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考古证明，中土文明多元起源已经成事实，无须辩论。在远古时代，鉴于各方面的原因，多元的社会文明在其发展上必然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其社会组织方式和生存方式不尽相同。前文已经交代，可以理喻的三皇乃为燧人，伏羲以及神农，一般的理解是，这三个氏族的先后存在代表了人类史前文明发展的三个不同的阶段，经历了衣食住以及劳作方式的漫长而重大的演变，在本土中原以远，前一万到五千年左右是母系氏族社会从繁荣、全盛到为父系氏族取代的全部历史阶段，而新石器时期是生产文明从渔猎游牧向农业过渡的时期，父系氏族制度的产生原因复杂，大致说来有劳动产品（农畜）的可贮藏性导致私有，对偶婚制度以及农业生产模式导致女性退出社会组织和权利主导地位而从属于男人，从而交出自在的性与生殖自决权利。可以判断，神农氏族在中原黄河流域生存已经很久，并且是相对文明和生产唯一的较为集中的农业生产集团，据《史记》概述，神农氏族在炎帝时代高层管理权利式微，无法制衡社会秩序和维持稳定，诸侯纷争而不能平息，加以东夷蚩尤集团不断侵扰，可谓内忧外患，当炎帝试图平息内部族群之间的纷争时，部分族群叛附位居西部地区的轩辕部落（此时轩辕部落已经东迁与神农边地居民混杂而居），轩辕于是乘机联合叛附的族群，与炎帝展开战争，阪泉之战中炎帝战败，轩辕于是入主中原，初与炎帝取得同等的地位。而在此后的琢鹿之战中战杀九黎首领蚩尤，成为中原最高首领，称黄帝。
中土以及中土民族文化的确认
至此，我们可以回到本文试图讨论的主题。按照历史说法，轩辕氏一族原本是中土西部边地的游牧族群，而游牧生存方式显然远比稳定的农业文明落后，轩辕氏族不断东迁向中原地区靠拢，并最终占据中原，发展为华夏文化史上前祖。在神话与传说杂合书写的有关人类史前的历史文本中，炎帝与黄帝为中华民族祖先已无论争，而事实上，轩辕出现在纯粹的中土即中原地区，乃是游牧民族对农业中土的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入侵、占据，并继承和发展中土农业文明，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在最早，就是多元的文明不断冲突和融合而成的。
但是在黄帝时代，中土文明尚处于新石器晚期，文化非常简单幼稚，并且其确定性仅仅存在于人民的历史实践之中。相传黄帝的妻子嫘祖教民养蚕织丝，黄帝之臣仓颉造字，这些都是不可考证的，但是在仰韶的考古中发现部分陶器上的方块符号，与出土的晚商时期的殷墟中的甲骨文很近似，一般被视为汉字的确切起源。从血统来讲，轩辕原本并非完全纯正的中原黄河流域血统，而且在此之后，中原血统一般被认为发自黄帝一脉。经历了夏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建立，整个历史到周的完全终结，是中国最为确切完备的贵族政治时代，而正是这一加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土文化得以全面发展并且到达春秋时代的高度辉煌，从此完全确立了中土文化的根本特征性极其复杂多样性。应该说，情况是这样的，尽管轩辕氏族本土西境的游牧文明西迁而来，但是却最早参与中土农业文明建构，因此，轩辕氏族和神农后代的确是目前可考的中华文明始祖。
这里应该明确指出的是，从石器时代到以后的青铜时代以及黑铁时代所确立的中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众所周知，自秦汉以来，中土国防在朝代更替中多次懈弛和失效，以至于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不可避免，从五胡乱华到五代十六国，从宋到元、清两代的彻底占领，中华民族，从血统而论，已经完全无法厘清。那么这个民族如何自我确认以至于保持其历史主体性的合法存在？答案之在文明。由于文化上的先进于周边，外族屡次人侵，尽管在军事和政治上局部地或者全面地征服，但是在文化上却一般地臣服于中土文化，一般称之为“汉化”，就现代的操作而言，辨认中国民族，除文化上极为独立和明确的少数民族之外，汉族，实际上正是以文化的继承、接受和实践为依据的。
众所周知，以黄皮肤黑眼睛根本无法识别汉民族个体和整体的实在存在，以文化特征为依据的汉民族在历史的主体实践上明确地标识为东方的、本土的农业文化，贯穿到汉民族的以农业生存为依据的整体生存实践和精神领域。从符号表征来看，汉字以及各地域不尽相同的汉语表达是汉民族的根本特征。从历史主体实践来判断汉民族文化殊为困难。
摆脱了原始的氏族社会模式之后，中土文明进入了联合国家时代，于是在国家的秩序组织方式上自然地就选择了宗法制度，宗族制度普遍存在于农业文明中，宗法制度是以其农业文明方式所导致的自然法定的社会等级以及围绕大宗贵族建立起来的贵族政治和贵族文化。这种以血统和礼教为核心的封建贵族文化和政治制度在春秋时代已渐渐松弛，至末期已经基本消失，此后的中土文化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下形态复杂。围绕中央集权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社会在基本上保留了宗法制度并加以变种和发展之后，呈现出另一种依附皇权的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全面兴起，经历了漫长的春秋战国时期，自汉以降，已经完全发展了自成系统的士大夫欠化随着科举制度向民间渗透，发挥其影响。存在于民间的两种社会群体长期互动，使中士文化又呈现出另一种广泛形态。农民阶层长期留守乡土，靠天地吃饭，静态、安分自足、保守消极、依恋家园、长期游离于政治生沽之外以及小农的家庭内部利益斗争是其主要特征。在灾荒之年成为流民，进入城市空间或者啸聚山林的流氓群体，即江湖社会，又是一种面目，这些人事实上脱离了生产劳动，成为流氓无产者，非法寄生是其主要生存手段。在以贵族和贵族文化为核心的城市文明形态被破坏消失之后，江湖社会文化生态对城市文明影响非常之大。江湖群体具有非常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一面，却也是中土文明中绝对重要的生态成分之一。
上述表明，确认中土民族身份，唯有文化是有效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指出，阿Q的血统和种族身份长期被社会完全忽略，并被他自己也忽略，他无法对自己的种族血统作出明确的辨认，正是依赖于宗法的种族确认在民间的完全失效。鲁迅的这一表述正表明了他在中土民族在自我种族身份确认上的无效性的最深刻明了的认识。作为流氓无产者的阿Q从根本上说，正是中国社会游走于城乡边缘的一员，作为一个活的标本，阿Q身上相当综合地保留着中土民族民间文化特征的最为消极的、悲凉的、血统传承喜剧化的一面。
中土文化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既精神领域神圣诗学的缺失。在先秦时代，建立在封建宗法制度之上的“礼乐”可以勉强看做是唯一实在的神圣诗学的体现，而“礼乐崩坏”之后，神圣诗学长期缺失于汉民族精神之中。即使有汉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术也最终没有成为能使民族个体凝聚的神圣诗学体系和绝对原则。自秦皇问鼎于周天子后，“神器”更迭，各尊其祖，自称神圣，于民间却毫无号召力量。佛教在我国很早传播和盛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即使佛教在中国传播，无论在庙堂还是市井江湖，都从根本上充满了强烈的功利目的，因此，佛教也被世俗化，而佛教的世俗化正是佛教本土化的根本特征。
中土文化以其实践范围之广大，时间之长久，竟没有讲述先祖丰功伟绩与辉煌征战歌颂武德的民族史诗的存在，当然，神话是存在的，仅见于尺牍之上，略述始祖为女娲伏羲以及盘古开天之事迹而已。因为“礼乐崩溃”得太早，所以，中土文化的全面世俗化和功利化也到来得非常早，所以，中国先秦以来，关于名利的言论无不经典深刻。
新石器晚期的战争与社会
大汶口文化表明，一俟原始公社解体，私有制度和父系氏族社会产生，战争在中土社会就成为常态。新石器晚期的社会围绕父系血缘关系自然形成许多氏族家庭，并在家族内部实行原始共产主义，这可以看做是对原始公社制度的自然继承和发展，这种家族内的原始共产主义到后来随着土地的封建化而发展为家族内社会主义，即家庭内人人参加劳动，家庭对每个人的生存负责并提供保障，财产归家庭共有。这种组织在氏族内部实行共产主义，对氏族外部或者说族际之间则完全独立，因此，这种社会结构模式在本族内部容易实现团结，而对外，为了保护氏族共同利益，战争冲突不可避免。当然，最早，新石器时代的战争是非常幼稚的，但是它依然是有组织和计划的，并且有统一的指挥，因此区别于一般的暴力行为。在距今至少八千到五千年期间，中土大地上氏族已经非常之多，在新时期时代，在黄河上游的高地以及下游的低地，原始的农业村落已经非常常见，由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
原始村落是以继续划分的家庭为社会单位自然形成的氏族社会生存形态，在非常封闭和落后的时代，社会发展非常缓慢，促使社会重大变革的因素更是很少，已经脱离了渔猎生活而进入农业文明的这些氏族散落在大地上，在其群落内部自然地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活起居方式，风俗习惯、心理情感，亲属关系、语言方式等等集体的意识形态，他们对村落之外的世界知甚少，并且将其外的人和事物均视为异己、未知的和不可把握的，对自己的生存造成威胁的事物。对于战争的集体心理而讲，这是容易理解的，原始的氏族村落正是这样来区别集体利益冲突中的敌人的。
但是长期的冲突和战争终对各方的生存造成极大的破坏，并且大多氏族村落社群本来力量薄弱，于是联盟的方式被大量实践，为了增进彼此的信任和了解，村落之间进行交流，相互馈赠礼物成为必须，同时也相互赠送女人（联姻）来建立一种更为亲近的关系。联盟显然减少了联盟者之间原本的冲突破坏，并在一段时间里表现出积极的社会效果，因此大家都希望存在于这个社会关系之中，由礼赠等交流方式获得财富上的物质或者非物质的增殖。相互联盟的村落之间长期相互交流，馈赠财物是消除相互猜忌和不信任的手段，但是，显而易见，结盟本来就是一种虚弱的表现，实力相对强大的氏族村落集团就会对相对弱小者不断提出非分的要求，最终导致联盟关系的破裂并且重新发生战争。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父系氏族部落的大小对生存竞争中的优劣处境关系很大，因此，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往往是相对强大的，人口众多的氏族占据生存上的优势，而许多相对弱小的氏族部落则围绕大的氏族结成联盟，并且自然地进行大规模的礼赠和交流活动，并且在对联盟外的战争中听从大部落首领的统一指挥。所以，神农氏中原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从属关系的部落联盟，以神农氏部落为首领，炎帝则为其最高首领。
有关新石器时代的战争，史书中有较详细记载的有两次，一次是神农氏炎帝与轩辕氏之间的阪泉之战，另一次是轩辕氏成为黄帝之后的对东夷蚩尤的战争。在皇帝之后至夏，与周遍民族的战争仍然持续不断，其中东夷和三苗的威胁是最大的，对三苗的征伐从尧开始，直到禹时才告结束。
从《史记》记载可以看出，在黄帝入主中原之前，中原本土的神农氏族与其他诸侯部落即为上述的部落联盟，不过这时候的联盟已经相当高级，但是神农氏部落已经衰落，其他诸侯部落之间相互纷争，并且不再按照惯例执行以前的交流和礼赠活动，炎帝无法号令和制衡其他联盟部落之间的纷争，维持中原政治秩序，进而讨伐这些部落，其时九黎蚩尤又不断侵扰，至此轩辕部落介入，并且和这些叛离的部落联盟，发生了历史上有载的第一次战争阪泉之战，阪泉战争已经非常典型地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战争的特征，发动战争的轩辕部落，充分I虑和分析了战前中原形式，充分芩虑到r屮原权利核心式微，内部分裂的客观处境，而且在这次分裂中，轩辕部落因为中原联盟叛离部落的加盟而实力大增。轩辕氏首先在其部落及联盟内部做了大量的积极工作，安抚民众，增进各个部落联盟之间的团结，准备大量的战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量练兵，而且充分研究了气候，社会和四方个族际之间的形式，然后才发起战争。
阪泉战争中轩辕氏获得胜利，至少获得了与炎帝平等的地位。
涿鹿战争发生在轩辕氏统领中原之后，原因是“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率领部落联盟军队开始讨伐蚩尤。当然，关于此次战争的说法不一，《逸周书·尝麦》中说明，涿鹿战争首先是在蚩尤与炎帝之间展开，而炎帝不能敌，于是向黄帝求助，黄帝才率领中原诸侯联军大败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描述这次战争中黄帝的联军之一应龙甚至用到了蓄水阻止蚩尤进攻的方法，并且关键的战事期间天降暴雨。涿鹿战争胜利之后，轩辕氏黄帝在中原完全取代了神农氏炎帝，从此取得了中原华夏族群的最高领导权。
神农氏族一般被认为是中土农业文明最早的氏族部落，从其对中原的核心领导到涿鹿之战结束轩辕被诸侯尊为天子为止，大概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自黄帝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帝，以至于后来的夏商周三代，从血统上来讲，都是黄帝的族群后代，只不过随着年代的久远而相对疏远，此处不必追述。
尽管中原地区在黄帝以及后来四帝的领导下逐渐巩固和发展，但是与四边战争仍然不断，其中与东夷的战争在尧前三代基本稍缓，之后是长期的伐三苗。对三苗的征伐殊为惨烈，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种族之间的冲突在中国上古时期正是最常见的，这种战争至少在其宗教、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方面是灭绝性质的。
联合国家及其运行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