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导论
若先拋开“五千年来古国古”，“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明辉煌灿烂，人民勤劳智慧善良、爱好和平之类美谈，再来揭幵盖子看中国历史，则不免沮丧。人类生活无从摆脱其历史，而历史是单向不可逆的。人类记忆的偏好使我们一再坠入对历史的强烈迷恋和好奇，历史因此作为文本，反复进入我们的迷茫视野，使我们对其抱有经验主义的依赖。尽管我们面对无数典籍和了无生命知觉的器物，我们依然将其看作人类的具体实践，并理性和直观地再现着这些实践活动。无论是民族自豪感还是历史虚无主义，都表明了人类对自身的复杂心理。而生存和发展依然是重要的，尽管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我们可以皓首穷经，从史籍中获得只言片语，或触摸一大致轮廓，求其中利弊得失，以史为鉴，但终极意义的追问，不免更为顽强地进涌出我们最为深切柔软的内心迷茫和惆怅：历史何谓？人何为？等等。意义永远是自为和自觉的人所无法摆脱的精神困扰，于是我们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诸上，惯看秋月春风，—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明.杨慎）读史的心态极为重要，上述引文即是非常有代表性质的一种，是一种达观和虚无的民间历史态度，当然也溶注了高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国人常说广知天命，尽人事”，这大概是人从自在到自为的一种最为普遍的态度，其中很难判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但它的确是一种对人而言有利无害的行为哲学，人和世界的关系，必须是妥协和相安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必须建立自然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中国哲学的整体混沌观念应该于宇宙人生的指导和精神支持是可取的。
人与自然的和平依存关系中，人实际上是被动的，也就是说，人为了生存，必须依赖自然，对自然达到一种绝对的依赖，而自然却坦然存在于天地中，并不需必然依赖于人。在游牧和渔猎的种族中，生存要素的财物不贮，广存与天地间，需时自取，厌时自在，唯一可能的冲突是自认为的异类出现在其游猎的视野中，并且相侵所获之物。宁静相处，生生灭灭，无有穷尽，虽然不是农业文明的原闪，却可以成为农业文明的结果。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诞生规于中国古代幼稚的农业文明时代，自然是有其道理的，却不见得是消极的观点。唯有农业文明能够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各自独立相安的家园，在人口的自然消长中天地和谐，世外桃源大概是中国古代人民最美好的理想，然而理想终不过是理想，农业中必要的地利的占有和必要的协作使人类走出丛林再次群居，因此国家诞生。即使在农业文明使国家诞生后一段时间里，相应和谐可行的政治制度比较长久和有效地保存了各自为业，实在生存的状态，但是却忽略了人的复杂性。
人类肇始于血统的氏族，因此后国诞生于先家，是自然的事情。人的聪明在于，人对自身的生存时刻有一种警觉，对自身的生存处境时刻有一种危机意识，所谓居安思危。一方面，人要居安，必然要保证生存的物质条件，而思危，则在有律可循的判断中，那就是对自身利益的自觉和主动的保护。在漫长的农业生态中，生产技术、工具以及防御武器都极其幼稚，因此若要获得安全生存而且自保，唯有依靠人众。古代人口的生产是功利的，人的劳动和战争也是自觉的，这些都是因为最古老的国家意识。劳动在奴隶社会是强迫的集体组织生产，在封建的农业家庭内部则是原始共产主义，是一个必然的利益共同体，所以，“保家卫国”是最有力的战争号召，却也是战争的根本动机之一。同时，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一体，因此，人也自然有其精神领地和意识形态，因此，尽管我们看到更多的战争往往是赤裸裸的利益纷争，却也有很多战争的起因往往与现实的物质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人类在其作为历史主体的历史实践中，一直在努力探索着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中国的大同还是西方的理想国乌托邦，都是这种主观努力的证明，但是人类却在诸多的历史关头因为各种复杂的因素必然地或者偶然地错失向理想迈进的可能。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可以看做是中国人的生存在这几百年里理想的曙光照耀忽然坠入漫长无边的黑暗。西周末年，犬戎入侵镐京，国人暴动，周室东迁而春秋作，从此，天下争湔，霸政时代开始，春秋五霸先后彼此消长，但是这种争霸实质是在礼乐的秩序框架和天下共主的政治原则中相互制衡，然而随着周室的不断衰微，以及长期的诸侯之间的不断征战，完全区别与春秋时代性质的战国时代来临了。三家分晋之后，卿大夫开始登上诸侯王位。往日纯一的贵族政治局面由此打破。
多元独立的各自为政是战国时代国际政治的重要特征，战国时代的残酷战争，完全是功利性的，绝对原则荡然无存，简单言之，就是以相互消灭和吞并为根本目的。从此起，中国的战争在军国主义的血腥中愈演愈烈，所有的现代战争中我们能看到的最残暴的灭绝性质的暴力活动都出现了，围歼、屠城、坑杀等等，不-而足。在这种国家之间的以消火为根本的战争中，异国的有生力量是不能被大量保存的，因为国人之间的仇恨已经到达极致，信任荡然无存，连年征战，生灵涂炭成为人类生活的常态。而在西周以前，战争并不鲜见，但是战争掠夺财产，将俘虏为奴隶来充足劳动力而不大规模屠杀或者灭绝。
众所周知，春秋时期的战争是贵族战争，我的意思是说，战争的参与者，由将至兵，主要都是贵族，这时候的兵称为“士”，可见武力操控者上下都是贵族团体内部人口。贵族武装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贵族都是真正的文化教养和礼仪原则的持有者，这在教育成本较高、文化不能普及的古代社会是完全正常的，我前面已经说过，春秋时代的贵族教育是文武并举的，因此，武装人员文知诗书，武从礼义，并且具有非常的判断力和对文明秩序的制衡作用。在战国的残酷战争和社会更迭中，贵族力量逐渐在武装分子中削弱，但是并没有完全退出，而同时，工商阶层也开始粉墨登场，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
春秋战国时代，华夏版图上的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学说蜂起，此消彼长，十分热闹，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显而易见对人类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生存各自说话，为华夏民族选择政治和经济前途提供了各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是事情并不完全美妙，如果说春秋时代诸子说话，完全是出于知识分子为天下的超功利的独立判断，则战国时代巳经大不同，自然，长期战乱使芸芸众生生计日渐艰难是可以想象的，于是，主张和学说的功利性企图日见明显，功利性企图的侵入思想使思想见解的持有者因自身利益而没有根本原则，甚至在买方市场投其所好，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以己之聪明才学投买方市场所好，最为文士中的小人所擅长，由此，知识阶层的阴险小人开始大量渗透于权利控制和影响之中。战国时代的另一特点是文学和武学的分家，也就是说，读书人从此纯为文士书生，学武之人纯粹成了武士，并且这些所学都成为谋生手段，如同现代社会的重金杀手。文士和武士都坚持一种新的为人原则：“士为知己者死”，为各雄主的争霸前仆后继。
无疑，这些都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前途影响重大。
众所周知，战国的结果是秦在屠杀华夏子民无数后统一了中国，由此，封建政治结束，中央集权的政治时代开始。秦的统治时间之短是历史所仅见的，根本原因有二：一，尝到了暴力甜头的统治者的暴政使人民觉得新时代实在不很美好，人心思旧，即使焚书坑儒，旧传统也不因此而易于消除；二，连年战争，国力虚弱，人民厌战，兵力空虚，外患又不断，劳役苛苦，民怨四起，加以始皇早死，宦官弄权，一旦风吹草动，后果不堪设想，一统的万代理想遂遭瓦解，由此可见旧制之难改。
陈胜起事被史家分析为严苛的戍边劳役所迫，但是《史记·陈涉世家》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角度。陈涉本是农夫，耕作于野，但曾“怅望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人是一种观念的动物，漫长的西周春秋旧时代，贵族政治是被人们认可并且深入人心的，至少在其中长时间的历史实践中并没有发现非贵族的政治野心和企图，但是经历了战国和秦政之后，人们的观念就发生重大变化。这在之后的楚汉战争中是显而易见的。刘邦以一介草民而登权利巅峰，是旧观念改变之后的第一个平民受益者。
在大汉肇始，恢复旧制的企图就在统治者中表现出来了，封建体制再次被起用，但是我们不能只看表象，汉的封王并没有削弱中央的集权，就是封地而不分权，这种双轨方式导致了一统中央集权的逐渐成功实践和稳固。
但是旧体制的根本拋弃是要付出代价的，首先，权利的集中使一般民众彻底地远离了权利和政治生活，所谓“山高皇帝远”，而天下之治只有治民而无民治，这种单向度的政治方式遂使官僚政治登场，而人民彻底地丧失了政治生活，散沙般存在于华夏版图之上。后世官僚之为官，即为结束贫穷的历史而为稻粱谋，结果可想而知。而这种向上集权最终集中在一元的皇帝手中，集中的权力导致围绕皇帝的极少数皇亲、外戚、宦官以及攀附其中的士大夫弄权，天下大政治成为这些小众利益集团的残酷游戏，而更广大的民众则永远地被离心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
草民当然以生存为大计，若但生活自足，则渔樵江渚之上或村野茅居，笑谈天下古今，为什么能笑谈呢？因为他们已经自足，了无他事，于政治永远是旁观者，此即中国民众何以喜欢袖手旁观，既而成为鲁迅所谓麻木和冷漠的“看者”或“被看者”，而参与意识极弱或者干脆没有。
贵族政治于东晋最为黑暗的历史之后即完全消失于中国的政治舞台，此后长期以来，中国舞台为皇权一统之下执行文治的士大夫官僚阶层所把玩。既在文治时代，则必然全国缴械禁武，只要戍边而已。天家既然为一人之家，则民众没有为之卖命的精神与义务。戍边之兵也多是招募，或者组织冈犯。《水浒传》中即有许多“贼配军”。泱泱农业大国，草夫农耕者，唯以土地给养，靠天吃饭，天下丰足之时，倒也相安，谓之太平，但是既然太平丰足，则人口不免增加，没有限度，一旦期逢灾荒之年，饥民蜂起，成群结伙，拥盗乡邑，或者啸聚山林，不断演化至割据一方，或流寇四方，烧杀劫掠，内患无穷，国力为之削弱，加以政治腐败，党争无有休止，觊觎中原的外患伺机入侵，轻则侵边，重则长驱直人中原腹地，捣毁政权，国于是亡。《三国演义》开篇言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确实是民间对中国历史恶性循环的最精当的描述。自秦汉以来，一乱一治，皇帝轮流座，“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或者国土尽丧外族之收，举国臣服。
中国社会自黄帝开国，凡五千余年，各族兼并，疆域再扩，元时达到极致，以如此之大的疆土，在农业文明中国，天下民生以土地为本，在此落后的生产技术中循环反复，人心各思土恋家，除非保护家园私产为切身利益，绝不肯卖命。因民间长期以劳力伺农业，武力积弱，朝廷一般只养少量精兵来对付内乱。灾荒之年，民众无以为生，掠州夺县，以天下国土之大，即使经年转战，也在境内，因为多为乌合之众，故而比较好对付，但是偶尔成为革命、星火燎原，也势不可挡，加以外患，朝廷往往风雨飘摇，不久而坠。据此观察中国历史，人民漠然驯顺，屠刀对内的时日居多，武装向外域扩张之日几无，这就是所谓的“窝里斗”。
外敌入侵，自立国以来，也长患不绝，自古以北方以及西境为最严重，自明以来，南方倭寇海上进犯，也颇成气候，外患使中国中原汉地数次置于外族铁蹄刀戈之下，以元清两代最为彻底，若说没有亡国，则也是因为文化上均先进于入侵族群。但是近代以来，情况却完全不妙。不是我们汉化人侵之敌，而是屡有被西化的危险，可见文明古国文化保国保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从历史而观，既然天下纷争，殊与黎民无关，也就是说，百姓并不是国民，而永远于政治外旁观，于是对国家民族历史无不“笑谈”，对历史采取达观的虚无主义态度，或者所谓消极浪漫主义。但是事实又一步证明，作为在野的草芥旁观者，我们终没有笑到最后，男儿不落泪，只是未到伤心时。近代中国，民众的血肉抵抗可以确实，其中以全面的抗战为历史最悲壮的一页，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惨烈的牺牲。
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生活于统治而言是有风险，但是完全将民众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使之散沙流徙，则更危险，这种危险于统治内部便是腐朽的官本位思想和裙带主义如长期恶性毒瘤，溃烂瘫痪，而于整体的国家而言，民众的国民身份缺失，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冷漠，责任的麻木，个人主义成性，村社主义猖獗，“一人成龙，三人成虫，”个人独立面对危难尚有慷慨悲壮之气息，一旦成群，不是内讧，就是袖手旁观成为一般态度，没有团结的凝聚心和组织纪律，乱离之际，即是危亡之秋。
§§§第二节 新石器战争：一个联合国家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