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自五四运动诞生以来，出现过两批通俗化报刊。第一批是1920年前后创办的小型通俗的工人刊物，以《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为代表。它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工人运动、为建党作准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谱写了新闻史光辉的一页。第二批通俗报刊大致出现于抗日战争前期，主要读者群在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广大农村。它们宣传了党的团结抗日的方针，反映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爱护与支持。许多报纸一出版就行销几千份，甚至几万份，宣传之广，影响之深，是空前的。赵树理参加革命工作是在晋冀鲁豫辖区，1939年11月，开始主办《黄河日报》（路东版）的《山地》副刊，从时间表上看，早于其他有影响的通俗报纸。创刊于1940年8月的《中国人》报，早于《晋绥大众报》《晋察冀日报》《盐阜大众报》。赵树理办通俗报纸，不仅办得早，而且办得好，“《山地》一出世，就突出地显示了通俗化大众化的风格，和当时任何报纸的面貌都不一样。”“打开《中国人》一看，就好象走进了一座百花园，让人感到美不胜收。”以《中国人》报的议论为例，他为了通俗宣传，一般不采用社论形式，而是开辟各种专栏，如“老实话”“鬼话正解”“借古评今”“三言两语”等，把抗日救国的道理像拉家常似的讲给敌占区人民，起到了特殊的教育作用。
党中央宣传部在1941年7月4日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对通俗化宣传开始予以更多的重视。1942年，中宣部在《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里进一步背定了报刊工作的通俗化方向。赵树理先于他人实践了党报的群众观点，并以实践证明，报刊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是正确的。他所办的虽然是地区性的小报，读者范围有限，但是，从新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他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二、用通俗文艺形式表现新闻性材料，开创了报纸副刊的新格局。我国报纸副刊的出现大致在19世纪70年代，那时的副刊内容大都是消闲性的，或“闻鸡生气”，或“见月伤心”，不过为人们提供茶余饭后谈话资料而已。五四时期，报纸副刊的发展出现了质的变化，伴随着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伴随着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伴随着亘古未有的白话文运动，报纸副刊展示出一种全新的面貌：内容以介绍新思想，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礼教为主，形式上以文字浅显流畅、使用新式标点为重要特征。30年代，《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了鲁迅等左翼作家的大量作品，他们揭露黑暗社会，抨击腐败政治，歌颂光明自由，在文艺界和新闻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些报刊的读者群基本上在知识阶层，“和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没有什么关系”。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文盲和半文盲占80%以上，要使广大农民周知天下大事，明白抗日救国的道理，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就必须采用他们所熟悉的民间艺术形式。对于报纸来说，又面临着一个副刊通俗化的新课题。赵树理的报刊实践完成了这个课题，为副刊的发展着了重要一笔。
据一些同志回忆，赵树理办的《山地》副刊，发刊词本身就是一首快板诗。编《中国人》报时，他写了不少小说、诗歌、话剧、唱剧、活报、快板、讽刺笑话、民间歌谣等，形式十分活泼。对于重大的新闻事件和重要的新闻人物，赵树理一般习惯于用鼓词或快板形式进行宣传，如1941年发表在《抗战生活革新号》第一期的鼓词《茂林恨》，就是以皖南事变为题材而写的，通俗易懂，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真面目，教育了广大群众。赵树理有时甚至把消息写成快板。1941年3月19日《中国人》报在“本报讯”电头下刊出《神枪手刘二堂》就是一例。1944年冬，太行五专署召开群英会，赵树理经过深入采访，写了“现实故事”《孟祥英翻身》和鼓词《战斗与生产结合——一等英雄庞如林》，很受欢迎。为了宣传党的政策，他有时还用快板形式写社论。
赵树理不避俚俗，将民间文艺形式引进新闻领域，使报纸赢得农民的喜爱，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宣传范围。有一次，《山地》贴在长治城门洞里，人们争着来看，围得水泄不通，路都被堵塞了。《大家看》副刊也办得极好，“不仅敌占区同胞喜欢看这个报，石印工友们也常常一面印，一面朗诵着他的作品”。老记者华山同志回忆，赵树理办《中国人》时能把华北《新华日报》的内容用多种新颖通俗的形式改编出来。他说：“我也成了《中国人》报的第一个读者，对他运用通俗文学的才能佩服极了。总共几千字一期的小报，居然配搭出那许多栏目，抗日根据地的新事物和新的政治概念都要宣传出去。还要明白易懂，引人入胜，真了不起。”在《新大众报》当编辑时，赵树理也写过不少普及宣传的新闻性作品，为《新大众报》的成功作了很大的努力。
三、独具特色的大众化语言，丰富了新闻语言的宝库。从概念上讲，新闻语言的基本要求是准确、鲜明、生动。但是，著名新闻工作者和著名作家一样，也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如梁启超奔放，黄远生亦庄亦谐，张季鸾雄辩，范长江广博，穆青深厚，黄宗英细腻，等等。赵树理，这位和“小二黑”一起驰名中外的作家，在20几年通俗报刊实践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
第一，通俗易懂，琅琅上口。
在所有的出版物中，唯有报刊拥有最广泛的读者，所以不少新闻学者认为新闻语言应该是通俗易懂的，让一般群众能看得懂。赵树理认为：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的。这就比别人的见解又深了一步。编《中国人》时，工友们喜欢朗读他的作品，他也常常向他们征求意见，“只要有些字、词、句不能顺顺溜溜进他们耳朵，他都要认真加以修改”。因此，他的作品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有声有色，琅琅上口。
除过鼓词、快板等韵文之外，赵树理在说理性的文字中，也尽量做到换韵少，音节自然，也就是要追求一种更为和谐的“有韵话”，如《比一比看》：“想要知道谁是真正为国为民，最好看看他行的是什么政令。你若看了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敌寇汉奸的鬼话，那里还能哄人？”仔细品味，能体会到一种内在的音乐美。
解放后，赵树理与李伯钊共同主编《说说唱唱》，有人嫌这个刊名太土气，赵树理却回答道：“我们办它就是要提倡说唱文学，这是我们中国文学的正统，小说要能说，韵文要能唱，我们叫‘说说唱唱’，这正好体现我们的主张，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理直气壮，掷地有声。该刊创刊号上就发表了鼓词《赶车传》，立即得到了文艺界和语言学界的高度评价。
第二，幽默风趣，生动活泼。
赵树理为人没有架子，很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据一些老同志回忆，他办《中国人》时，村里老百姓和报社的勤杂人员都喜欢他。无论是炊事员、饲养员、交通员、勤务员、报务员，还是警卫排的同志，都同他合得来。不管什么场合，他一露脸，空气就活跃起来。他的作品正如他的为人，活泼泼的，生动幽默，趣味横生。他编的《中国人》报，就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中国人》曾经登过几则寓言，但有趣的是竟冠以《你索寓言》的题目，并加了如下说明：“你索先生是伊索先生的本家，近著寓言一本，可作娱乐晚会材料颇多，特选数则敬投《中国人》周刊，尚希读者指正。”整个构思不为不奇。再如《李二嫂的炉边闲谈》，先声明“上月二十七，罗斯福发表了炉边闲话，二十八日早晨七点钟，李二嫂的炉边闲话接着发表了”，亦庄亦谐，颇为风趣。
赵树理语言的生动活泼有时表现在恰当地运用群众词汇和精巧别致的修辞上。例如为汪精卫画像的五言快板：“做了日本官，好像猴爬杆；一时不听话，就要挨皮鞭；再说不干吧，人家作绳拴；抗战胜利后，怎么到人前？”不见嘻笑怒骂，却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汉奸丑态。再如歇后语的使用，“按旧习惯，婆婆找媳妇的事，好象碾磨道上寻驴蹄印，步步不缺”（《孟祥英翻身》）。再如新名词的穿插使用，“孟祥英的婆婆，便成为牛差差老婆的忠实信徒了”（同上）。这些都增强了语言的幽默感和艺术魅力。
此外，简洁明快，清新隽永，也是赵树理大众化语言的特色。
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语言除掉意义外，应该要追求它的色彩、声调、感觉。赵树理正是这样，他从农民语言深厚的土壤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从而形成了观之多彩、诵之上口、味之隽永的炉火纯青的大众化语言，丰富了新闻语言的宝库。
人民的新闻工作者赵树理不朽！
§§§第6节杨刚、彭子冈新闻写作风格比较
我所敬仰的新闻前辈中，杨刚（1905-1957）、彭子冈（1914-1988）为女中豪杰。作为记者，她们活跃于三四十年代的新闻战场，叱咤风云不让须眉，为历史留下了真实而生动的记录。同时，她们又是才情兼备的作家，从各自生活的独特视角，抒写了对人生的理解，对光明的追求。
读《杨刚文集》《子冈作品选》，明显感到她二人的作品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文章俱有真情在。
“文生于情”，“情动于衷而形于言”，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这些精辟论断，明确阐释了情感在写作中的重要作用。而作为人的主观意识范畴的情感是受客观生活的刺激而产生的，绝不是头脑中固有的，正所谓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杨刚、子冈都出生于本世纪初社会动荡之际，幼年受过正规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扎实的文字功夫。大革命的浪潮对少年杨刚和童年子冈都产生过一些影响。1927年杨刚作为南昌葆灵女中的优秀毕业生被推荐到燕京大学读书，而子冈初三那年便参加《中学生》作文竞赛并多次获奖。当中国共产党竖起全民抗战大旗之时，杨刚已是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子冈也投身于民族大业，1938年加入党组织。由于二人生活时代相同，都具备文资天赋，都追求光明进步，因此她们的情感实质是相同相通的。这一点，可以从她们的做人为文以及她们新闻作品的史学价值两方面来分析。
首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感情使她们跳出自我的小圈子，投身于社会进步的大洪流之中，自觉成为时代战士。1938年杨刚在《沸腾的梦·序》中说：“我觉得我的心如一堆自发燃烧的煤山，烟焰永远袅袅不绝”，“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的心就是中国的心”，将自己与祖国完全地融为一体了。她应聘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让这份灰色报纸的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成为抗日救亡战场上的“一名小兵”。她编发了介绍毛泽东、贺龙的文章，把延安生活介绍给大后方人民。这种胆识，绝不是盲目的冒险，而是战士风采的体现。子冈小杨刚十岁，她开始做新闻记者，是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年代，她把记者比做社会熔炉中的“一个小火星”，要为抗战而燃烧发光。青年子冈在这种感情支配下，化名“小梅”，假称史良堂妹，只身闯入苏州看守所探监，完成了《堂姐史良会见记》，让人民了解到“七君子”身陷囹圄的真正原因是爱国有罪。她用手中的笔为正义而呼叫，为民族而呐喊。
古人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这个“时”，应该是指社会发展的主流。只有把个人感情同时代进步潮流合拍起来，他的文章才是光华灼灼的。杨刚、子冈身为女流，不甘寂寞，怀一腔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情愫，志存高远，堪为女性楷模。
其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激励她们在新闻采访中坚持真理，深入采访，认真观察思索，报道事物实质，世事沧桑而文章千古。人们一般认为，新闻是易碎品，我以为记者就是史家，新闻作品写得可信可读可感，便同时具有了新闻价值、史学价值和审美价值。1945年秋毛泽东乘飞机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对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事件，重庆各报纷纷派出记者进行报道，但最有影响的要数子冈采写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开篇导语，她用目睹毛泽东飞抵九龙坡机场的现场情景，揭示了这一事实的重大意义：“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远见卓识，令人信服。文中描写毛泽东在张治中家的客厅中由于拘束而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的细节，“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传神一笔质朴自然，给读者一种亲切感，并暗含作者热爱自己领袖的深情。谁知，在1957年及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子冈为此挨批受责，说她歪曲毛泽东形象。她坚定地认为：“我写这一笔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它蕴含了我当时对主席的感情，这样写，只能在广大国统区人民中赢得好感。”坚持真理，据实直书，有记者的敏锐和史家的品格。
杨刚1944年到美国采访，为《大公报》发回众多“美国通信”，当年风靡神州，今天仍为人们所喜爱。通信中，既有对于美国人民争民主争自由战斗精神的歌颂，又有对种族歧视主义者的愤恨，总统大选、女权运动，善良的马蒂逊教授、纯洁的俄加、战斗的史沫特莱……大小事件，男女人物，真实、丰富、生动、形象地呈现于笔底，经过半个世纪的时间检验，光彩如初。
拥有太阳般炽烈的情感，是作家，是记者，更是战士，这便是杨刚、子冈的共同之处。然而，由于个人经历、气质、性格不同，她们的文章在表情达意上又呈现出不同特点：
第一，就文学作品而言，杨刚多直抒胸臆，其作如长江大河，激浪排空。子冈则娓娓诉说，其文似潺潺小溪，沁人心脾。
中国古典文论认为，文章受气质制约，作家具备什么样的气质，文章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气势和风格。杨刚的个性是激情型的，热烈豪放，刚烈不逊，她写诗、写散文，从来都是粗线条抒情，呈现出刚劲奔放之势。长达八百行的抒情诗《我站在地球中央》，既不押韵，也无优美的意境，却以其独特的选材、宏伟的构思、罕见的史诗规模，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鲜红的一笔。“我”就是中国，在杨刚诗作中，这个古老的民族从历史屈辱中崛起，在抗日烽火锤炼中正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诚然，杨刚的诗不够精细不够空灵不够含蓄，但直露与坦率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呢？杨刚说：“对于我所要传达解释的东西，我不能使用精细空灵和含蓄。我所要做的就是一只号筒，一只挂着红绸子对着太阳高唱的号筒。”其性格及美学追求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