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以对历史旁观的态度，围绕政治纷争、伦理判断和大义、复仇、励志、命运起伏等混乱主题和复杂心态展开，的确能代表一种普遍民间价值诉求和常规心理。依据《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记载的历史事件，《东周列国志》展开记录了春秋战国时代贵族政治消亡的基本过程，其中更迭不断的称霸故事是小说中的精彩章节。春秋时代国际政治的最大特征在于其松散性和力量的消长，以及由此引起的诸侯自主的野心，而由此发生的许多联盟实际上都是不平等的，具有政治上的依附和从属性质，而正是这种国际政治活动导致此后诸侯大国之间的争霸以至于战国时代的相互吞火。春秋五霸的先后产生和彼此制约、消长，仅仅以国际调节、干预和制横为目的。然而其战争行为却不断升级，最终导致完全以吞灭为目的的战国时代的来临。吴越争霸正是这种形态的战争的开端。
作为小说，《东周列国志》强调故事性，并因此完全削弱了历史本身的严峻性，这也正是民间对于战争历史的一种习惯心态。事实上战争发展到战国时代，从其程度到性质上来说都已经算是冷兵器时代的极致。当然，很难说，自西周到春秋或者更远的一些时代，哪个时代更尚武一些。在对历史的不断挖掘和窥视中我们看到，战争作为常态，已经无法从人类社会实践中剥离开来。不过我们注意到一点，战国时代，统治阶级关于战争的功能和意义的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卫鞅直接表明：“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各国都已经把武力作为维持生存的根本。战争的武力征服目的引导着一切其他的社会实践目的，大量的生产和劳动开始为战争消耗准备必需的物质积累，因此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劳动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国家的这种根本意识必然导致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作为军国主义的结果，必需的好战意识被培养出来，渗透在人们观念的各个角落。最广大的民众被强迫或者调动起来参与战争活动，各国都以发展军事力量为第一政治要务。
战国各国之间所发生的战争，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实质上是中原本土的内战，但是军国主义在这样的观念下很难有好的效果。在战国，国家意识已经由春秋时代贵族霸政的诸侯国的封建意识大大地发展到由国家创造的民族国家意识。“秦人”和“赵人”以一种绝对必要的区分方式出现，其内涵已经大大地延伸向一种绝对的由国家观念和意识所制造出来的种族性区分上来了。在这种内涵之上建立的是种族的残酷献祭和牺牲意识，同时，战争的功利性目的已经渗透到每个参与者个体。秦国通过物质和地位的悬赏来调动人们战争的积极性，在重赏之下，武士阶层数目大大增加，并且成为一种专业的社会生活实践，也就是职业化的实践活动。
秦国人将自己国内的民众也就是“秦人”大量地发展成为准备从事战争活动的武士，而采取利诱的办法调集大量的外邦人民来从事战争必需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些大量来自三晋的外邦人租种秦国的土地，成为秦国的重要的佃户群体。也就是说，在秦国时代，在国家主义种族意识的支配下，“秦人”已经不可能在暴力的战争活动中去信任国土以外的民众。
时间到了战国时代，社会意识完全变化，随着贵族政治的相对解体，原有的围绕贵族而形成的文化形态已经完全发生变化。首先是在教育上的文武分离；同时，教育的目的也大大不同，脱离了早期的相对稳定和平的生活；文人的身份已经开始大量地转化。在纷乱的战争时世中，文人读书和运用智慧的目的已经主要地变成获得物质功利。文士们风尘仆仆，来往穿梭于各个国家之间，其目的只在于通过获得价值的肯定而实现相应的物质和地位上的回报。既然战国战争行为支配其他一切社会活动，那么文人的智慧必然就现实地转向为战争服务。文人和武士作为食客在各个权贵门第中大量地拥塞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文士专门用脑一样，武士专门练就意志和一身武艺，“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来为赏识他们并且重金收买他们的各国权贵服务。相比文人，武士似乎更加尊重从旧时代保留下来的侠义传统。作为刺客的武士在战国复杂的社会局面中表现出了它们独特的价值选择。
从具体的战争实践来看，战国时代的战争已经远远复杂和残酷于春秋时代，阵地战只是作战的形式之一。从长平之战来看，战争从规模和持续时间上都已经大大超过舂秋时代的战争常规。长平战争先后持续了三个月，在此期间，进攻、反攻、防御工事的大量构筑，阵地的转移和易换，战争与政治和外交的复杂关系，无不全面地显示出来。
更为残酷的事实是，在战国时代，伴随战争的大量的以消灭敌方有生力量为目的的血腥屠杀的发生。也就是说，春秋时代的战争规范和原则已经荡然无存，在战争的绝对主义和功利主义面前，战国时代的战争主体实践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出于彻底征服和占领的目的，攻陷之后的灭绝似乎成为常规手段。各国都积极奖励对敌人的杀戮，俘虏和降卒被大量地坑杀。灭绝意识在吴越战争中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至此之后，就成为常态，中土各国领域成为人类在东方的屠宰场。《史记？秦本纪》以及《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录了秦国对外战争中的战争屠杀和坑杀。据记载：
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
惠文王七年。与魏战。斩首八万：
惠文王后元七年，秦败五国兵，斩首八万二千：
惠文王后元十一年，败韩岸门，斩首万：
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击楚于丹阳，斩首八万；
武王四年，拔韩宜阳，斩首六万；
昭襄王十四年，白起攻韩、魏于伊阕，斩首二十四万；
昭襄王三十三年。破魏。斩首十五万：
昭襄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斩首五万；
昭襄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赵于长平，坑降卒四十万余；昭襄王五十年，攻三晋，斩首六千，晋军走死河中二万；
昭襄王五十一年，攻韩，斩首四万，攻赵，首虏九万；
王政二年，攻卷，斩首三万：
王政十三年，攻赵，斩首十万。
以上为秦国战胜后坑杀和屠戮的各国兵士的数目，尚且不包括秦国战败以及秦国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在一统的前夜，通过战争而造成的残杀和屠戮已经到了骇人的程度，战争最为残酷的一面完全展示在人类面前。此一阶段的战争对人类意识和心理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战争的国家、群体和个体利益而疯狂地血腥屠宰；另一方面是对战争的恐惧、绝望和极端的厌恶，反战情绪日益显露并且高涨。在文人之中，开始出现为和平而奔走游说的人如墨子等，武士中也有很多人通过行刺最高统治者而达到制止战争的目的。尽管战争当局通过各种手段和办法调动民众战争的积极性，但是这些手段也渐渐不能为人们所信任和接受。
整个战国时代的残酷战争已经将战争的实际功利性表现得非常彻底，战国时代的战争实践已经完全改变了人们的战争心理，丨日的战争所具有的绝对主义原则巳经荡然无存。为了赢得战争并达到最终的目的，战争实践者往往不择手段，将长期努力试图通过理性进行规范的人类原始兽性重新发掘和释放出来，并因此彻底改造了人类文明的处境和状态，而这种残酷性是作为民间大众阅读材料的《东周列国志》所无法展示的。
§§§第三节 《三国演义》：战争与天下之治
与《东周列国志》相比，《三国演义》更能成为汉民族的“英雄史诗”，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史诗。《三国演义》同样依据历史事实，尽管《三国演义》的基本来源主要是长期的民间集体创作，但是对人物的塑造和臧否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演义更能体现作者个人的主观意见。作为一部长篇史诗，《三国演义》的观点鲜明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中国民间群体对战争以及战争人物行为的看法。三国故事从东汉末年王权式微黄巾军起义造成社会和政治动荡开始，经过各种军阀割据势力的不断冲突斗争到最终天下三分，到三分之后统一于晋结束。《三国演义》实际上讲述了一个治理乱世的历史过程，这一重大的历史过程主要通过战争来完成，因此，《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整理天下、重建政治秩序为目的的战争史，展现了相对成熟的历史阶段中国战争的一般性缘起、方式、手段以及战争的功利性原则和战争伦理观念等内容。作为一个关于战争的重要民间历史文本，《三国演义》再次表明战争作为一种人类的功利性活动对于重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重大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古代社会瓦解政治旧秩序、建立政治秩序新的唯一有效手段。这同样是中国民间对于战争和天下大事、英雄等概念的一般看法。
《东周列国志》里已经充分显示了核心人物对于战争的影响，但是《东周列国志》内容相当庞杂，人物众多，事态纷乱复杂，使得此书完全没有足够的篇幅和精力来确切表现核心人物对于战争的重大影响，但是其中表达的意思至少已经表明，关键人物的综合素质是导致战争成败和政治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内在因素。而在《三国演义》中，鉴于人物以及人物所属的政治组织及其事件活动已经相对简单，《三国演义》因此有可能更为充分地表达核心人物在战争中的灵魂作用，而这些观念，已经可以认为是民间普遍的对政治活动以及作为其延伸的战争实践的一般认识。
作为流寇武装的黄巾军
黄巾军的起义爆发于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而当时的情形是东汉中央政权在外戚与宦官的残酷斗争中日渐走向崩溃，政治的腐败导致国家很快陷入动乱，加以战事和灾荒，流民盗贼四起，这些流民和长期松散地存在于民间的流氓组织集团很快发展成为武装暴动的力量。尽管黄巾军起义并没有对当时的形势造成太大的改变，却是三国故事的开端，为天下大乱贡献了一份力量。《三国演义》开篇讲到，因为“朝政日非，以至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在《三国演义》中，黄巾起义的三个主要人物之一张角是一个不第秀才，因散布妖道，徒从越来越多，“角乃立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称为将军。”一时间影响遍布东南八州，后与其弟张宝、张梁呼应百姓四五十万，可见势力非同一般。而此后镇压了黄巾起义的正是三国风云人物曹操。
黄巾军某种意义上属于自秦汉以来的流寇组织，在特殊的动荡年代，可以在短期时间内形成庞大的势力，但从本质上却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正规训练和明确的政治实践纲领和经验，流寇组织发展为强大的正规武装并非没有可能，但是需要相当的外部客观条件和非常难得的核心人才。发生于乱世的流寇斗争的核心目标就是已接近崩溃的王权政治集团，但是这需要王权势力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各个方面的根本崩溃，以及这种民间武装力在短时间内的迅速发展和进步，一般来说，这是很难的事情。
从东汉末年的形式来看，王权在形式上依然相对稳固，是因为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存在，尽管这些军事力量都掌握在各方诸侯军阀手中，但是，却在本质上属于统治集团，在对付黄巾军这一问题上，与中央是保持一致的。流寇组织的暴力武装活动是最为直接的战争意识和手段，却是相对低级的战争形态，因此难以对抗正规军事力量。
作为地方军阀的董卓
在中央政权实力空虚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僵持不决的斗争引来了当时盘踞关中的大军阀（并州牧）董卓，董卓是政治活动中暴力获得发言权的最本质的体现者，《三国演义》描述：“董卓屯兵城外，每日带铁甲军马入城，横行街市，百姓惶惶不安。卓出入宫廷，肆无忌惮。”董卓来到洛阳，立刻控制了洛阳的权利，独力行事，废少帝留辩，立刘协为献帝。董卓的行为立刻引起了朝野不满，因此讨伐董卓的联盟很快形成。董卓挟天子走关中，离开时劫掠洛阳，书中描述如下广卓既铁骑五千，遍行捉拿洛阳富户，共数千家，插旗头上，大书‘反臣逆党’，尽斩首于城外，取其金货，李侄，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卓临行，教诸门放火，焚烧居民房屋，并放火烧宗庙宫俯。南北两宫，火焰相接。长乐宫廷，化为焦土。又差吕布发掘先皇及后妃陵寝，取其金宝。军士乘机掘官民坟冢殆尽。董卓装载金珠缎匹好物数千余车，劫了天子并后妃，竞往长安去了。”
董卓在《三国演义》更以一个乱臣贼子和超级流氓的面目出现，表明了乱世暴力中野心人物的灾难性后果，而在此阶段，灭杀董卓成为比较统一的政治意见。由此可见，作为政治的延伸，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抑制灾难的必须的手段，这也是民间关于战争的一般看法，即战争是整理天下的核心手段之一。
作为时势英雄的曹操
《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形象的塑造与史书中所记载的曹操相差甚远。在相对客观的历史记载中，曹操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在东汉末年乱世中，曹操从一个并不起眼的小角色起步，并且很快地脱颖而出，鉴于东汉末年的局势，曹操能最终建立卓越功勋，实属不易，这是因为曹操无论在治理天下，或者领导征战中都表现出了非常过人的才华。而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则成了阴险奸诈的乱世枭雄，某种意义上成为乱臣贼子，这也许是曹操当时在诸多其政治行为中最担心的。《三国演义》事实上是民间集体创作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为什么曹操在这样一部小说中会成为站在政治伦理道德反面的人物呢？这样的民间意见从何而来？如果我们考察了主要和曹操对立的蜀汉集团，就会有所领悟。《三国演义》并没有抹杀和否定曹操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才华，但是却对这些行为的动机做出了另一面的解释，事实上在真正的政治文践中，根本上的是非很难判断，曹操“挟天广以令诸侯”是诸葛亮的看法，而曹操的解释是“奉天子以令不臣”，作为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对同一政治实践做出相反的动机判断完全是正常的，而作为政治实践，无论怎么去考察它的初衷，其根本效果却是一样的。尽管曹橾在其政治军事活动中表现出非凡的才华，但是相对正统的政治伦理而言，由于其动机和目的完全令人怀疑，这样一来，你做得越多，做得越好，就越走向正义的对立面。作为小说言，《三国演义》之于曹操，最大的成功在于能够抓住曹操的各种毛病和细节来深化曹操的奸诈和小人得志，以完成某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判断。
作为正义化身的刘关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