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子冈极少写诗，多作散文。与杨刚相比，她的写情多一层含蓄，多一分深沉。少年子冈聪颖好学而勇敢倔强，那时的文章热烈奔放，活泼自由；青年子冈，心向太阳，感情浓烈，文章则舒缓有致，情味隽永；老年子冈，历经坎坷，深情犹在，文笔老辣沉郁，平淡中见深意，令人回味无穷。她不像杨刚那样直露，而是把炽烈的感情浓缩在娓娓动人的叙述中，或流淌于三言两语的景物描写上。如1949年写的《访列宁故居》，结尾写道：“黄叶还在地下在树上哗哗地摇曳，每个人不自觉地拾起几张带回去，让肃静追踪之情盖过悲凉。”抒发对伟大导师的怀念敬仰之情，情景交融，无声胜有声。而杨刚作于同时期的《悼史沫特莱》结尾是这样的：“史沫特莱！你活在我们中间，永远是我们伟大而忠实的友人！”坦率磊落，真诚可感。一个曲笔，一个直笔，抒情方法不同，但都贵在情真意浓。
第二，就新闻作品而言，感情的激烈与理性的逻辑力量相统一，是杨刚的主要风格，而彭子冈则更多地表现为把文学笔法融进新闻写作。
当记者不能没有政治头脑，杨刚、子冈之所以出类拔萃，正在于她们掌握了最先进最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并自觉运用于新闻采写过程。比较而言，杨刚的新闻通讯更多政治家的思考和学人式的分析，往往以情感人，以理取胜。1949年10月1日杨刚参加开国大典，写了长篇通讯《毛泽东和我们在一起》，不仅浓墨重彩描绘了新中国伟大庄严团结民主的气象，而且有这样的议论：“我们几千年来的希望，我们几千年来的要求，要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五者俱备的国家的要求——在过去常常被人称为是白日大梦，或者是唱高调，现在这个几千年的大梦一定会实现了。昨天我亲眼看见的庆祝大会，就是保障。”可谓画龙点睛之笔。通讯发表于上海《大公报》，当即风靡上海。1979年被选入全国《散文特写选》。她写于40年代的赣南通讯和美国通信也都如此，既有史学家的直笔，又有革命者的锋芒，既有记者的敏感，又有学者的深邃，使作品呈现出思辨美、理性美。
彭子冈的新闻通讯以文笔优美而独具魅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的政治敏感政治觉悟，她的胆识，往往是通过采访活动得以体现。从文章学角度看，子冈新闻作品的特点是将文学笔法应用其中，形成清新优美、舒畅隽永的风格。比如，子冈21岁时第一次当记者去采访冰心女士，就打破了一般新闻单调的格局和枯燥呆板的写作陈规，分出十个小标题，用文学笔法从不同侧面写冰心的形象，看似结构疏落，实则逻辑缜密，清新明快，细腻感人，充满生活气息，使读者看到了立体的冰心女士。全文如清泉荡涤着世事杂尘，歌颂着真善美的追求和人格的完善，呈现出纪实美、真情美。
同是记者，杨刚在记实的内容中掺进大量议论分析，理性之光熠熠生辉，子冈在记实的内容中融进优美的文学笔祛，提高了文章的感染力。据此，奠定了她们在中国新闻史和文学史上的不同地位。
第三，杨刚、子冈语言特点比较。
语言是思想内容得以传播的翅膀，古语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正是此意。语言特点也是作家作品之间风格差异的标志之一，如：同是农村题材小说作家，赵树理语言幽默诙谐，柳青语言则朴实厚重，各有千秋，相映成辉。
杨刚与子冈的语言都属于辞彩华美的类型，不同的是，杨刚美在浓烈，子冈美在清新。杨刚作品气势恢弘浩大，写情方式多为直露，因此其语言主导风格为绚烂多彩；子冈文章气势舒缓自如，写情方式比较含蓄，因此其语言主导风格为朴淡空灵。比如，同是写北京，杨刚在抗战初期这样写：“呵，北平！呵，我的母亲，我用十指尖在砂石里面挖掘，用舌尖在黄土泥下搜寻……即令我的十指和舌尖全因摸索而滴下鲜血了，我仍然不能触到我的北平！北平呵，知道么？我寻觅你，如觅取我自己的身心！”子冈在抗战胜利后这样写：“久居北平的人们诅咒它的春天：迷眼的风沙，纸窗整天呼噜呼噜像海啸，桌子上浮土一会儿便多厚。但是在后方蛰居了几年的人们跑到这儿来，正像玻璃缸里的鱼儿又回到了江河，可以自由自在地游泳了。”都是写热爱北京之情，前者强烈感人，后者清新宜人。
文章是一种立体感很强的词语雕塑，主导风格只是就其语言主要特征而言。其实，杨刚语言中也有浅近平实的部分，子冈语言中也有激越高昂的音符。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
杨刚、彭子冈，30年代我国新闻界的两颗明星，文学田野里两朵傲霜的菊花。她们是名记者，不是大作家，而她们之所以成为名记者，正得益于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勤奋的艺术追求。“人如镜，笔如诤，自有后人能记省。”我想，端木蕻良怀念子冈的这些词句，对于我所敬仰的两位新闻前辈，都是合适的。
§§§第7节邵飘萍新闻实践启示录
邵飘萍，1886年10月出生于浙江金华。原名新成，又名镜清，后改名振青，字飘萍，笔名阿萍，素昧平生。1902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回到金华，一面教书，一面为上海各报撰稿。1912年与杭辛斋合作，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以才华过人受到同行的爱重，被推为浙江省报界公会干事长。1913年因发表反袁言论被捕入狱。1914年赴日留学，课余组织东京通讯社，向国内各报发稿。回国后，先是在《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担任主笔，继而应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为该报拍发新闻专电。1916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1918年创办著名的《京报》，担任社长，亲自撰写许多重要评论，采访重要消息，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同年，应聘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定期授课，在会员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当时是该学会会员，后来在陕北同斯诺谈话时还提到，邵飘萍是一个“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1919年5月，邵飘萍积极投入五四运动，曾在北京大学学生举行的公共集会上慷慨陈词，揭发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的卖国罪行。同年8月，为逃避军阀迫害，再度赴日，应聘为《朝日新闻》顾问。在日期间，他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历史，写成《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书，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贡献，是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先驱者之一。1920年回国，继任《京报》社长。1925年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前后，他以《京报》为阵地，积极支持二七罢工、五卅运动和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的南方革命政府。同时，还协助《向导》《政治生活》等党刊的出版，和党的北方区委保持密切联系。在新闻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出版《新闻学说论》《实际应用新闻学》，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1926年4月24日，以“宣传赤化”罪名被奉系军阀逮捕，同月26日遇害，终年40岁。
邵飘萍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献身的革命烈士。他的新闻实践是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也是多方面的。正当全国新闻界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和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重要讲话精神之时，我们追寻邵飘萍烈士的人生足迹，考察其新闻实践，研究其新闻成就，对于全面提高新闻工作队伍的素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其一，追随时代步伐，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邵飘萍从事新闻工作近20年，始终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站在时代潮头，以新闻记者独特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感记录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发出了对黑暗势力愤怒的呐喊和对光明前途的热切呼唤。他反袁反段反帝制反复辟，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由一位正直的爱国的新闻记者成为一名革命的新闻战士。
早在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时，邵飘萍就对革命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分析。及至十月革命成功，使他看到了曙光。在潜心研读革命理论之后，他明确认定，“马克思的学说授劳动阶级以一极强大之武器，授劳动者以必胜之券”。他由衷地赞扬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上之一新纪元”。当他第二次从日本回国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受李大钊等共产党员的思想影响，邵飘萍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他办的《京报》战斗性越来越强，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坚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射出了一束束反帝反封建的响箭。1923年二七大罢工爆发后，《京报》作了及时而详尽的报道，并全文刊发了工人、学生、市民等各方爱国人士为反对军阀政府压迫工人的各种宣言、通电，配合我党报刊，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京报》不惜巨资，连续发了三次特刊。6月1日，《京报》即以“本社30日下午9时上海专电”大字标题《沪租界印捕枪杀学生惨剧》，报道了当天惨案发生的详情。此后，持续一个多月用大量篇幅报道事实真相，发动多方募款支援。据不完全统计，此间邵飘萍发表的署名评论有28篇，爱国反帝，旗帜鲜明。《京报》对五卅运动的宣传，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形式之多样，“在当时国内报刊中也是首屈一指的”。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迅速作出反应，报道持续月余，并再次发行《京报特刊》。邵飘萍发表评论文章，以民族大义和浩然正气疾呼：“吾人唤醒全国各党各派，起而讨之，所以诛人类之蟊贼，为民族一洗野蛮凶杀之奇耻！”
邵飘萍的新闻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坚持真理，追求进步的新闻记者，才能努力进取，与时俱进，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而只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才能使新闻工作发挥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作用。毛泽东曾多次强调要“政治家办报”。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的重要讲话中也指出：“新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些意味深长的话都是在强调新闻工作舆论导向的极端重要性。广大新闻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领会其中深刻的思想内涵，要像邵飘萍那样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辨清大是大非，从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祖国的富强而鼓而呼。
其二，爱业勤业敬业，恪守职业道德。邵飘萍对新闻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极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邵飘萍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把一腔心血以至整个生命都献给了进步新闻事业。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过程中，无论是办通讯社还是办报纸，无论是当普通记者编辑还是做社长总编，他都恪尽职守，勤奋认真，一丝不苟。一旦发现新闻线索，他就全力以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1917年对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的一次突击采访，竟然从深夜11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三点半，真正是分秒必争，废寝忘食。这年3月，引起国内震动的中德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正式公布前，邵飘萍掌握战机，游刃自如地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采访。事件发生前的一天，邵飘萍正在国务院某秘书办公室，隔壁便是段祺瑞的办公室。忽然他听到院仆电话给美国公使，说段总理下午3点将赴美国使馆访晤公使，于是马上联想到当时正值美国与德国断交。为了孤立德国并且取代德国在中国的地位，美国拉拢中国，希望两国采取一致行动。凭着新闻记者的敏感，邵飘萍断定：段祺瑞这时会晤公使，肯定与中德关系问题有关。他抢先赶到美国使馆，向一名参赞询问两国要人会见的目的、内容，单刀直入的提问使参赞大为惊讶。在虚虚实实的采访中他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之后，他立即赶回国务院采访段祺瑞，向对方明示自己是知情人，要了解中德断交的确切日期。采访圆满成功，消息的披露在报界引起巨大轰动。
邵飘萍认为当记者就要机智敏捷，“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不辞辛劳，不畏艰险。邵飘萍还经常强调，新闻工作者应自尊自强，应该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强调新闻工作者应该重然诺，守信用，不欺世，不媚俗，不刊登与事实不符的虚假新闻，不允许版面上出现诲淫诲盗和低级趣味的文字。邵飘萍善言语，广交游，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百姓，无不乐与为友。但他在与各种人物交往中都能不卑不亢，始终保持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他一贯认为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个观点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笔者），一再声称自己无党无派，但他又深知，从事正义的事业需要同黑暗势力进行不屈的斗争，需要有勇敢的献身精神，所以当他面对军阀刽子手罪恶的枪口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显示了一位革命新闻战士对党和祖国的一片忠诚，也使其终生恪守的新闻职业道德得到了净化和升华。
邵飘萍留下的生命足迹应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当前我们的新闻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使我们面对先烈时有赧颜之感。如：“有偿新闻”屡禁不止，明明是新闻采访，偏偏收取“宣传费”，明明是广告，偏要用新闻形式来包装，明明是钱稿交易，偏偏说成是赞助，实质上是变相出卖版面，出卖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工作者神圣的出版权。再如，一些记者不注重学习提高政治业务素质，作风漂浮，采访如蜻蜓点水，掌握素材不扎实，导致虚假新闻频频出现。有的记者甚至干脆跑富不跑穷，跑近不跑远，借采访之机搞创收，接受采访对象提供的奖金、车马费、误餐费等。这种种不良现象严重地败坏了党的新闻事业的声誉，坏了队伍，毁了人才，令人痛心。究其根本原因，一是“拜金主义”严重腐蚀，二是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有所放松。邵飘萍爱业敬业自尊自强风范长存，让我们了解他，怀念他，学习他。
其三，倡导新闻改革，讲求宣传艺术。勇于创新，身体力行地进行新闻改革，是邵飘萍新闻实践一大特色。他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著名的新闻改革派，在新闻编辑、新闻采访、新闻写作、出版发行、广告、报纸管理等诸方面均有探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他写的文章被传诵一时，他办的《京报》被称为北方最好的报纸之一，他办的新闻编译社在北京73家通讯社中影响最大，他积极从事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成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