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刘关张的结构成为中国古代关于平定天下、政权争夺的战争中正义民间力量崛起比较常见的模式。刘关张三个人作为新的民间武装力量的核心，建立在两个重要的道德原则之上，一是刘备发起组织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刘备乱世出现，一直以皇叔自居：二，三个人结合起来的核心伦理支持是“义”，目的是扫荡邪恶，澄清天下，安顿黎民，这也是后来战争故事中常见的平民联合的道德依据——中国社会的江湖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在脱离了乡土自足生活的江湖世界，弱势的个体之间的团结就显得格外重要，而作为这种团结的伦理支持的“义”，是一切这种组织和协作基础的伦理力量之本源，“慷慨大义”克服了可能出现的自私自利原则的小农、小手工业者或商人的重利意识，以便使组织和协作更为可靠牢固。
民间武装力量的组织和团结从核心来说很难有其他强力支持，刘备尽管作为皇叔出现，但他在故事开始时地位并不高，而关羽和张飞则都是社会最底层的操贱业者，因此，他们都必须看重作为低层社会常见的某种情感和伦理需求：情感上的平等，人格和尊严以及个人价值上的相互肯定。他们三人的邂逅颇有士遇知己的感觉，但他们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与门下的关系了，他们始终强调江湖世界中维系在“义”之上的手足之情，应该说这种情感和道理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是中国千年来民间江湖世界始终贯穿的一种平民相互团结的重要道德法则，正是这种法则决定了民间武装结盟力量的稳固性，连身份和地位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曹操（在高层政治斗争中崛起）也对关羽的义气大加赞赏。
在基本的道德原则统一的情况下，刘关张三个人在性格、能力和军事组织的角色分配上也具有绝妙的互补性，刘备看起来温和并且机动灵活，在刘备的整体奋斗过程中，他非常重视实际，因此，除了根本的“义气”的表现外，他个人的人格原则少一些，这一点很类似刘邦，他作为军事武装斗争的核心人物，性格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关羽，除了长期考验中显现出来的建立在“义气”之上的伟大人格魅力之外，他的军事实践能力也是非常优秀的，他的理智和坚韧与张飞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
在《三国演义》中，刘关张三个人始终彰显着某种正义的道德力量，这即符合某种正统的封建政治伦理，又能突显他们所坚持的属于民间江湖世界的道德力量所散发出的个人人格魅力，从民间的朴素视角出发，刘关张三个人感人的兄弟手足之情和一整套的弱势世界生存所必需的合乎情理的伦理实践，更是符合了此类文学作品阅读者强烈的情感和心理需求，因此，关羽最终成为民间结社组织所必须依据的伦理力量“义”的化身。
刘关张在《三国演义》中的经典结合方式在实践中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也非常符合民间大众的情感认同，曹操则因"此必然地成为这支正义力量的“对立面”，因为他个人的发迹和长期的斗争都是在高层的庙堂世界中，无法获得民间世界情感上的共鸣和身份上的认同。
作为天生神人和辅臣楷模的诸葛亮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始终是智慧的化身，小说中诸葛亮一旦出现，就标志着刘备武装力量从此开始走上稳妥的成功之途，而小说最后，诸葛亮去世，蜀国政治则渐近黄昏，三国时诸葛亮由此出兵北伐-古蜀栈道日薄西山了。事实上，历史中无论从刘邦故事到三国故事，战争中智慧的力量始终都占据着某种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刘邦身边的张良萧何，始终作为刘邦军事政治斗争的大脑系统而存在，而且这些智慧人物往往是全面的人才，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国家政权的治理上都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高超智慧。
战争故事中这些智慧人物的出现和大放异彩，至少说明战争中智慧对成败的决定作用，而中国古代战争中，职业的军事和政治人才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崛起，是在战国时代。春秋贵族战争时期，战争多是在一个中央王权的背景下展开，其意义更多是某种道德力量的决斗，战争伦理被坚持得很好，因此，战争中正义和勇敢是最为需要的，而且战争也尚未发展成为以取消对方为目的的大规模杀戮，也就是说，较量一般并不决定生死。然而到了战国时代，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前面已经多次讲过，战国时期战争发生的政治背景已经完全不同。战争已经完全是以取消对方的生存或吞灭为的核心目的，这时候，战争中的谋士——作为战争计划参者的智慧人物，已经在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大都为了强烈的自身功利目的：丰厚的物质回报或者复仇欲望（借刀杀人）如伍子胥、孙武、苏秦张仪等。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三国演义》捧出的明星人物，接受大众近千年的崇拜。民间何以崇拜诸葛亮？智力崇拜不是决定因素，作为诸葛亮的若干对手，曹操、周瑜以及司马懿都没有获得相应的崇拜，诸葛亮在战争中的实践行为也不是崇拜的理由，从人道的角度讲，诸葛亮所采取的若干战术并不能为人所称道，那么，中国民间对诸葛亮的崇拜只能是一个理由：他符合民间一贯的道德理想——诸葛亮首先代表正义。其次代表忠心和敬业。作为隐藏起来的高人，诸葛亮的出山某种意义上符合民众对圣贤行为的理解，而《出师表》更是引人嘘唏，“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表白首先增加了诸葛亮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作为一个智慧的高人，他是谦卑的，不做则休，做则求成。
整个《演义》中，诸葛亮的出场完全是因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就是说，在整个民间的理解中，诸葛亮是为正义挺身而出，并且完全超越了功利性原则。诸葛亮与刘备的结盟完全不同于关羽张飞，刘关张结盟的核心是“义”，而这个“义”，在小说中也被定义为正义的呼唤，但是诸葛亮超越了“义”和“利”。随着诸葛亮的参与，刘备武装集团逐渐处于这样的状态：没有诸葛亮，则完全无法获得成功——诸葛亮成为刘备武装集团的大脑，某种意义上说，诸葛亮的处境是也是所有战争伦理的处境。中国民间是如何在诸葛亮身上巧妙地调和战争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的？道德判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头等重要，因此，一个则是维持和造成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稳定的绝对力量。工商阶层在古代社会属于少数阶层，一般生活在市井，其生存的方式决定了其不可能是相对单纯的社会角色，不免要跟各方社会发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中间阶层的工商阶层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是不能低估的。混杂在这些市井工商阶层中的另一灰色群体正是不断繁衍和从农工商等社会角色中游离出来的流氓无产者群体，流氓无产者大多生存在市井社会，因为不参与具体的物质财富创造，本质上过着寄生生活，行走于庞大的独立于官方庙堂和封闭稳定的乡村之外的江湖社会。
江湖社会中的个体必须按照一定的原则相互依存才能生存下去，而行走江湖的人已经脱离了农业的生产组织和单位，即家庭社会，同时也不能直接依赖于官方而获得生存所需，因此江湖人物之间的关系一般不可能围绕血缘亲属关系或者国家政治秩序体系来建立。江湖组织存在的主要方式是松散或者严密的帮会，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靠“朋友”或者“兄弟”之间的建立在某种利益原则基础之上的“义气”来维持，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淡化或者排斥了正统伦理道德上的所谓“忠”和“孝”，而把“义”放在道德原则的第一位置。
江湖生存方式决定了江湖人物在获得生存必要的物质财富或特定领域内社会威望必须采取非常的手段或者非常的原则，我们一般将这些区别于诚实劳动或其他合法途径的手段称为“流氓手段”。在社会政治经济能够相对健康运行的时候，这些流氓阶层和流氓组织一般不会采取非常冒险的手段来获得必要的生活条件，因此，他们可能通过一些简单的暴力威胁、非法经营、诈骗等手段来从较为广泛的底层社会获得物质财富来维持生存。但在社会处于非常时期——比如大规模的灾荒引起的社会动荡或者严重的政治动荡，政治腐败以及不合理的制度导致大多数低层社会破产，使得流氓无产着队伍数量不断增加，同时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时候，江湖流氓集团的主要财富攫取对象必然转向富裕阶层甚至官方，这时候的流氓阶层极容易形成新的具有强大威胁的政治力量组织，甚至转化为暴力武装活动组织，冒着更大的风险来维持集团整体的生存，这些集团的包容性极强，在一般的利益原则下，能够广泛吸收各种社会角色的人物。我们可以看到《水浒传》中的梁山组织正好就是这样形成的，并且完全具有上述特征，而一部《水浒传》足以说明中国古代江湖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具体生存实践和斗争方式。
林冲与统治集团及与梁山
《水浒传》对暴力价值作出肯定性判断的伦理依据是，水浒英雄的暴力行为是建立在行侠仗义“替天行道”的道德出发之上的，非但如此，《水浒传》所代表的民间立场几乎肯定了暴力反抗是唯一有效的反抗手段和途径。在文明社会里暴力手段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低级的流氓手段，但是，《水浒传》之所以能让这种价值观念站得住脚，或者说从《水浒传》作为民间创作形成的这一过程来看，拥护暴力反抗几乎是一种普遍有效的立场和观点，之所以选择最为直接和极端的暴力对抗，至少表明民间所对抗的对象已经不是一般合法政治调整所能够解决其问题的，因此，暴力手段也可以看做是最后的手段。水浒英雄所面对的腐败政治可以蔑视一切民间反抗，这也正是统治集团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形成强大而腐朽的官僚统治系统之后的一般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