办理此事之认真与否，辨守令之优拙焉。这段文字显而易见，统治阶级试图通过行政命令，甚至是强制性手段，硬把已经不合时势的“小学”塞给民众，遏制通俗小说的传播。文告中将中国古代的两部优秀文学著作列为“淫词小说”的典型，一部是《水浒》，因为它使“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另一部是《西厢记》，因为它深受民众所欢迎，“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也就是说，清政府已经发现了通俗小说的传播力量。当时社会几乎到了“家置一编”“人怀一箧”的状况，使他们惊恐万分，于是企图通过推行查禁“淫词”这样的政府行为，达到压制来自民间自由思想传播的目的。以《水浒》和《西厢记》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所体现的正是反抗封建统治追求人身自由的思想和追求婚姻自由的思想。
清室在控制晚清文学传播方面所制定的律令是十分严厉，十分残酷的。据史载，所谓的查禁律基本有两条：一是“狂妄之徒，因事造捏成歌曲，沿街唱和，及以鄙俚亵慢之词刊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官即时察禁，坐以重罪”。二是“凡坊肆市贾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行属官弁严禁。有仍行造刻印者，职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徙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仍不准借端出首讹诈。”可见清代在控制文学传播可谓异常严酷，从出版印刷到销售、租赁、阅读，甚至具体书目等都开列出来，几乎把整个文学传播的各个环节全都严格控制起来，其惩罚条例也非常严酷。但是，文学传播以其巨大的反遏制力量继续在民间发挥作用，这种“地下”传播反而使这些查禁书获得了更为坚强的生命力。
西学东渐与士大夫传播思想的衍生
晚清时期，与文艺期刊同时的近代化报刊在中国诞生了。近代化报刊的出现是随着西方国家的入侵和我国的半殖民地化开始的。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化报刊，最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化报刊，都是外国侵略者、首先是传教士创办起来的。外国侵略者在华办报，是它们文化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和它们在华传教、设立学校、创办医院和吸引留学生一样，都是为了“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一、由报刊引导的文坛传播观念
中国古代承担文艺写作任务的是士大夫，中国现代承担文艺写作任务的是作家。但是在晚清出现了一批由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的过程，形成独特的文艺传播群——承担写作的报人。元明时期从事小说、戏曲写作的人，由于没有文艺传播的公共空间，无法成为独立写作者，他们不能依靠写作谋生，所以他们通常是另有经济来源的士大夫阶层，其知识身份的定位仍属于儒者。他们读的是圣贤书，想的是圣哲事，以儒家传播思想为道德准则来规定自己的写作倾向。
到了晚清，文艺期刊的出现，使原来的士大夫人员的写作开始面向社会公众，即为普通老百姓写作，特别是供新兴城市的市民阶层阅读。早先士大夫写的小说在封建时代的儒学思想规范下，是不容许公开传播的，那种文言小说也不是供文化普及很低条件下的普通民众阅读，只有少数士人和官吏去偷着看，像《红楼梦》这样的优秀作品也只能私下传播，为读圣贤书的人所不齿。文艺期刊的广泛传播，普通老百姓也逐渐进入士大夫的视野，原有的儒家思想规范下的写作已不能满足新的读者群的需要。又因受西学思潮的影响，“经世致用”的思想逐步成为新写作群的主旨。这就意味着以儒学为本体的士大夫开始发生本质的变化，他们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已经从士大夫的概念脱颖而出。“先进士大夫期待的往往是老百姓士大夫化。清初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王夫之对抗清‘义军’流露的失望，实际上都体现了这一态度。”儒学信条在晚清士大夫身上渐渐淡化。
“经世致用”的思潮，意味着士大夫开始摆脱元明儒家“理学”和“心学”的羁绊，重视用学问解决具体的现实的问题，一改空泛的伦理讨论为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当时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正是从“经世致用”出发的。“西学东渐”的直接结果是改变了士大夫的知识结构，使之向知识分子转化。
随着西学的传播，新闻出版业的发展，“文学救国”论的兴起，一批士大夫渐渐步入报界成为报人，当时一些举人、进士，甚至翰林都有进入报界的，梁启超是其中最卓越的代表。文艺期刊这种新型传播媒介也随即改变了士大夫的身份，士大夫身份的转型也为西方引入的报刊塑造了一批新的作者群。1861年11月，英国商人创办了《上海新报》，它是上海第一张中文报纸，用进口白报纸两面印刷，铅字排印，机器印刷。新型的传播媒介立刻吸引中国广大的城市平民，使这份营业性报纸获得了丰硕利润，以至英国商人美查放弃原来经营的茶叶与棉布生意，改而创办《申报》。《申报》尝试面向包括士大夫在内的城市“公众”，并从文体上革新，力求通俗文雅，创造一种全社会兼容的雅俗共赏的文学氛围，“报章体”也就由此产生。近代都市化经济，造就了一大批有固定收入的市民，他们成为闲暇时阅读报刊的受播群体，从而构成都市式文化市场，也扩大了晚清早期报刊的生存空间，也为仕途受阻的士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生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