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战争与中国社会
与相对严肃规范的正史有较大区别的是，诞生于民间的通俗演义小说尽管在大体上沿着历史叙事文本的整体脉络，但毕竟是由此为一般依据敷衍而成，因此，从严格治史的角度来说，不适合作为研究历史的依据。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俗演义文本区别于严肃史籍的价值正在这里，民间通俗文本的形成与相应的社会经济文化形态等现实背景有很大关系，因此能比较真实、恰当地反映出一般的民间意志、态度和趣味，《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及《水浒传》均成书于明代，这一点必须引起阅读研究的足够重视。上述三个文本均不是文人的独立创作，而是在民间集体创作的基础之上加工而成，因此根本上能够体现一般民间的真实的、主流的政治、文化等民族心理。
战争首先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大生存活动，在某些阶段甚至能够成为人类的生活常态，因此，一部系统的战争历史正好也可以说是关于某个民族或地区的社会历史。中国历代史家一般强调正直品质，并以此品质作为书写历史的人格基础和价值依据，最能体现这一原则的是秦以前的史籍，所以能够如此，完全是因为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格局所提供的必然方便。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在相对分裂的春秋战国时代，汉民族的历史叙述是多角度的，这种多角度的形态在导致对某一历史事件叙述中呈现多种立场和判断差异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时历史真相的多种依据和可能。整个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化处于一般意义上的史诗阶段，也就是说，战争除了与生存利益密切相关之外，还和尊严荣誉等绝对价值密切相关。由于战争成为一般的生存状态，战争学——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兵学”因此诞生，兵学使战争在精神和意识领域平添了更多复杂因素，使战争成为一种极高智慧的带有游戏性质的人类活动。
在真实的战争情形和科学的战争研究中，战争的发生与人类的其他一系列处境及活动密切相关。甚至有西方学者从较为严谨的科学角度指出了其与地球运转周期以及气候征候变化的密切关系A因此，战争的发生未必完全是由于人类族群、国家之间的直接矛盾。但是最根本地来讲，在整个长期历史过程中，战争是人类的生态常规，是因为战争恰好在很多时候是控制与反控制、生存危机和生存竞争的残酷现实所造成的。长期以来，人类族群以及国家干预内外危机，无不将战争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段来选择，并且意识到战争直接面对的正是巨大的能量消耗和悲惨的死亡。
有些学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战争的功能以及意义，自然也有其道理。考虑到战争事实上存在功利性动机和非功利性动机，而且往往二者交织在一起，巴塔耶认为，将战争作为人类在劳动以外能量消耗的主要方式，是人类从事战争活动的重要原动力，同时，战争也是人类精神所引导的身体在滑向兽性的表现中向神圣神和仪式感不断靠拢的某种主体实践。
这一点对理解关于战争的民间书写心理非常靈要。我们可以看到，上述三个产生于中国明代的关于战争的文本，首先表现出某种对战争行为和暴力活动的精神愉悦感，对战争惨烈事实的认知完全在其次。这种来自民间的对战争往事兴致勃勃的书写和陶醉，完全来自于战争作为一种非常具有男性气质的精神和肉体活动给人们带来的某种快感，包括某种意义上的由于现实境遇的压迫感所产生的对暴力生存的认同和欣赏。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人对社会和自身各种复杂矛盾的综合反应和排遣，而这种文本正好反映了一种长期的、综合的主流心态。这似乎和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民族心理不大符合。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侧重于传承一种中庸、和平、稳定的思想情绪，中央政权并不主张尚武，全民以农业生产和儒家文化为价值主流，长期以来并不采取扩张的战略9以至于经历了元朝和清朝的两次重大变异。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述三个比较有重大影响的关于战争的民间文本中，均讲述发生在华夏境内的内战，并且某种意义上都是被动的、各种综合因素诱发的战争活动，而没有向外域扩张的大规模成事，这足以说明一些问题。因此，从《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文本提供的内容来看，在政治上，战争首先是因为整体的国家社会内部秩序出现严重的问题，往往由于常规生存平衡被破坏的内部失衡所引发，因此其主题都与天下治理有密切关系，其中透露出的情绪均是对战争活动饶有兴味的津津乐道，充分体现出民间道德立场和政治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一般的平民眼里，英雄同样被欣赏，智慧同样被赞美、引起叹服，暴力活动同样被接纳和认可，甚至表现出一种豁达的旁观意识，这不仅仅是一般市井村野的趣味，更是一种复杂普遍的集体心理体现。当然，从叙事文学母题来看，色情和暴力内容是普遍趣味的兴奋点所在，这同样符合普遍经济学所提出的关于能量消耗的观点，也符合人类学中的有关看法，暴力和性活动中取得的胜利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表明生存的优势，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又直接和政治联系起来并成为政治实践的主体。在市井文化高度发达的明朝社会里诞生的三部关于战争的小说里，这些内容都有着非常具体的反映。
§§§第二节 《东周列国志》：礼乐崩坏与天下大乱
一般来讲，《东周列国志》基本涉及春秋战国五百年之内的大部分历史事实，但是这些事实口耳相传中已经变成了故事，在后代民间演义的故事里，原本史实已经只是一个依托，而故事更为有效的意义在于对这些史实的局部改造和虚构（可读性）及其可传播性，也就是说，它已经有了后代的观念、看法和态度。根据研究，《东周列国志》早在元代就已经有了一些雏形，明代嘉庆年间又有新的编撰，而目前笔者阅读的这本《东周列国志》署名冯梦龙和蔡元放，其中冯氏的再创作发生在明代末年，而蔡的进一步编辑修改则发生在清乾隆年间。也就是说，这本关于战争与民生的通俗小说被经过不断改造以适应不同的观念和意识，使我们大体可以观察在官方和民间关于战争与政治社会的思想观念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最终所形成的意见和态度。
作为通俗小说，《东周列国志》至少照顾到读者的一般趣味，即对宏大历史题材的阅读热情和对故事本身离奇效果的追求，并且按照自己的宇宙历史观念来解释若干事实的因果关系。尽管如此，《东周列国志》依然能够在一些主要的事体上保持客观的认识，在第五回，书中说明经过西周动乱之后，王室政治权力开始式微，周平王因为偏宠虢公而得罪郑庄公，为了再次获得郑庄公的政治支持，将太子狐质于作为诸侯国的郑，这在有周以来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因此，郑周的交质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转折，“以为君臣之分至此尽废”标志着诸侯于王权之间的从属关系已经结束了。从封建的伦理秩序上来说，郑已经跨出了违逆秩序的第一步，而其根本的原因是王权实力的衰败，即事实上的政治力量对比已经不足以维持旧的政治社会秩序，这也符合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一般原则。跨出了周郑交质的第一步，周代封建政治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变，并因此不断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将旧的礼乐秩序推向更为崩溃瓦解的境地，如古歌所云“大道隐兮礼为基”。
关于东周的四个词
严格说来，在东周的春秋阶段，旧秩序的瓦解已经开始，但并没有因此导致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战争。前面已经说过，在西周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造就了等级非常严格的贵族政治，只有贵族享有武士身份，因此，作为政治延伸的战争活动的组织和参与者均限制在贵族阶层。尽管战争间断性地发生，但是总体上尚且不能成为生存的主流形态。
随着现有王权势力的衰微，政治力量逐渐向多元发展，但是远未达到战国时的程度，一旦王权对各个诸侯国的权力制约大大减弱甚至失效，诸侯之间的矛盾纷争就开始逐步上升，甚至包括诸侯国家内部。在旧有礼乐制度逐渐崩溃的情形下，各种政治纷争不断发生，其中争夺内部最高权力的弑君活动频频发生，而诸侯之间的各种钩心斗角和政治斡旋又随之展开，各种力量的对比所导致的利益结盟便成为国际问的重大政治活动内容之一，春秋时期的霸政是政治结盟最为突出的结果，这些霸政前后在不断的政治势力消长中更迭，进一步加速了政治的多元化和旧体制的瓦解，同时摧毁了贵族政治传统，终于引发了更大规模相互杀戮，战国时代到来。战国时代的战争已经不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结盟、国际协调、对峙以及维持政治稳定，而是以相互吞灭为根本目的，因此，战争中的伤亡也急剧增加，长期的人口损耗不得不把更多的平民卷入战争，因此，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在后期不断升级，其毁灭性后果也不是春秋时期所春秋铜镞能够同日而语的。下文将以《东周列国志》为文本依据，专从四个关键词来观察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形态以及其长远的历史影响。
弑君与结盟
在整个春秋战国的时期，最夸张的莫过于内邦诸侯勾结外邦犬戎，当然，究其原因乃是祸起萧墙，最终导致周幽王被杀，而整个西周历史也宣告终结。犬戎弑幽王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弑君，但是从东周开始，在诸侯国家内部，弑君却成为常态。第一个与周中央公开对抗的是郑国，郑庄公杀死自己的弟弟共叔段以后，因为“郑寤生无理甚矣若不讨之人将效尤”，周桓王伐郑，差点被郑国祝聃一箭射死。因为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宋殇公死于自己的臣子华督之手。众所周知，弑君的真正原因是权力的争夺，也可以理解为是诸侯公子甚至士大夫间争夺生存机会、维持生存安全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也往往成为诸侯临终前最为不安的事情。郑庄公临死之前，考虑到自己有十一个儿子，将来会发生严重的内讧，按照常例应当立嫡长子忽，但是他深知忽的性格比较温和犹豫，因此想传位于庶子突，问祭足的意见，祭足不同意，于是郑庄公只好想出另一种办法：“若立忽，唯有出突于外家耳。”祭足回答说知子莫如父，唯君命之。”尽管如此，庄公还是非常有预见地叹息郑国自此多事矣！”公子突由此到了宋国，而公子突的母亲娘家正是在宋国得宠的雍氏家族，一旦庄公薨，祭足聘宋，立刻遭到宋的胁迫，要求立突为君，郑昭公被迫出走卫国。但是后来成为厉公的公子突又因为不愿意受制于祭足，密谋杀害祭足，事情败露后，不得不出走蔡国，因此昭公被迎回郑国。这种被朝臣左右的政治完全不能保证任何一个获得主位的诸侯长期稳定地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昭公虽然复国，还不到三年，就被高渠弥谋杀。
在战国时代，周中央的政治权利已然没落，形同摆设，而诸侯贵族的政治也已经完全开始动摇，由此，混乱的势态已经造成，这是战国时代的战争愈演愈烈的根本所在。兄弟与君臣之间的相互弑戮，已经完全不是新鲜事，而这种政治行为最终导致贵族政治的完全瓦解和新的士大夫政治力量的自然发展。由此，政权内部反复无常的变化引起国际之间更大的混乱便是不足为怪的事情，这正是战略走向进一步动荡的最为显著的特征，也是一般民间所认为的引起社会动荡和大规模相互征战的最大的人为理由。
在东周时期，诸侯之间的结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政治活动。众所周知，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之上，结盟成就了春秋五霸，也正是结盟，使这种霸政最终走向瓦解。事实上结盟正是一种生存实力上示弱的表现，同时，结盟就意味着背叛的可能。在周中央王权存在的情况下，结盟并没有能够结束战争，而暂时的稳定却为更大规模的战争作为充分的准备。结盟作为一种生存单元联合的古老方式，早在人类的原始生存形态中就开始存在。结盟的最大意义在于维持有限范围内的稳定，避免相互消耗的可能性，同时增强对外界世界的抵抗能力。然而从结盟的长期后果来看，许多结盟的小国家却往往因为结盟而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结盟的规模大于联姻方式的政治交往，并且比联姻具有更为广泛的可操作性——其实联姻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也是导致春秋各个诸侯国上层政治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联娴还是更大规模的联盟，本身都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实质性条件，而这些条件的不断变动或者不能满足则引起背叛和联盟的瓦解以至于战争的爆发。
在早先臣服于周的南方楚国再次称王之前，诸侯各国往往以联姻造成盘根错节、彼此牵制的相对稳定的局面，真正的诸侯国家谁也不敢公幵地冒险以形成潜在对抗中央的联盟，一旦南方的楚国观察到周中央对诸侯的领导和制约能力严重下降时，便试图复称王号。当然，楚国是采取了武力威胁的方式迫使汉东小国臣服，熊通的令尹伯比说广汉东之国，唯随为大。君姑以兵临随，而谴使求成焉。随服，则汉淮诸国无不顺矣。”熊通果然采取了这种方式，先以兵临随，请求结盟，结果随侯谀臣少师轻率出兵，兵败之后同意结盟，而楚国挟持巴、庸、濮、邓等十几个小国结盟，其最终目的是要求这些小国承认楚国作为独立于周的王国地位。
楚国的称王恰好给其他诸侯国家以结盟的政治借口，这就是后来的“尊王攘夷”，结盟的设想和实践都在政治上合法化了。因此，在齐国逐渐发展强大起来的时候，围绕齐国的政治同盟逐渐通过管仲的外交手段建立起来。齐国建立的霸政实际上的确非常有效地遏制了南方楚国的野心扩张，保证了中原的安全。事实上无论这种政治结盟相比楚国的胁迫联盟如何地合法，结盟诸侯国对核心国家的依赖却成为潜在的隐患，一旦核心力量逐渐走向衰落，其后果必然是国际关系的进一步混乱。正是从结盟和联盟的不断衰落解体幵始，春秋的国际政治进一步走向混乱，毫无秩序的恶性竞争局面开始了。
称霸与吞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