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发言和自由讨论之后，参会人员在郭凤莲同志引介下，参观了大寨的羊毛衫厂、衬衫厂、水泥厂。人们边走边看边议，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随着人流，我们再次登上虎头山。郭凤莲同志介绍说，老书记陈永贵1986年逝世后“回到”了大寨，大寨人永远怀念他带领村民改天换地的创业雄风，为他修造了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从山脚下通往陈永贵墓前，有两组石阶，第一组38级，象征着陈永贵有38年党龄，第二组72级，表示陈永贵享年72岁。拾级而上时，耳畔松涛阵阵，人们纷纷选取角度，摄影留念。这时，宋立英与申纪兰二人向我们点点头，边搀扶着往山上走边谈论着。此情此景，使我们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人们去瞻仰的不是那个当过副总理的陈永贵的纪念碑，而是那个扎着白毛巾的老劳模陈永贵的纪念碑，那个“老陈”、那个“永贵大叔”的纪念碑。由此，又忽然想起一位朋友的诗句：“起落浮沉寒暑里，改天换地自风流。”
一天的座谈会结束了，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会议厅开始演出文艺节目。穿着花花绿绿的大寨姑娘媳妇们和满脸兴奋的大寨小伙子们，熙熙攘攘地挤坐在那里，笑哈哈地融进了欢乐之中。我们来得晚了些，已不可能挤进去寻找安排给我们的座位，于是只好站在外边，一面听着那雄壮的歌声“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一面用心灵感受着大寨村心潮的起伏……
本文将要发排之际，我们又从《山西日报》上读到了关于大寨的一则新闻：1994年大寨村资助丁峪乡活利坡村1﹒3万元，帮他们建起蚊香厂；投资80万元与该乡联营办起了规模较大的养鹿场；还与紧邻的虎头山村联合投资20万元办起了养牛场。郭凤莲说：“发展畜牧养殖业是致富的一条好路子，今后我们每办一个养殖场，都要联合周围的村，要通过大寨的带动和帮助，真正致富一方人。”
大寨人在用实际行动还原和弘扬他们自己创造的本来意义上的大寨精神，大寨人在用新的姿态追求新的腾飞。愿大寨精神在中华大地上再度辉煌！
§§§第9节空前惨重的挫折前所未有的壮举——伟大的红军长征
再现中国人民的百年革命风云录，无论如何，红军长征是重要一页，而且应该浓墨重彩。
60多年前的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斗争史和世界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正是这一伟大壮举，才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战胜了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所遭受的空前惨重的挫折，转危为安，并一步步走向了最后的胜利。因此，它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然而，长征的直接动因却主要是我军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
家丢了——被动的战略转移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于1927年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高举革命大旗，率领广大群众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英勇斗争，建立了一支支红军和一块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并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内普遍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各级工农兵政权，革命烈火重新在广大地区燃烧起来。为了消灭蓬勃发展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从1930年底开始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但都被英勇的红军所粉碎。1933年9月，蒋介石绞尽脑汁，又调动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最大的一次“围剿”，也就是第五次“围剿”。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后，正一步步向关内逼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猖狂“围剿”红军，这是大背民心国势的失道之举；而且当时的中央苏区红军已经发展至10万人，赤卫队近20万人，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不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掌握红军领导权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李德却实行了错误的军事领导。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只有正规战、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但是，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却对他十分信赖，把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他。
据当年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想法，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于是，李德和博古相互支持，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排斥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更抛弃了红军在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阵地战、堡垒战，“分兵把守”，“节节防御”。结果，在强大的敌人进攻下，红军反“围剿”战斗节节失利，根据地一天天缩小，战斗力不断下降。
1933年11月下旬，正当红一方面军反“围剿”陷入被动之时，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为了镇压第十九路军，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与江浙一带的部队编成“入闽军”，去讨伐第十九路军。这样，中央苏区东面、北面的压力就大为减轻，形势对红军十分有利。当时，周恩来及时致电中革军委，建议侧击蒋介石的“入闽军”。张闻天也认为，红军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毛泽东向中共临时中央及时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以“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李德拒绝采纳毛泽东等同志的建议，错失了打破“围剿”的一次极有利时机。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打击和分化下很快失败，蒋介石又得以腾出手来全力进攻中央苏区，从而使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陷入最困难的境地。
反“围剿”失利最典型的是广昌保卫战。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歼敌2626人，自身伤亡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对于广昌保卫战的失败和红军遭受的重大伤亡，红军广大指战员极为不满，彭德怀当面批评李德由于军事指挥错误而断送了苏区，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张闻天也开始怀疑：这样打下去，我们能够胜利吗？并与博古发生了激烈争论。在后方的毛泽东也对广昌保卫战提出尖锐的批评：广昌战役对红军来说，是个灾难，毫无战绩。就连曾支持过“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些人，也开始对李德的指挥表示不满。
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建宁等地后，再次集聚兵力，拟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之中心发动全面进攻。这时，经过近10个月的反“围剿”作战，中央苏区的生产已遭到严重破坏，部队供给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已十分困难，可博古、李德等人根本没有吸取失败的教训，仍决定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从而使中央红军开始了更加艰苦的防御作战，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境地。到1934年9月上旬，根据地已大部丧失，红军几无立足之地，博古、李德等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部抵御敌人的计划，决定实行大规模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连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后方工作人员共8万多人，分别从江西端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向西突围转移，离开了自己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个“家”，告别了苏区的亲人，踏上了前途渺茫的长征之路。
新转折——遵义会议的光芒
为适应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新形势，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并明确了转移方向，即到湘西去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在人力物力上也做了相应准备。然而，准备工作又是很不充分的。首先，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应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中充分讨论，达成共识，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力的政治动员，而李德却荒谬地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结果，许多工作只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直到9月底，才在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作了传达，而此时红军中的许多高级干部还蒙在鼓里。其次，军事行动过于仓促。至9月底10月初，中央苏区还有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瑞金、会昌、于都等县之间的地区，中央红军还可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空当，让部队进行必要的休整和动员教育，然后实施突围转移。但是，此时的博古、李德已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犯了战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从9月29日《红色中华报》发表张闻天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公开透露红军准备长征的信号，到10月10日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离开瑞金，只有11天，到10月21日总突围攻击开始，只有22天，时间太仓促了。而且又是搬家式的行动，坛坛罐罐，一应俱带，累赘不堪。如此决策者如此领导关乎全军命运的战略行动，若能侥幸成功，那才是咄咄怪事。
蒋介石对红军的战略意图已有判断，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先后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集了粤军、湘军、桂军达16个师、77个团的重兵进行围追堵截。红军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一方面发扬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前仆后继，顽强拼搏，连续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但是，由于博古、李德指挥失当，搬家式的行动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仍以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军委两个纵队居中、一个军团在后的甬道式的部署前进。几个主力兵团主要起保卫军委两个纵队的作用，等于用主力来保卫“大搬家”。8万多人中，军委两个纵队就占了1万多人，每个军团又有自己的后勤部，携带大批物资，多达1000多副担子。一支有上千名挑夫组成的运输队伍拥挤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行动十分迟缓，有时一天只走10到15公里。这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转移，既严重影响了红军主力的机动能力，又失去了一些主动出击歼敌的良机，也为后来突破第四道封锁线造成了被动。
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是长征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使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由于湘、桂军阀间的矛盾，敌方防线曾出现一个缺口。1934年11月27日，红军先锋部队占领湘江重要渡口界首，如果整个部队轻装前进，是有可能迅速抢渡湘江的，但由于重负行军，速度太慢，中央机关两天后才赶到渡口，这时湘、桂两军已在飞机支援下向渡口猛烈夹击……战役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
湘江战役后，红军广大指挥员对“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指挥的怀疑和不满情绪“达到顶点”，部队中出现了积极要求改换领导人的呼声。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血的事实的教育下，逐步转变了态度。重挫面前，博古那往日总是熠熠生辉的眼睛变得灰暗沮丧，一筹莫展；李德也不再像往常那样趾高气扬，而显得有些垂头丧气。
1934年12月上旬，红军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之后，在这里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研究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提出，应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避实就虚，寻求机动，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于是部队立即向贵州进发，于12月18日一举攻克了黎平。随即在黎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方针，采纳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为遵义会议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打下了基础。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由于红军从通道会议后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尾追和堵截之敌，因而在遵义得到了十多天的休整。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中心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其实，遵义会议的召开并非偶然，经历了一个长期而紧张的酝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出战略性建议，均被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人所拒绝。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对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出席遵义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尖锐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论，多数与会者形成共识，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如博古所讲，归结于敌人力量的过于强大，而是战略方针的错误所致。王稼祥提议，撤销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都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林彪没有多讲话。担任少共中央书记的凯丰则公开反对毛泽东的意见，甚至对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读了些《孙子兵法》！”李德也曾发言，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
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最后作出四条重要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后来形成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会后，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会议，会议全力纠正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为取得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和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