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本书写民间反抗的书，《水浒传》的高明之处在于系统而确切地表述了水浒英雄政治斗争实践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存现状下从道德出发的合理依据。《水浒传》再现的市井社会是一个官商勾结、流氓地痞横行、草芥百姓忍辱偷生、存在严重矛盾对抗的不和谐社会。其中第一个出场的重要人物鲁智深以行侠仗义抱打不平者的角色亮相，他首先解决镇关西，之后是小霸王，这些人物均是有财有势欺男霸女的市井流氓，而鲁智深本身却并非是一般的草芥平民，而是提辖（知法犯法，意味着此法已经不再公正有效）。鲁智深与林冲一见如故，表明林冲在才华和德行方面均取得了鲁智深的高度赞赏，而正是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却被反复欺辱陷害，无安身立命之所，走向其所属的社会阶层和团体的反面。林冲作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尚且如此，可见一般百姓的处境和遭遇。
林冲的命运更为激烈地强化了这样一个现实情形：腐败的统治阶层已经完全站在了排挤正义和纵恶的反人民的立场上，而作者正是由此表明梁山作为与统治集团对立的民间武装组织存在的正义合理性：一个灰色地带的黑社会梁山的存在使林冲有了生存的机会。
作为小说中最为浓墨重彩血肉饱满的人物，林冲的遭遇为江湖流氓组织从事政治活动作出了最有力的辩护。构成梁山集团的并不全是社会最受压迫的最低阶层人物，即使梁山最初的组织者王伦也是个读过书的秀才。梁山的存在从一般的政治和道义立场来看，是以替天行道为己任的，而其实践的基础是最为根本的暴力活动，加入梁山组织必须有投名状，也就是说，必须能杀人，而且事实上已经杀了人。
水浒英雄从事暴力活动，都有其道义上的依据。武松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在民间看来，是对伦理道德的维护，而且不单单是一般的伦理道德维护，西门庆是清河县的商人大户，有钱有势，和朝廷都有些来往，这样的人物在地方为霸，想于什么就干什么，这也是社会政治走向全面反动的根本体现，因此，作为水浒英雄的武松杀死西门庆，自然也具有行侠仗义、除暴安民的意义，而武松因此先遭流放后上梁山。水浒英雄所在的江湖，我们可以看到暴力成为生存的一般依据和强大支持——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崩溃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也正是民间对于暴力价值的一般认识，进而从此肯定更大规模的暴力活动——战争对于民生的重大意义。在必要的时候，民间会十分肯定战争的价值和意义。
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对暴力实践高度肯定的基本立场，在《水浒传》中，武松对张都监家的灭门，李逵在江洲法场和东京的杀人如麻，都得到了赞许和谅解；宋江杀阎婆惜，杨雄杀潘巧云更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女人的偏见和仇恨了，而是整个社会处境下的抑郁扭曲和狂躁发泄，在水浒故事里，杀人的方式一般都是“挥做两段”，或者“取了人头”，在这样一个血腥的暴力世界里，残酷的杀戮呈现出超越一般复仇的快感和诗意，充分表露出民间对于暴力活动的一种潜在的心理结构。
在一个统治逐渐走向崩溃的时代，民间暴力反抗组织的存在加速了统治集团的瓦解，林冲作为一个暴力身份的武士，从统冶集团的暴力系统走向其反面而求生存，足以表明暴力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与秩序相辅相成的存在，永远形成一个连环的相互依存的事实，并且成为现有的人类社会中必然的社会政治实践内容。
祝家庄与曾头市
梁山组织一旦成为气候，必然向外扩张掠夺，这自然是由他们的组织属性和生存方式所决定，这些人既然聚众为非，虽然有各种原因，但到底却不能从事更大规模的生产和贸易流通来提供给养，因此向周遍扩张是其结伙组织存在的意义，同时更是生存之必须。虽然梁山由宋江主导，按照“九天玄女”的神秘授意，“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江洲劫掠法场之后，宋江初步显示了其军事组织上的才能，打破江洲无为军并活捉了黄文炳，此为转掠郡州的开端，此后不久，梁山集团开始攻打祝家庄。
如此大规模地对祝家庄发起进攻，其因却是杨雄、石秀和时迁在小店投宿，发现店家主人根底，故意挑衅。在店小二的描述中广这里方网三十里，却唤做祝家庄。庄主太公祝朝奉有三个儿子，称为祝氏三杰。庄前庄后，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户，各家分下两把朴刀与他。这里唤做祝家店。常有数十个人家来店里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这里。”而店里存有兵器，是为了防备梁山贼人来劫掠。祝家庄原本是类似乌堡的民间居住群落，在国家无法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只好自发组织起来自卫，一旦有事，与临近村落联盟防御，这原本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是杨雄等人却因此要挑衅，偷吃店里打鸣鸡挑起事端。时迁被抓去之后，三人设法搭救未果，引起梁山攻打祝家庄，连带扈家庄和李家庄。按照“替天行道”的原则，梁山似乎不应该攻击祝家庄。但是当梁山获知有关祝家庄的前后情况，晁盖怒于杨雄石秀“以梁山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因此连累我等受辱。”宋江却另有看法，建议以祝家庄“和俺山寨敌对”为理由，乘机去攻打并“得许多粮草”。
《水浒传》对梁山与祝家庄、扈家庄交战的前后过程描述非常精彩详尽，梁山武装对付官家正规军相当轻松，书中称为“大破”，而攻打祝家庄前后三次，遭到顽强抵抗，并且者损不少。梁山战前部署可谓严密，兵分两拨，并打发石秀先行密探，却看到祝家庄机关严密，军事整饬，梁山军三次竭力，使用各种手段内应外合，方才破了。可见作为民间自卫武装的祝家庄的战斗力远非地方正规军队可以相比。而此后的高太尉兵分三路围攻梁山.而失败，足以更进一步证明正规军的作战能力。一旦梁山武装屡次战胜官方军队，梁山的武装扩展就大规模地开始了，先是攻打青州，之后进取华山，进而攻打北京城，势力不断扩大。
因为段景住盗马，又被曾头市曾家五虎抢马，段景住路遇宋江，前后一说，梁山便起了攻打曾头市之心。曾头市又是一种如何的组织和构造？在《水浒传》中，戴宗说这个曾头市上共有三千余家，内有一家，唤做曾家俯。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名曾长者。生下五个孩儿，号为曾家五虎：大的儿子唤做曾涂，第二个唤做曾密，第三个唤做曾索，第四个唤做曾魁，第五个唤做曾升。又一个教师史文恭，一个副教师苏定。去那曾头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马，扎下寨栅，造下五十余辆陷车。”并且发愿与梁山势不两立：“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可见曾头市也是地方的民间武装，但是第一次攻打，梁山却严重失利，并且搭上了晁天王的性命。从此，梁山与曾头市的已经完全结下仇怨，第二次兴兵又事因买马劫马，宋江决定攻打曾头市，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攻破曾头市，杀了曾家老少，抢夺金银财宝，米麦粮食。
《水浒传》中关于祝家庄和曾头市的描述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民间乱世中武装的实际状况：梁山集团作为对抗朝廷的贼寇而存在，而祝家庄和曾头市的武装力量则是确实地为保护自身的财产以及生命安全而存在，而“国家”这个抽象的概念则距离祝家庄和曾头市作为武装力量存在的意义太过遥远，随着梁山非生产性武装集团的不断扩张，他们之间的矛盾对抗便成为必然。小说中反映出的情况是，这些以保护家园为核心出发点的地方民间武装作战能力实际上远比正规军强，他们往往作为父子兵而存在，并且武装战斗的目的非常明确，和自身的生存利益直接相关，而所谓的正规军不但不能有效抵抗北方外族的侵袭，而且对内部镇压流寇的能力都很差，梁山集团招安之后的命运，正是宋朝混乱时代国家在战争生存中的命运的缩影。
草寇与正规军
在《水浒传》中，梁山集团已经远非一般意义上的草寇，即使在相对严肃的《宋史》中，也充分肯定了宋江组织的打击力量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可见这股民间暴力武装集团的力量不是一般的草寇能够比拟的，它已经是严格意义上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战略的军事武装抵抗组织了。
从《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梁山组织集团的发展壮大，也经历了相对科学的过程，从招揽人才到人事的安排任用上，都显示出向正规化迈进的智慧实践，首先，梁山的头领，先后经历了一系列变更，最初的火并王伦，完全是因为作为一个秀士的王伦不能胜任他所在的位置，林冲在杀死王伦时的一段话，高度概括了王伦不能做寨主的种种局限你这妒贤嫉能的贼，不杀了，要你何用！你也无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从对王伦的否定，可以表明，梁山集团的首领并非是一般的聚众唯亲，而是要求具有相当的德才贤能，享有政治威望。以宋江之文武后来位居梁山之首。足以说明在江湖流氓集团的世界里，虽然主要是暴力实践，其根本却是政治斗争作为主导，宋江在水浒英雄中享有威望，完全是因为他充分实践了江湖中的各种道义原则，因此享有非同一般的江湖威望，并且能够通融各方，容纳并组织人才，进行有效的管理，使梁山的实力进一步壮大到能够在正规军的武力威胁下求得生存和具有反抗的强大能力。
就小说本身的情节而言，梁山集团实力壮大之后，朝廷多次对梁山用兵，都以失败告终，一方面可以认为是梁山的地理优势，以及梁山的军事实力使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屡次剿寇的失败也足以证明北宋后期正规军队的作战实力确实是比较差的，依照史实，北宋亡于外患，但是内部统治的腐败和民间反抗武装的打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自宋开国以来，各个方面的国策也是导致宋朝正规军队作战实力低下的重要原因。宋王朝向来重文轻武，长期抑制武力，而不断膨胀的文官官僚体制则不断加速政治腐败和对外武力上的积弱。宋朝建立在消除混乱完成统一的基础之上，因此长期对军阀割据抱有极大的警惕，中央高度集权，地方几乎无所作为，而仅靠招募而组织的军队大都集中在都城，既禁军，相对能够得到比较严格的治理，而地方的厢军基本处于废弛状态，却成为国家的财政负担。由此可以看到，密切依附于中央集权的相对有作战能力的中央军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难有维持国家秩序稳定并且巩固国防的能力，林冲作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因为政治集团内部的排挤和陷害而离开禁军投奔梁山，而地方军备的废弛，正是各种民间武装暴力组织相继发展的重大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尽管是一部充满大量虚构的小说，《水浒传》在关于北宋后期军事武装现状的描述上却并不离真实太远。惕，中央高度集权，地方几乎无所作为，而仅靠招募而组织的军队大都集中在都城，即禁军，相对能够得到比较严格的治理；而地方的厢军基本处于废弛状态，却成为国家的财政负担。由此可以看到，密切依附于中央集权的相对有作战能力的中央军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难有维持国家秩序稳定并且巩固国防的能力，林冲作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因为政治集团内部的排挤和陷害而离开禁军投奔梁山，而地方军备的废弛，正是各种民间武装暴力组织相继发展的重大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尽管是一部充满大量虚构的小说，《水浒传》在关于北宋后期军事武装现状的描述上却并不离真实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