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君跳楼，本是坏事，但唯物辩证法认为，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果然，“整训”立即降温。白日，气氛开始平和。晚间，由划为一、二类的知青轮流值班，凡三、四类起夜解手，一、二类即紧随其后，以防这三、四类步马君之后尘，增加了斗争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县上另派要员来收拾残局。数日后，“整训”圆满结束。二百多名知青大会餐，人均半斤猪肉，吃“整训”的“最后晚餐”。是夜，约有一半的知青“垮方”（即“拉肚子”），男女厕所均排班站队，“炮声”隆隆。有知哥事后述评道：“这是因为神经高度紧张，睡眠不足，食欲不振而导致体质下降，所以肠胃无福消受“油大”，只得无可奈何自愿退出“赃物”。”此语言之有理，解人疑惑，为众知青所叹服。
作者简介
徐建成，成都人，1964年下乡，1969年回城当代课教师，1972年转正。1983年到四川工人日报社担任记者，后来成为部门主编。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发表有《美的流韵》、《情潮》、《寻常人生》、《感悟人生》、《寻梦人生》、《人间烟火》等多部作品。
黄河滩上的杭州知青
王维铮
黄河九曲，自巴颜喀拉山一路奔腾，过了宁夏境内的青铜峡后，流入了一马平川的宁夏平原。平原东边是鄂尔多斯台地，西边是贺兰山，呈两头尖尖狭长的条状，黄河就沿着东山蜿蜒流淌。在这黄土高地上，黄河就像一匹脱缰的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插队那阵，黄河向东涮了过去，在河西淤下了一大片肥沃的土地。我们插队落户的多多少少故事就发生在这片新淤出不久的黄河滩地上。
离银川不远的黄河滩上，有个永宁县农场，1965年秋，112名杭二中、杭四中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插队落户来到这里，组建起了一个青年队，开荒平田，进行农业生产。名为县农场，其实与一般人民公社普通生产队一样。我们以及其他农场场员们也都和人民公社社员一样，没有工资没有粮食定量，也要评工分，也要等年底分红。到后来农场办不下去了，青年队解散撤销，建制成了通桥人民公社辖下的一个大队，取名叫东升大队，知识青年被打散二次插队落户，青年队里搬进了一些当地农民成了东升二队。
没有谁深究过为什么要办那么个集体所有制的农场。现在看来，可能的原因有三：
一是黄河边淤出来这么一大片肥沃滩田，总要有人去经营。另有可能是，宁夏各地检疫出来的患有鼻疽病的马，需要有一个偏僻地方集中喂养。黄河滩交通不便，又少大牲口来往，是个理想的鼻疽马隔离区。第三是因为反右运动后，有一大批亟待苦乏其身进行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需要弄个地方安置。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建立这么一个县农场。
到了四清运动后期，大批右派分子被摘帽恢复工作，农场人口骤减。正好我们响应号召，到宁夏来插队落户，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的安置地。为了安置我们112名杭州知青，场部从农场一队、二队的耕地中划出部分土地，成立了一个青年队。这片土地除了在青年点南面的杜家岗子的二十几亩是好田可以种麦子，其余都是些高海拔的易灌不易排、盐碱化很严重的低洼田。田里长满荒草、坑洼不平，田埂歪歪扭扭、时有时无，田块大小不一、高低不齐，都是些黄河东进后淤下来的未经怎么开垦过半荒田。
场部挑选了几个当地人与我们一起来组建青年队，一位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青年农民李大明来当我们队长，此人看人睹物习惯眯起一只眼，没多少文化却是第一个能听懂杭州话的当地人；年长点的叫杨伏山，已记不清他算是政治队长还是民兵连长，也可能是身兼两职的。一个典型的西北大汉，身高力大，话音洪亮。他的形象使我联想起我看过的一部世界名着中描述的一位扛起车轴救人的市长。一位老技术员也姓杨，也是队委会的成员；派到青年队的还有给我们烧饭的炊事员贾万银大伯，喂牲口的饲养员后来又种菜种瓜的赵大伯，以及专门负责教我们干农活的王利。这是一个狡黠的老中农，说毛主席身上也有几颗虱子的就是他。他还指着我们发的竹扁担问：“这玩意小时候能吃？”有人回答他说能吃。我在晚上小组生活会上提出来，批评那人糊弄宁夏人，熊猫也啃不了那老毛竹。那人急得跳起来说，竹子小时候是笋，当然能吃，这我才恍然大悟。王利有一把锹，每天擦得锃光瓦亮，锹把光滑得像打过蜡一样。
我们一开始的劳动内容主要是平整土地，每天王利蹲在地头一瞄，拿锹在高坡的地上画一个圈，就像孙悟空画防白骨精那个圈一样，又怕我们把熟土都挖了，就交代一声“花花的挖”。然后大步流星地走到低洼处，将锹往地上一扎，大声喊道：“到这厮来！”我们就傻傻地拉着小车，随着他的锹头倒下一车车的土。
青年队是新组建的生产队，人员结构简单，清一色的高初中毕业生，缺少由自然村落形成的生产队那种年龄的阶梯结构。因此一些本来应该由老汉小嘎子干的活，在青年队里不得不由大小伙子去干，我就在黄河滩放了好长时间的马。青年队成立时，用我们的安置费到东山买了十头牛，一位杭州知青放牛时不懂，没经验给跑丢了一头，几年后才找回来。场部又给我们队配了两匹马和几头毛驴，其中有一头小叫驴，兽医来给骟了，叫另一位知青拉着溜达。晚上这位知青在拴驴时也是不懂，没经验在驴脖子上挽了个活扣，第二天发现小叫驴已被勒死了，青年队食堂意外地供应了一次“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
因为前面已出过那么严重的两起事故，放马的责任也觉得很重。一队放牲口的是个瘸子，与我同龄但个子瘦小，看起来却像个小嘎子。他是黄河滩上放牲口的头，不管是哪个队的，也不管是放羊的还是放牛的，一群小嘎子都服他管。这些人自小未离开过黄河滩，对城市的概念还是从几个月看一次的露天电影里得来的，对什么都感到新鲜。瘸子对我很好，每天我把马赶到滩上，他和小嘎子们就会过来与我扯谟（聊空天），我也就火车汽车、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海吹一番，马儿跑开了，他自然会招呼那些小嘎子为我赶回来。
也有让我感到新鲜的事。
黄河大堤外的河滩地人们叫做闯田，能收不能收全凭天意。种成了就是大丰收，而且可以不缴皇粮（根据国家规定闯田不征农业税）。种不成，庄稼迟了或这年汛期提前了，黄河水漫滩就连种子也捞不回来。因此只能种一些早熟的夏粮，一般都种大豆──榆林大黄豆，这样才能够在黄河发大水前抢收一部分。黄河滩上没有田埂没有沟渠，播种时用一台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拉着24行播种机可劲儿地跑，秧苗出来后是望不到边的一片绿色。
放牲口的小嘎子都是烧豆子的高手，豆子刚开始结荚，他们就会到豆田里去找那些饱满点的豆秧，连根拔起，找些柴火点着了烧。烧完，脱下衣服使劲扇几下，灰烬扇掉剩下的就是烧好的豆子，然后大家蹲成一圈拾豆子吃。
烧豆子有很多讲究，要视豆子成熟程度来增减柴火，等到豆子老了，还要摘去豆叶再烧，不然豆子就会烧成焦炭。吃也有讲究，要先将豆子扔到空中，再用嘴接着吃。我没这号本事，有次放马归来，半道上遇到杨伏山，他问我：“又偷豆子吃了？”我连忙否认，他说：“还不肯承认，看你的嘴都吃黑了。”
不管怎样，这烧豆子的事总是侵害集体财产的事，生产队如果发现我们带火柴是要扣工分的。这些小嘎子有办法对付，他们把火柴棍和火柴皮分开藏在他们的大裤腰里带来。不过那么一大滩的豆子吃掉点本也没啥，大人们管得也不是很严，即使给队干部发现了，也不过吓唬一阵。有时他们甚至也会蹲下来，跟我们一起拾豆子吃。
烧豆子吃多了上火，屁多，天天吃总也有个吃厌的时候。有时候，瘸子会叫几个小嘎子骑上毛驴去掰些青玉米来，不剥皮不去胡须放到火堆里烧。那味道比豆子好多了，甜甜的带点烟火味，我们往往连玉米芯都舍不得扔掉，也要细细地咀嚼一番。
黄河滩上，我们捞到什么烧什么，印象深的还有烧土豆也很好吃，最不好吃的可能要算是烧鱼了。
秋天了，大田的水都要往黄河排，那群嘎子平时没事就找个水坑，在出水处插一排柳枝让水流不让鱼过。哪天高兴了脱个精光，一群人在水里跳起踢踏舞，搅得水坑里的水都成了金黄色，水中的鱼儿被这泥沙呛得憋不住气，纷纷浮上来换气，这时的鱼行动非常迟缓很好抓。其实这种原始的抓鱼办法，说出它的名称来肯定大家都熟悉──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浑水摸鱼。
摸上来的大部分是一种当地叫马蔺棒子的鱼，约一扎长，肉滚滚的。捉上来后也不洗，找根柳棍从鱼嘴穿入就拿到火里烤，烤熟了就剥皮吃肉剩下骨头内脏。虽然这些小嘎子每次都会热情邀我尝尝，但我还是没有勇气，只是每次都在边上享受他们的愉快。
我快要离开杭州到宁夏插队落户去的那几天，有天母亲下班回来问我：“听人说你们去的黄河边的农场里还没有电？”我回答说：“听老师说是这样。”母亲爱看书也爱看电影，她对农场的概念大概还停留在电影和书刊杂志上介绍的苏联集体农庄的形象上，那应该是到处拖拉机康拜因，人人穿着大花布的衬衣和布拉吉，怎么会没电呢，不可设想！
我们那时也不明白，只是受到的教育，听到的宣传都是“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所以虽然一点儿不知道什么叫艰苦，但还是摆出不怕千难万苦的英雄架势。母亲喃喃地说：“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不失时机地缠着母亲陪我到解放路百货商店去选购了一只塑料防水手电筒。1965年，塑料还不普及，有了这支手电，也使我在青年队里骄傲了一阵。
两辆大客车在黄土高原上的马车道摇晃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我们送到了永宁县农场青年队。几排整齐的青年点宿舍，有门有窗，窗上还钉着窗纱，看上去不比学校的宿舍差多少。推开门看，白灰抹的内墙，一铺大炕以及连着炕的火炉，占去了大部分室内面积。靠窗放着一张小小的折桌，那种后来被称作知青桌，几乎在浙江各地知青点都可以见得到的那种。每人一张方凳，那种简易的骨牌凳，女生宿舍还多一个马桶。这几样都是随我们一道乘专列来的，宁夏农村只有矮矮的炕桌，没有凳子，马桶更不要说了。桌子上摆着一只高脚煤油灯和一盒火柴，除此以外就再没其他任何家具摆设。
那高脚煤油灯又叫美孚灯，国产的，上下分三截，底下是装煤油的玻璃灯座，中间是铁皮制的灯托，里面装有一个灯头，灯头里装有一个棘轮和一个小手柄，可以调节灯芯高低，控制灯光的明暗，灯芯是宽宽扁扁的棉织品，也是要专门去买的。最上面的就是灯罩，薄薄的玻璃制品，上口小下口大中间膨起，时间用久了容易被熏黑，需要经常擦拭。
这种煤油灯的设计还算科学的，有充足的氧气供应，燃烧充分，发出的光作为局部照明，也是够用的。我们在灯下学毛选，读雷锋日记，也缝补衣袜做点针线活，灯光映出我们的身影在墙上，好像是皮影、幻灯。用煤油灯最讨厌的是当我们都在炕上睡定后，发现灯忘了吹灭了，没法给煤油灯也装上拉线开关。
记不起来到底是杭州市团委还是杭州总工会为了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送了我们青年队一架幻灯机。考虑到我们缺少电源，这个幻灯机是用汽灯作光源的。幻灯没放过几次，但那汽灯我们经常用，那时我们经常组织联欢，那汽灯一点着，明晃晃的，站在三队也可以看见。这时贫下中农就会说：“青年们又在演剧了”，各队的人都会结伴涌到青年队来，看我们自娱自乐。
这个汽灯，青年队里只有黄天增一人能把它点亮。黄天增是个印尼华侨，喜欢打羽毛球，早年在国外时晚上打球就用汽灯照明。汽灯又叫汽油灯，但是用的不是汽油而是煤油。点灯时先要给灯的油罐打气，再预热使煤油变成油蒸汽，燃烧后喷射到一个用钍盐浸透过的纱罩上，这纱罩温度升高达到白炽，就会发出耀眼的白光。
汽灯最大的缺点是要经常加气，往往在紧要关头因为油罐气压下降，灯的照度也会下降。这时就要赶紧打气，因此那时也有人把它叫做气煞灯。“文革”动乱后，我们也不搞联欢了，汽灯纱罩易坏，那时也买不到，没人关心去买了，这只汽灯也就不知去向了。
“南蛮子，北侉子”，按理说，我们从南方的杭州来到宁夏，应该称我们为“杭州蛮子”
才合道理，但不知什么原因，在宁夏，我们却都被称为“杭州侉子”。我们一千来人散布在永宁县东起黄河边西至贺兰山的五个公社百来个生产队，好像事先有了约定似的，不管到哪个窝窝子，当地人总是称我们为“杭州侉子”。
这是一个含有严重排外情绪的称呼，是对我们的不恭不敬，是个蔑称。想起那些不大不小的嘎子，光着屁股，撵着我们喊道“杭州侉侉，吃鸡只吃爪爪”时，听着是多么的挠心！
时间长了，听得耳朵起茧，我们也听疲了，不当回事，也就无所谓──盾白儿（杭州方言喻反意的话）当做补食吃，我们自己相互间也称呼起侉子来了。
侉子有侉子的语言，杭州话里掺杂着宁夏方言。或者说，把宁夏的方言、谚语，用杭州话的腔调来交谈说话：“咋话了”、“好着哩”……侉子养的狗，从来不咬侉子，不管识得还是不识得。
只要你是侉子，不管走到哪个知青点，都会有人管饭管住宿。
就是出门在外，在银川，在养和，还是在回家探亲的途中，只要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一打招呼：“侉子？”马上就会亲密无间。
四十几年过去了，这侉子情结还是没有些许的减弱，你看，赶时髦弄了个群聊，取了个名字还是用的侉子群！
宁夏话爱把状态说成“气”，美气、洋气等等的，于是侉子间就有了五气，洋气、土气、悬气、窝囊气、书生气。谁是始作俑者，找不到了，论来应该是集体创作的吧！
宁夏的劳动号子很有特色。
第一次听到那种震撼人心的劳动号子是在杨显工地上。我们刚从杭州到宁夏才没几个月，有一天，我们被临时抽调去拉水泥涵管。这混凝土浇制的水泥涵管直径有两米多，中间穿了根碗口粗的松木，松木两端拴着绳。我们十几个人分两列拉着绳，想把这涵管挪动到指定位置去。天太冷了，水泥涵管好像已经与大地冻在一起了，我们使劲拉了拉，没动。这气温也是太低了，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天气，手握住绳，没有冷的感觉，只是觉得生疼生疼。还没热过身来，人感到有点缩手缩脚，使不出劲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