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战争、种族与主体意识
从最原始的角度来考虑，战争是集体求生存的方式和途径之一。而什么样的集体成为战争实践的主体，则不能从根本上解答，一般的解释会认为是利益结合体，而战争作为人类具体的行为实践，却比这个认识本身要复杂得多。最初相对封闭生存的人类群体比如部落，小型城邦，等等，都是个体的不可冒犯的自足的生存实体。然而，实际上，这种自足的生存实体却不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原本理想生存下去，在生存过程中不断地暴露出来的问题，使人类认识到，自足的群体并不能够完全健康地生存下去，交流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必要的，比如财富的交流，以及出于繁殖的目的以通婚的方式对女人进行交换，这些都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交流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它更为确切地使每个生存集体的种族意识和基于种族之上的主体意识更加凸显，并逐步走向明确，我们都知道，在最封闭的原始群落，基于某个血统的族群完全有理由认为，在他们的族群之外的其他部落群体甚至不是“人”，最多也只能算得上是“亚人”。这种歧视和偏见随着生存空间的不断扩大，必然发展成为歧视导致的冒犯和冲突，而持久的冲突导致交流成为必要，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战争实际上既是交流前提，也是交流的产物，而战争最终达到的效果，是人类集体交流的不断畅通和冲突、隔阂、歧义的逐渐消失，最终使人类趋于更大的同一。
人类最大的特征在于不断地确认意义，而这种对意义的诉求使人类在一般意义上超越了对基本生存的现状满足感，在人类各个大的区域群体和次群体之间，交流是普遍存在的，其中包括财富观念和对财富流通的本能需求。高级的财富呈现和支配方式必然附加着各种各样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慷慨礼赠中的炫耀和表示友好。人类在最初就意识到财富的流通（包括礼赠、交易、交换）是财富实现其意义的根本途径，而这种不断交流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和义务，使人类交往进一步复杂化。可以说，包括以物质和女人为内容的礼赠和回礼是人类古老种族和群体之间最安全和常用的一种方式，这其中的权利和义务，使人类交往进一步复杂化。可以说，包括以物质和女人为内容的礼赠和回礼是人类古老种族和群休之间最安全和常用的一种方式。这其中的的权利和义务已经暗示了一种最基本的对外的信任关系，也同时诞生了与信任对立的怀疑和背叛。我们知道，结盟是弱势的行为，但是结盟往往是必须的，因为弱势和强势都是不断变化的相对概念，作为结盟之基础的信任关系和契约义务，往往最终导致更多的背叛和仇杀。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比较明白了：种族和建立在种族基础之上的历史主体意识，迄今依然是政治活动最大的依据，包括政治活动的重要实现途径——战争。基于种族意识的政治实践更多的时候甚至超越了一般的基于党派和某种政治主张之上的政治能量。
过激的种族主义者往往具有极端的种族优越感和对外部种族的强烈排斥，这并不单一是其强烈的封闭意识造成的，而往往是对外部世界的极端不信任和生存的严重不安，最为强烈的种族主体意识往往发生在相对弱势的民族和生存群体之间，但依然只是就种族意义上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人类整个历史上，最大的战争灾难都是基于强烈的种族意识而导致的最大规模的最外战争活动。这可以算做是对世界战争的另一种解释。
§§§第二节 消耗、祭献与战争精神
从冷酷的科学角度来说，整体的生命世界都面临一个如何吸收和支配能量的问题，能量的良性循环是确保生命世界安全持久地生存的唯一可靠途径，问题是，如何是正确的或者良性的途径？就人类社会而言，生存所依据的所有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都有可能使人类将其汇集为一种强大的能量，并且在某些时候发挥其积极的或者消极的作用。而这永远是一个难以协调的问题。
事实上即使在最早的时候，人类就非常重视对能量的处理，包括通过劳动、协作、宗教祭祀等来汇集能量，通过庆典祭献和礼赠、娱乐等来流通、消耗和遣散能量，能量的有效流动和消耗有利于整体的生存。这甚至包括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残忍的祭献、战争等。关于消耗与祭献的认识是复杂的，就我们今天来看，对财富的挥霍是一种夸耀富裕的手段，甚至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挥霍，才能显示过剩于生存必须的财富的价值，但是这一价值体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古老的包括现存的一些原始民族中，原始的礼赠或者某些看来不可思议的财富的挥霍依然存在，这当然可以被认为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表示友好和增进信任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是建立某种联盟或者协作关系的物质和情感依据，这些被献出的内容包括物质财富、象征物质财济的某吟物以及女人等等。这种价值体系要求人必须具有一种慷慨的品质，一方面，必须勤劳以获得财富，另一方面，却必须及时地、慷慨地把财富流通出去，或者在适当的时候，将其消耗掉。祭献，在此内容中，被认为是实现了物质的最大价值，因为祭献品的“无用”，也就是未被使用来增值，它是干净的，因此是无价的。祭献行为实践可以表明人类在早期的某种认识，即对财富和物质增殖的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排斥，这与今天的情况完全相反。即使在古人看来，财富的不断积累，事实上为敌人的侵略做了准备，甚至是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因此，它被看做是灾难之源。许多研究表明，人类最初的物质交流并不是通过一般的交易来完成的，在原始人类的观念中，物质必须无条件地馈赠出去以实现它的价值，而礼赠和回礼的权利和义务自然形成。
即使在古代，人们也意识到，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最终导致能量的无法疏散，而招来最后的灾难，对于一贯富足到一定程度的部族来说，流血牺牲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通过若干消耗的手段来处理掉这些财富，以免被用来发动战争或者招来侵略。而事实上，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在秩序巳经被建立起来的部落或者国家，统治者完全明白战争对他们而言的有用性，首先是增加生存的安全感和显示生存的优越性，其次是通过战争的胜利树立和加固统治者的威望，再者，战争本身是一种转移内部危机和释放被压抑的精神和情绪的一种有效途径，同时，它能够掠夺资源以充足战争发动者内部的生存实力。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如果缺乏内部的有效牵制，在物质相对富足以至于能够确保战争取胜的情况下，统治者很容易发动战争。当然，发动战争的另一个重要的依据是生存群体在精神上的高度同质化和权利的绝对集中。所谓的战争精神，在这样一种强大的以民族和国家为依据的精神同质性面前，很容易被酝酿和培育起来，最终导致大规模的人类灾难。
在人类社会的近现代阶段，财富观念的整体变化和工业技术的根本突破均为上述的战争爆发提供了可能，首先是物质财富的不断增殖和对利润的疯狂追求，导致能量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汇集起来，其次是社会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对人的行为和精神气质的迅速规范所导致的同质性结构，这些都为各种性质的战争爆发提供了物质的和精神的依据。
§§§第三节 兽性狂欢与战争伦理
任何人类战争都包含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双重目的，而战争的功利性原则，在近代战争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这就为谈论战争伦理提出了巨大的难题。从来没有毫无理由的大规模战争爆发，任何战争背后，都有一系列相关的属于种族宗教情感的、生死存亡的、政治经济扩张的诸多因素，对于任何一个战争主体来说，要求他们在战争实践中维持人类理想的伦理原则，都是艰难的。本书大部分章节考察了中国古代战争，但是回头来看古代以及近代的中外战争，我们不得不意识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残酷的人类战争方面前谈论人类伦理理想的虚妄性。在一系列强大的战争事实面前，有时候往往所谓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都难以判断，战争的目的和手段往往混淆了这一切，只有清理废墟令我们沉思。
自古以来。战争最为显著的成果就是掠夺则贫和劳动力，战争的惨败将不仅仅是战爭俘虏所要忍受的残暴惩罚，作为同种族的非作战人员也必然难以幸免遭遇施暴和洗刧的命运。古代欧洲的数次帝国混战、屠城和种族灭绝，足以证明这种命运的普遍性。战争作为一种破坏实践，显而易见地站在人类和平生产和建设的对立面上，对于战争主体来说，在经历战争的消耗和生存破坏方面，似乎没有能够幸免的，血刃和炮火引起的生命毁灭和物质财富的损耗之后，是面对战争惨景和战争废墟、生存条件严重恶化等重重压迫下的精神危机。
一旦战争爆发，诸多人类的伦理秩序被完全冲破甚至摧毁，而战争本身的惨烈和非人道性则不断促发战争中的个体的精神癫狂和幻灭意识之下的毁灭欲望。生死在瞬间变得模糊不清，作为长期维持人类向上的命运求证意识在极短的时间里消失，通俗地来讲，谁也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死亡焦虑不可避免地转移和爆发为兽性的狂欢。灾难般的战争一旦进入最为惨烈的状况，并且进一步激化为整体的民族生存较量，就往往不存在只向军事人员施加暴力而回避弱者（平民百姓、妇女儿童等等）。众所周知，战争的破坏就是对整体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的破坏，被迫卷入战争，几乎无人能够避免战争带来的这种厄运。在这种情形下，谈论战争伦理殊为艰难，战争实践所要贯彻的伦理法则往往成为政客桌面上的一纸空文，因为某种理想的战争伦理不但实现起来非常困难，而且往往和战争目的是相冲突的。在这个时候，来自旁观者的道义上的支持往往是勉强的和脆弱的，而更多的事实表明，在战争中处于强力或优势地位的参战国家，国民一般对本国参战者在战争中的暴行反应冷淡，这表明，即使在一般的民众中，要求认同战争伦理道德都是艰难的。
更多的理由认为，过于强调战争伦理道德往往限制战争目的的顺利实现，因为这些道德原则大都与战争手段和目的是相冲突的。首先，在具体的战争行为中，确认暴力实施的道德或非道德确实是困难的，比如获取情报的非常手段，坚壁清野的战略实施，对战争目的的实现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道德上则根本无法讲通。因此，即使一个有道德理想的人，一旦成为战争主体，他所面临的选择也是两难的。而战争本身必须要求对各种相关事物做出各种可能的预期的判断。战争中屡次发生的对平民发动大规模袭击就证明了这一点：袭击平民是打击敌对方的国民士气，也是出于消灭潜在敌人的目的。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绝对主义的态度在战争会引发严重的后果，比如在战术实施中或者面对敌人时的道德上的犹豫和人性上的常规思维等等。战争看重打击效果，因此，其中的道德因素往往不会被优先考虑，作为大规模的死亡实践，战争往往是对参与人员的强制行为，参与个体在操练和规训中处于被迫服从和合法爆发毁灭欲望的双重境地，这种处境下，随着血腥、战火和废墟对人的精神的不断刺激，兽性和狂欢会被无限制地激起，进而演变为对大量无辜平民、妇女儿童的疯狂施暴。出于战争困境和死亡幻灭中的战争很难去考虑自己的行为是人道的还是兽性的，而大规模的战争则将这种由无数个体组成的暴行演变为一种占领中或占领后的狂欢。这种意义上的战争无疑是人类最大的灾难。
因此，能否告别战争，不仅仅是人类面临的严重的伦理困境之一，也不仅仅是人类理性和道德选择的问题。先考虑，作为大规模的死亡实践，战争往往是对参与人员的强制行为，参与个体在操练和规训中处于被迫服从和合法爆发毁灭欲望的双重境地，这种处境下，随着血腥、战火和废墟对人的精神的不断刺激，兽性和狂欢会被无限制地激起，进而演变为对大量无辜平民、妇女儿童的疯狂施暴。处于战争困境和死亡幻灭中的战争很难去考虑自己的行为是人道的还是兽性的，而大规模的争则将这种由无数个体组成的暴行演变为一种占领中或占领后的狂欢。这种意义上的战争无疑是人类最大的灾难。
因此，能否告别战争，不仅仅是人类面临的严重的伦理困境之一，也不仅仅是人类理性和道德选择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