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我国报纸因政治斗争需要内容多以政论为主。民国初年，新闻业曾得到短暂繁荣，报纸上新闻性内容有所增加，但当时国内新闻电稿大多译自外电，“本报专电”格外名贵。邵飘萍作为《申报》驻京记者上任后，立即改革专电，由原来百字左右增到500多字，增加了新闻信息容量和可读性，在上海报界引起强烈反响。很快，上海《新闻报》步尘效仿。二报竞争中，北京特讯成为通讯作品报道，每篇长达2000字左右。新闻史学家评价道，邵飘萍为中国报纸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演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京报》是邵飘萍进行新闻改革的试验田。除改善印刷设备、迁居新址外，他更多地倾注心血的是改革版面，调整内容，以增强宣传效果。邵飘萍认为，新闻的灵魂应“冷静活跃于理智之世界，而耕耘于世人感情之田亩”，因此，报纸不仅消息要以“真实为骨干，以兴味为血肉”，而且版面要生动活泼，栏目要丰富多彩。《京报》有20多个副刊，刊期各异，轮换出版，内容涉及文学、艺术、教育、经济等不同领域，适应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各方面读者的需要，专人办专刊。对于这些副刊，邵飘萍只确定总方针，具体的方针及内容形式等均由各刊主办人决定，这也充分体现出邵飘萍民主开放的办报思想和兼容并蓄的大经营方略。
邵飘萍牺牲整整70年了。中国新闻队伍发展到今天，已经拥有一支55万人的专业大军，新闻媒介除过传统的报纸期刊外，广播电视以它独特的优势进入千家万户。无论办报办刊，还是搞广播搞电视，都需要进取革新的精神。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为了更好地发挥新闻传播媒介宣传群众、鼓舞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仍然需要积极开拓进取，精心策划编排，提高宣传艺术。而这一切一切，最关键的还是人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时指出：“新闻事业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一支高素质的新闻队伍。”我们研究邵飘萍，落脚点也是要用他的精神影响启迪今人。江总书记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新闻工作者要进一步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六个作风”——敬业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清正廉洁的作风、严谨细致的作风、勇于创新的作风。我党历史上第一位新闻烈士邵飘萍，不正早已用自己的新闻实践体现了这些优良作风吗！
§§§第8节愿大寨精神再创辉煌——“弘扬大寨精神、发展大寨经济”座谈会侧记
冬天在虎头山驻足已久，当我们来到这里时，积雪覆盖着四野，上山的路很滑。
在山上，我们看见大寨老劳模宋立英拉着西沟老劳模申纪兰的手，一步步向陈永贵的墓碑走去。她们对话的声音很低，但从她们相依相偎、相搀相扶的背影可以看出，两位老姐妹的关系非常亲密。
这是一幅颇有意味的生活画面。
大寨和西沟，曾经是中国农业战线的两个先进典型。它们都处在太行山麓的山西境内，都是翻身农民依靠集体力量发展生产的典型。20世纪50年代初，平顺县西沟村就闻名遐迩了，50年代末，昔阳县大寨村开始引人注目。1964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的影响从此越来越大，成为举世瞩目的地方。期间，时代大潮时而将大寨推向风口浪尖，时而又卷入波底浪谷。大寨的大起大落，也曾牵动着多少人的心灵、引起了多少人的困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受了风风雨雨的大寨人在短暂的叹息、感慨之后，便于冷静的思考中振作精神，以新的姿态向时代前进的步伐追去。对大寨来说，昨日的辉煌留在心头，今日的奋斗一如既往，明日的灿烂要用汗水来铸就。
1994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山西，与部分工农代表和劳动模范进行座谈时，听取了大寨的工作汇报，对大寨的发展寄予了新的希望和要求。5月，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号召全省人民，要发扬大寨精神、西沟精神、李双良精神、锡崖沟精神……为改变山西面貌，为兴晋富民而拼搏奋斗。年底，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省政府决定1995年要打好“四大战役”，完成“五个一工程”。省委提出，为了尽快实现山西腾飞的战略目标，真正富民兴晋，一要改革开放，二要艰苦奋斗。
大寨要发展，需要大寨精神；山西要发展，也需要大寨精神。“弘扬大寨精神，发展大寨经济”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大寨村党支部发起举行的。
会议筹备期间，郭凤莲同志曾向省委作过专门汇报。省委副书记梁国英同志指示：一、这次座谈会要突出对大寨精神实质的研讨；二、要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相联系，突出大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远景设想。省委书记胡富国向会议表示祝贺：希望发扬大寨精神，搞好改革开放，使大寨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崔光祖正在北京开会，特致贺电。他认为：“深入研究大寨精神，认真学习大寨精神，广泛发扬大寨精神，是我省党的思想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晋中地委认为：召开这样的座谈会，对于响应省委号召，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推进改革开放的大业，加快大寨、昔阳乃至晋中经济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一些老干部认为：大寨精神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永远需要。不但计划经济需要，市场经济也同样需要。大寨人则明确提出：改革开放需要大寨精神。
会议给与会者留下一种强烈印象：大寨人创造了大寨精神，时代在呼唤大寨精神；对此，上上下下正在形成共识。
座谈会的会期定于1994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01周年这一天，是颇有深意的。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设生日便宴，请正在参加第三届全国人代会的大寨代表陈永贵、大庆代表王进喜、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知青代表邢燕子、董加耕等一同进餐。“他在谈话中，含蓄地又一次肯定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郭凤莲语）。大寨人把这一天作为一个重要的纪念日，他们感念人民领袖对他们的关心、理解、信任与支持，他们一直把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当作神圣的精神动力。1974年他们在毛泽东81岁诞辰时就纪念过“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发周年。
时值隆冬，冒着严寒赶来参加座谈会的有省里的老领导、老劳模、老作家、老学者、老艺术家以及省地有关新闻单位的记者共约100多人。一些因身体欠佳和其他原因不能前来的老同志如陶鲁笳、王谦、李雪峰、赵武成、黄志刚等，也都专门致电表示祝贺。虎头山下，故友新朋欢聚一堂，共忆大寨发展历史，畅谈大寨经济振兴之路。
郭凤莲作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主持了座谈会，并向与会者汇报了大寨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这天天气晴好，冬日的阳光透过薄薄的纱帘，均匀地洒在主席台长方形条桌上。大厅里回响着郭凤莲那热情而稳健的昔阳口音：“在过去的年代里，大寨曾经是举世瞩目的地方，经受过时代浪潮的冲击和时代风雨洗礼的大寨人，不会忘记大寨的昨天，还会寄希望于大寨的今天和明天……”
大寨村民代表几十人随着郭凤莲那熟悉的声音，再一次沉浸在历史的回忆中：1955年到1957年，陈永贵带领全村群众三战狼窝掌，硬是把昔日的大害沟变成村里的米粮川。老一辈大寨人战天斗地，重整山河，凭的就是一股劲儿，一种精神。1963年大寨遭受了特大洪灾。倾盆大雨下了七天八夜，土地被冲毁，房屋被冲坍，人们都在唉声叹气，但陈永贵却说：“人在就是大喜事。地是人修的，房是人盖的，有人什么都有，地冲了咱们再修，房塌了，咱们盖起新的来！”他把全村男女老少动员起来，齐心协力，战胜灾害，同时提出“三不要”（即不要国家救济粮、救灾款、救济物资）、“三不少”（即原计划的国家征购粮、集体储备粮、社员口粮不少）。大寨人披星戴月地拼命干，白天治坡，晚上治窝，经过短短一年的奋斗，一个新大寨在虎头山下崛起。这年11月，中共山西省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大寨学习的通知。1964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到大寨进行考察。经过20天的调查研究，廖鲁言同志认为，大寨有六个方面值得学习，一是大寨人的革命思想和信心壮志；二是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三是干部大公无私，以身作则，依靠贫下中农；四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五是改造人的工作，就是做政治思想工作好；六是共产主义思想高，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大寨的业绩，精辟地概括了大寨精神。他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这是大寨历史上的辉煌一页！
在60年代中期，大寨作为我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产生了巨大的榜样的力量。辉煌的大寨精神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精神，不仅对改变农业生产条件起着积极的示范作用，而且成为全国人民战胜困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精神力量。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寨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受“左”的形势影响，走过一段曲折道路；其主要领导人也曾有过骄傲自满，搞过强迫命令，但是，大寨精神是辉煌的。大寨精神作为老一辈大寨人创建的丰功伟绩之标志，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无疑将焕发出它新的时代风采。
“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现在一提这句话，人们自然容易与“大批”“大斗”联系在一起，但这绝非大寨人创造的、周总理概括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原则的本意，而是后来涂上的“左”的色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通过拨乱反正，大批大斗那一套，就连大寨人也早已摒弃。应当说，经过15年改革洗礼的今天，“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已经恢复了它应有的本意，而且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时强调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他所说的教育，不单纯是指学校对青年学生的文化教育，主要是指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它在更准确的意义上被表述为“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从总结教训的角度谈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与周恩来从正面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实有异曲同工之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蕴含着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百折不挠的传统美德。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经济封锁，就连苏联“老大哥”后来也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在这种黑云压城的国际大背景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曾鼓舞激励着全国人民，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它仍然是一种具有向上、发展、追求、创造意义的精神财富。当然只有不断赋予艰苦奋斗精神以新的内容，它的旗帜才不会褪色。郭凤莲同志讲道：过去我们艰苦奋斗是治理七沟八梁一面坡，提高粮食产量，现在艰苦奋斗是发展市场经济；过去艰苦奋斗动手多，现在艰苦奋斗既要动手更要动脑。应该说郭凤莲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大寨精神的最后一句“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于今仍然需要大力提倡、大大弘扬。当社会上出现物欲横流的狂澜的时候，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逐渐蚕食人心的时候，当社会利益分配向个体倾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大声疾呼：“多一点‘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总需要催人奋进的时代精神，需要奋斗，需要奉献，需要自强不息和坚忍不拔。这次会议高亢的主旋律使我们感到，弘扬大寨精神的意义恐怕不仅仅在于发展大寨经济。周恩来同志概括的大寨精神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作为一份民族的精神财富，应该让它重新辉煌起来。
中等身材的郭凤莲身着豇豆色毛衣外套，庄重典雅地站在主席台前，汇报着大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发展变化，与会者闻之无不感到惊讶和欣喜。1983年大寨实行“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地分到户，种子、化肥、农药、水、电由集体统一购供，统一管理，充分发挥了个体经营和集体经营的双重优势。同时大寨一直没有放松农田基本建设，规定每个劳力全年必须投20个积累工，并组织有一支农田建设专业队，常年从事农田建设，投工费用由集体承担。1992年以来集体投资30多万元，新筑了一个1500立方米的水窖，修复了罗面水池。1993年冬季六战狼窝掌，改造和新增“海绵田”31亩。同时村里还投资10多万元，购进拖拉机、旋耕机、播种机等农具，基本上实现了耕作机械化，从而使大寨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在连续遭受三年特大干旱面前，全村亩产仍稳定在450公斤左右，从1980年到1993年，累计向国家提供商品粮350多万斤。1991年11月郭凤莲重返大寨后，带领党支部一班人，走出寨门，北上南下，先后跑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8个省（市）的10多个县区，参观了30多家乡镇企业和6个先进村，解放了思想，打开了思路。他们内引外联，先后办起了大寨羊毛衫厂、大寨衬衫厂、大寨水泥厂，形成了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新格局。1993年大寨村经济总收入突破1000万元，1994年达到2000万元。1993年大寨人均纯收入1350元，1994年达1500元。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大寨村党支部为村民办了许多实事，实行了村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小学生免费入学等所谓小有教、老有靠、病有报、煤有包（煤炭集体供应）、考有奖（考上大中专学校发给奖学金）……与会者目睹大寨的现状，耳闻大寨的规划，真切地感到大寨的优良传统还在，大寨人的奋斗精神还在。大寨人依靠大寨精神走上了致富路，大寨完全有可能在新的形势下再一次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