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队的贫下中农杨伏山看了看说“这不行”。说罢，解开身上系的腰带，将棉袄敞开了怀，一步跳到边上的高坡，还在大家诧异时，手一挥，扯开嗓子吆喝了起来：“同志们一条心吆……”“咳……！”大伙儿还没回过神来，回答得不够整齐有力。“干起活来就一股劲儿哟……”“咳！”这回的呼应就有力多了。说也奇怪，他三声号子一喊，那水泥涵管就松动了，慢慢地随着我们开始滚动起来。四十多年过去了，似乎还能回味起那号子的韵味，不过老是要窜调，一不小心就会变成电影《红高粱》里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那个调子。那电影是在宁夏摄制的，敢情那作曲的也听到过宁夏的劳动号子，并且有所借鉴。
杨伏山并不是个喊号子的高手，那天都是些杭州娃，没其他会喊号子的，他才挺身而出喊起号子来。在宁夏农村，哪个村庄都会有几个喊号子的高手，轮到这些需集体出力的活，他们一般不用干体力活，就在一旁喊号子。词是现编的，根据现场情况编的词。真佩服那些民间高手，张口即来，诙谐幽默合辙押韵。有时看大伙干累了需缓口气，但还不到歇息的时候，会有很长一段引子唱来。喊号子的调有个基调，但也得根据劳动强度的轻重缓急，改变调子的抑扬顿挫。喊的号子总是那么高亢激昂鼓舞人心，加上那些变化多端的衬词，听着真是种享受。它会使人忘掉简单劳作的枯燥乏味，顿时体味到成功的喜悦。
号子听得最多还是在贺兰山当民工那阵。
是因为要突击架设一条战备线路，我们被电信队临时招为民工。地方上的线路活好干，为了抢时间，用的都是松木杆，轻多了。而且通讯线路都是顺着公路跑，不用人拉肩扛地抬电线杆。后来转到铁路上干，用的是水泥杆，线路按规定不能离开铁路20米，逢山过山逢水涉水，运杆子把人都运怕了。有时几天工夫，只能运一两根电线杆。平地上四个人抬得动的杆子，上山时十几个人都抬不动。用一根绳在电线杆子上绕几圈，在杆子的头尾各打一个结，抬杆子的杠子就从那绕的圈子中穿过，这就叫治懒人结——中间的绳扣都不固定是活的，谁想偷懒松松腰，准把你压得趴下为止。就这样，抬的抬，拉的拉，在那激昂的号子声中，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山上挪。到吃饭时间了，就地啃些冷馍喝些生水，赶紧咽下肚找个阴凉处就地打个午觉。迷糊中，号子又喊起来了，抹抹眼揉揉肩，抓起杠子，下午的活又开始了……还是想听那号子，还是向往那扛棒活——吃得下，睡得着！
北方地区哪个生产队都会有个社场，用于庄稼收割后的再加工和临时储存翻晒，大的有好几亩地，平常时间冷冷清清，也就堆点柴草，只是在放露天电影时才会有点人气，可收获季节那里会热闹得像过节。
到青年队后不久，就遇到宁夏的秋收，几个老农一合计，把青年点门口的那块地割去稻子，套上几副石磙碾了又碾，压得不起土了，便成了农场青年队的社场子。
收获的季节是喜悦的。眼看着一捆捆的稻子一会儿变成金灿灿的稻谷，一会儿又成了一袋袋的粮食。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第一次亲历北方的收获。
我们喜悦、欢欣、激动，会暂时忘却田野劳作的筋骨之苦和远离亲人的思乡之痛。社场上充满着我们的欢声笑语……西北少雨水，庄稼割倒后就搁在田里晾着，待整个庄稼割得差不离了，才回过头来将割倒的庄稼打捆。于是马车、牛车、毛驴车、拖拉机，各色各样的运输工具全部出动，把散落在各个田块里的庄稼运回到场上，堆成垛。庄稼全部上场后，选个日子消消停停地开始打场。
打场先要拆垛，然后将稻捆解散在场子中央圈成一个大大的O字，套上戴了口罩的牛、马、骡子，拉上几挂石磙子，在那个O字圈上反复地碾压，其他劳力拿叉又将压过的稻子抖松，以便再次碾压，直到稻子全部脱粒。
拉牲口的人，顺着那个O字，转圈走着那走不完的路。寂寞而枯燥，时不时会扯起嗓子吼几声秦腔眉户唱几首花儿。我们不会那些，也不喜欢那些，我们哼的是二胡和笛子的独奏曲──青年队里学二胡学笛子的人多，那些独奏曲耳熟能详，谁都能哼上几句。
场上使用的工具（其实应该说是农具）也是专门的，就说叉叉，就有两股叉三股叉四股叉等，各有其用。还有像猪八戒使用的九齿钉耙，有大小刮板，有幌叉、有木锨、有扫帚……场上的扫帚是少不来的，北方缺少竹梢，宁夏用的扫帚别有特色，是用当地产的芨芨草制作的──用一个不大的铁箍把一个柳木把和芨芨草紧紧地箍在一起，外形就像一把放大了的有柄的马桶笤帚。
经过多次碾压，谷物大部分脱落，就要开始收场。用两股叉反复抖动，将稻草和粮食彻底分开，再用九齿耙将稻草收拢捆好，运场边码垛，场上剩下来的就是当年的收获了。
用大小刮板把场上的粮食集中一堆，用扫帚将场上扫干净，接下去的工序就是扬场。
扬场是北方特有的，利用自然风对谷物进行风选分级（南方一般是用风车）。扬场是个技术活，专门有一老农负责。青年队是新建队，老农少，都由我们自己在干中学。这活看似容易，其实有许多讲究。扬出去的粮食要发散，不能成团，这样才能扩大受风面积，便于进行风选。还要根据风力大小调整抛扬谷物的力度和角度（风大扬低点，风小扬高点）。拿扫把打秕谷的也是个技术活。用一个麻袋对角折拢，披在身上当披风，扫把要使得不轻不重，正好把秕稻子扫掉而壮稻子留下来。等扬完场，秕稻子壮稻子泾渭分明，稍划拉几扫帚，就可分开装包进仓。
那么多知青集中在场上劳动，热闹劲可想而知。都是第一次打场，充满了新奇感，都想创造些新发明来。洋相百出，天天有笑话。
拆垛是个麻烦事，垛顶上站不了几个人，青年队人多，窝工。找了根锹把粗细的大绳，把垛拦腰一围，几十个人两边一拉，快多了！有一天拆到垛底子了，大伙儿铆足了劲没动弹。都学过物理，知道这时候需要克服静摩擦力，待垛底稍微一松动就省力了。不知是谁哼起了调子，调子很熟悉也很合这活的拍子，大家伙儿合着拍子一使劲，“啪”绳断了，场上齐展展的“坐下”两排人，墩的屁股生疼。大家站起来，拍拍尘土，揉揉屁股，相视而笑：“都是那首调子不好！”什么调子，研究半天想起来了，那是一首内蒙民歌改编的二胡独奏曲《拉骆驼》。
场上收起的稻草，还得捆起来码垛，用作冬天牛羊和大牲口过冬的饲草。稻草垛与稻垛一样，底角是长方形的，稻子重，垛堆不高，稻草轻，都想把它堆高点。两个相邻不远的稻草垛，底盘正好成了个正方形，不知谁出的主意，把这两个垛拼成一个，堆出个金字塔来。这一天，食堂里的钟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反常的是原来那些干活磨洋工吃饭打冲锋的男生，没人去吃饭，全围在了场上，十几个大小伙子，用三级幌叉一级级传递，在月光下完成了这惊世之作。
青年队刚成立时有112名来自杭州的知识青年，男女各一半，都是56名，后来从养和公社又调来一位女杭州知青，女生就成了57名，比男生多了。本来青年队的女生就够厉害的了，7个小队有4个小队长是由女生担当的，女生又比我们思想积极来得比我们左，老说我们男生出工不出力，因此男女生之间少不了打些口水仗：女生骂男生都是些懒汉，干活磨洋工；男生嫌女生干不了重活，却要同工同酬。女生经常用毛主席语录“妇女可以顶半边天”来压我们，而男生中的几个弯弯绕却硬说毛主席说话原意是女的可以顶半拉子天，而老爷子们却可顶起全爿天。于是男生称女生为半边天，女生称男生为磨半天。
但每到月末，男生的嘴就开始软了。宁夏种的单季稻，生长期长达120天，加之黄河水灌溉日照时间又长，所产大米米质极佳，煮出饭来油汪汪的一粒一粒呈半透明状，吃口好极了。米饭好吃的出饭率肯定不高，半斤米饭，只有小碗里浅浅一碗。我们那时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段，牙好胃口也好，一顿饭吃个斤把不在话下，每个月都早早地把45斤定量吃光了。
女生是吃不了那么多的，我们刚到青年队时还吃国家供应粮，每月总有结余。每当这时候男生的脸皮就会厚了起来，女生的心肠也会慈善了起来，我们只能靠化斋果腹，女生们也会跟着我们勒紧裤带节约下口粮来施舍，她们全明白，没有这点施舍，这批油子连磨半天也做不到。
为了解决饿肚子问题，不知是谁发起了到县城买烧饼的行动。县城在养和街，与我们县农场隔了一个黑泉湖，有30多华里路。烧饼是长方形的，酷似老农纳的千层底，我们都戏称它为鞋底巴掌，也要粮票，那时我们刚到宁夏，都揣有家里带来的全国流动粮票。每次有人到县城去，总会捎回来一旅行袋的鞋底巴掌。后来有人提出来这是在搞特殊化，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不利于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于是，再没人去买了。
青年队的管理、作息完全采用学校里的那一套模式。早晨，起床哨一响，赶紧到食堂打来热水，洗漱完毕后要集合到操场，在值日生的带领下做广播操，做完操才可以到食堂打早饭。等上工钟声一响，就以小队为单位，分赴田间劳动。
黄河边一马平川，食堂的烟囱成了方圆一带最高建筑物，老远都能看得见。每当干活累了饿了，大伙会不约而同地眺望，盼望炊烟渐落，盼望收工的钟声再一次地响起。当时流传着一首很优美的越南南方歌曲，到了这种时候，我们就特别喜欢唱：“太阳下山了，那安静的钟声再也不响……”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青年队也开始混乱了，大家渐渐地看穿了这个乌托邦式的梦想，什么理想情操世界观，什么扎根锻炼改造上进，都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整天一颗汗珠摔八瓣地搞些黄土搬家，到底有什么意义，对社会有什么贡献，谁也说不清楚，大家都糊涂了，迷惘了。于是干什么都不是那样认真了，对食堂伙食意见也大了起来。“拳大萝卜对开即可，清水煮之加盐日日食用”、“取白菜一棵剁碎略炒，……”当时流传的所谓大众食堂菜谱，就是对我们伙食的形象写照。开始有一些情侣偷偷摸摸躲起来改善伙食，慢慢的三五成群四五结党的形成了许多小小团体，平时在食堂用餐，高兴了自己动手改善一下伙食。我们是由四五个平时比较说得来的初中生组成的那么个小团体，号称小暴徒，是属于青年队里较能干的一伙。我们养了鸡养了一窝兔子，还经常钓鱼捉青蛙，小日子过得确实不错，着实令人羡慕。可也有一样，就是食用油无法解决，这玩意儿紧缺，有钱也没地方买。有时步行三十华里到县城去买些肥膘肉熬点油备用，但是用荤油烧鱼，总不是个味儿。
我们那时还有定量油供应，都集中在食堂里。老实说，就这点油，食堂烧菜也不够用，还老是有人偷。大家都怀疑是住在食堂隔壁的大炮偷的油，大炮在家是独子，家庭条件又好，经常给他邮东西。他怕我们去分享去共产，就找到食堂边上的一间空房搬到那儿独居，孤家寡人关起门来吃独食。虽然有许多疑点，但总是抓不到证据，只得作罢。
有天晚上，我们打完桥牌已经很迟了，顺便又想到食堂去搞点油。食堂油罐里的油已不多了，摇了摇，索性就连罐捧走。想了想，还没尽兴，便拿起食堂写菜谱的粉笔，在搁油罐的案板上写下“此地无油三百两”，又在门上写了“隔壁大炮没有偷”。
三十多年过去了，在一次青年队老知青聚会上，我们郑重其事地向大炮道歉，已是个小老头模样的大炮，嗫嚅着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杭州知青到宁夏农村插队落户，有意无意间将南方的、沿海的相对而言较为先进的文化、文明的生活习惯，带到了这闭塞落后的乡村。现在看来，唯有这些，还有点进步意义。
作者简介
王维铮，男，1965年杭州二中初中毕业，同年秋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农场落户。
现退休。
未忘却的记忆
和蓥
我的户口又被转回农场了！
我顶着西双版纳的烈日，焦灼地奔走在大勐竜、小街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又仿佛是去场部看病，踽踽独行在生产队通往场部的泥泞山道上，路两边黑黢黢的原始森林恐怖地沉默着，我得加快脚步，天快黑了，我赶不回队上了。怎么翻了一座山，面前又一座山？
山上是否有支土匪的枪管正对着我的后脑勺？我不敢回头，不敢东张西望，心惊肉跳、磕磕绊绊、一路小跑……梦醒了，吓出一身冷汗。
这种梦一做就是几十年，大概在6年前才告别了这缠身的噩梦。
我是1965年12月由重庆支边到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我们这一批共1500多人，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系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其中我们渝中区的516名知青分配到西双版纳景洪东风农场（文革中改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后来又改为东风农场），其他区的知青分到西双版纳各个农场。我们这批知青绝大多数皆因当时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而在中考、高考中落榜，也因为出身不好而无法获得任何的就业机会，只有边疆或农村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从小母亲叫我们填写的家庭出身是商业，因为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我父亲即从国民党军队退伍回家，以经商为生。90年代末当我看到了自己档案中的材料后才知道，我母亲的单位及学校都认定我的家庭出身是旧军官。怪不得从读高中一直到农场、到工作单位都时不时地听到一些人嘀嘀咕咕“有人隐瞒家庭出身……”我这才恍然大悟，敢情这些人说的是我？幸好这一切已是过眼云烟，再也伤害不到我了。
我的父亲和承英，出生于云南省丽江县一个富裕的纳西族商人家里。1935年考入国民党中央南京汤山炮校第一期，两年后毕业，正值抗战爆发，分入中央军炮兵一旅，辗转京沪、华北地区，参加了名震中外的台儿庄战役，任职运弹队长。在惨烈的战斗中，父亲被日军炮火击毁的一堵墙打晕埋住了，醒来时才发现自己被日军绳捆索绑丢弃在马厩里。父亲从小就和马打交道，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趁黑夜，他磨断了身上的绳索，牵出两匹马，骑上一匹，拉着一匹，哒哒哒地向着我方阵地奔去。小鬼子们发现了，疯狂地在后面追，一边叫一边开枪。父亲骑的那匹马被枪弹打中了，他飞快地跳上另一匹，拼命地奔跑，突然一条大河横在面前，不幸一颗子弹又打中了他的左腿，血流如注，鬼子们嗷嗷叫着就要追上了，他只好抱住马脖子拼力泅渡，幸好一条渔船救了他，让他奇迹般地回到了自己人中间。
父亲在青岛养好伤后，又参加了武汉大会战，随后又考入中央军校17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宝鸡特种兵学校。他的一个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表兄李汝炯在此当主任（原系中央炮兵一旅旅长）。他不愿再受表兄的管束，加上旧伤引起肺部感染，他借口17岁离家上炮校那年父亲病故未曾奔丧，拒不到差而返回了故乡丽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