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大的主要精神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高君宇以其锐利的笔触，揭露了封建军阀相互勾结为害人民的本质，指出：“中国人除了打倒军阀与官僚，别没解救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把军阀官僚当作一个整个”，对准他们一齐开火！他还深刻分析了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互相利用、狼狈为奸的关系：“中国军阀战争，每次莫不有帝国主义在背后操纵利用……帝国主义之所以各扶助一派军阀，并不是有深惠特爱于其一派军阀，乃是要借所扶助的军阀之胜利与发展，造成外国在华优越的地位。”1922年，英帝国主义勾结吴佩孚等反动军阀，对唐山、上海、汉口的工人罢工运动进行血腥镇压，高君宇闻讯，义愤填膺，立即写了《美国驻兵——英国巡捕——中国警察》，副标题是“请看军阀与帝国主义向中国苦百姓的联合进攻！”愤怒控诉了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军阀的罪行。
对于统一战线理论，高君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他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思想。他发表于《向导》第四期的《读独秀君造国论的疑问》一文，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存在着根本利益上的对立，在统一战线中必然是“呼声同而心理不同”。但如果认为目前只有无产阶级就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我们无产阶级应该“吸收一切革命的势力参加这个奋斗。”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过只是个共同推翻仇人的政治连锁”，因此“无论何时，无产阶级要独立地组织起来”，“且无论何时，不能因连锁而放松了他对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斗争”。（二）高君宇提出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他在1922年9月分析与中国相似的印度革命运动的阶级状况时，就曾指出：资产阶级在领导革命方面是无能为力的，革命应该由“新的分子”即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来领导，“这新的分子会使这解放印度民族的政治运动植基在劳苦群众的革命起因上面，且也会推使不堪外力压迫的资产阶级加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读独秀君造国论的疑问》中，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壮，这不止是现在的现象，任何时都是一样，因为无产阶级那一时总是较多数，只要他们团结起来。所以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占个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历史地来看，党的二大最主要的失误就是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而当陈独秀等党的主要领导人一味右倾，看不见工农运动的力量，放弃革命领导权的时候，高君宇已在自己的报刊政论中，基于科学的阶级分析，提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可见，他的思想是深刻的、有远见的。
第三，高君宇的报刊政论充满激情，文锋尖锐泼辣，语言明快晓畅，发展了我国的报刊政论文体。
高君宇出生于维新运动时期，成熟于五四时期。笔锋常带感情、条理明晰、平易畅达的“报章体”对少年的他产生过一定影响，但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的政论文章不仅影响了他的文风，更启迪了他的思想。高君宇的报刊政论风格既闪烁着五四精神的光芒，又代表了新的发展趋势，至少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指导性。五四时期的报刊政论以介绍新思想、批判旧文化为主，它的战斗性更多地体现在理论和观点的论争上。高君宇的政论文纯理论的阐述较少，大部分是紧密联系斗争实际，针对革命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而撰文，从而体现出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性和对于实际工作的指导性。如《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直接交涉？》《国民党报纸不应当有这样的记载》等都是应斗争需要而写的。为了建立和巩固革命统一战线，他认真分析了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写了《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为了指明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写了《女权运动者应当知道的》；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写了《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从无产阶级革命进程来看，纯粹的新思想介绍和理论论战总是有阶段性的，而革命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才更需要及时发现解决，因此，高君宇报刊政论的战斗性和指导性在20年代是有代表性的，也不能说对后人没有影响。
（二）逻辑严密，语言尖锐泼辣。高君宇“有雄辩的口才和出色的写作能力”，“他写的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严密的逻辑性。”他的报刊政论经常采用先引出反面论点，然后逐条驳斥的方法，使论证过程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有时采用排比格，如：“明明是军阀破坏约法，工人为保障共和国民应享的自由而抗争，总统反说成是‘细故’；明明是军阀任意残杀工人，反说成是工人‘竟与军警冲突’。”既加强了逻辑关系，又造成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读君宇的政论，那种激情，那种雄辩，那种明快泼辣而又不失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不仅使人充满战斗的力量，而且在写作艺术上也受益匪浅。
（三）标点妙用。君宇的政论文章使用问号和叹号很多，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感情。例如：许多标题都是有标点的，《北京大学过激化了吗？》《中俄会议——为了谁的利益？》《“赤色帝国主义”么？》等等。文章的结尾常常使用感叹号，把读者的感情推向高潮。值得注意的是，他使用破折号很多，有时两个连用或一篇文章中几处连用，既补充了内容，又不显累赘，如：“资产阶级已证明他不能——而且也不愿意——将印度运动引导向着革命了，……他想前进一步，但他们无能为力找出——也不会用——一个很适当的战斗工具。”与五四政论比较，有新人耳目的感觉。当然君宇政论中也有一些文白相杂的别扭话，如“我们都祝着罢”，“以非常的宰割，从容捆卷许多利权以去”，读来不大顺当。这都是五四时期新旧交替中的白话文运动留下的痕迹。但是，我认为，高君宇的报刊政论就文体发展方面，对中国新闻事业也是有贡献的。
§§§第5节赵树理对报刊大众化的贡献
人民作家赵树理不朽！
然而，在他不朽的事业中，除过家喻户晓的小说创作外，还有一个不大被人注意的领域，那就是，他曾经长期从事革命新闻工作，并为报刊的通俗化和大众化作出了积极贡献。本文试就这方面的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谨以此纪念赵树理诞辰80周年。
赵树理的报刊活动
赵树理的报刊活动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1年至1937年。在这一时期，赵树理没有安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几番颠沛，衣食无着。半是为了探求真理，半是迫于生计，他开始向进步报刊大量投稿，有小说、诗歌，也有杂感和评论，作品中所体现的主要倾向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1930年冬，赵树理写了一首七言长诗《打卦歌》，通过一个“憔悴游人”的问卜反映了中原大混战带给人民的苦难。老友史纪言十分欣赏，便带到北平投给著名的《晨报》。1931年1月14日，该报副刊《北晨世圃》予以发表，署名为“野小”。如果说，1930年冬写《打卦歌》是赵树理创作生涯的开端，那么，1931年1月《晨报》发表《打卦歌》，则标志着赵树理开始利用报刊阵地，揭露社会黑暗，抒发胸中块垒。从1931年到1936年，赵树理阅读了上海“左联”作家们的大量作品和许多进步文学书刊，并写了二三十万字的作品。这些作品，或暴露山西在阎锡山统治下的黑暗现实，或宣达自己“为大众”的文学观点，初步展露了作者的才华和风格。
这一时期，赵树理投稿的报刊有《晨报》《大风报》《论语》（半月刊）《新农村》《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山西分会月刊》《山西党讯》《山西日报》《太原日报》等，使用过的笔名有：野小、老西、太西、黑丑、何化鲁、孔仰圣、得意、常哉等。
第二阶段：1938年至1948年。1937年冬，赵树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了华北地区的革命新闻工作，为向最广大的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做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因而是构成他报刊活动最重要的阶段。这一阶段，他主办过两个报纸副刊和一份周刊，参加过两个刊物的编辑工作，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新闻性作品。
赵树理主办的第一个副刊是《黄河日报》（路东版）的《山地》。《黄河日报》本是牺盟会长治中心区的一份小型机关报。1939年9月又在壶关办起一个路东版，属中共太南特区领导，赵树理的挚友王春担任主编。11月，赵树理来到这个报刊，办起了《山地》副刊。由于人手少，他不得不唱独角戏，每期各种形式的稿件几乎全出自他一人之手。《山地》所刊内容，主要是发动人民抗日，揭露阎锡山反共阴谋，形式活泼多样，大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鼓词、快板、童谣、故事等。后来回忆起这段工作，赵树理不无自豪地说：“那小报的一版副刊名叫《山地》，由我担任编辑，我便利用我熟悉的那些民间艺术形式来攻他们（按，指阎锡山派来的人——引者）。老实说我是颇懂一点鲁迅笔法的，再加上点群众所熟悉的民间艺术因素，颇有点威力。这报专往他们所到的地方张贴，贴到哪里读者挤到哪里。”1940年2月，《山地》因故易名《晨钟》，改由另外一位同志接编。
1940年5月1日，中共太南地委机关报《人民报》由《太南日报》《黄河日报》（路东版）和太南文化教育出版社合并后在平顺县源头村创刊，赵树理担任副刊编辑。这是他主办的第二个报纸副刊，也就是《人民报》副刊，“文章风格上继续了《山地》之风，内容上则以教育战士为主，由领导上按当时需要授意写，形式上也不多采用文艺形式”。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资料都没能保存下来。
1940年6月，赵树理离开《人民报》，被派到华北新华日报社学习，后来就留在该报第八科工作。华北《新华日报》创刊于1939年元旦，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赵树理在第八科当了一段校对后，就参加了该报出版的《抗战生活》半月刊的编辑工作，发表了不少作品。后来，报社还成立过一个“丛书编辑部”，让赵树理负责出版通俗读物，模仿乡间庙会摆摊摊卖的鼓词、唱本、历书、评话等形式，创作一批农民喜欢看的文艺作品。1940年秋天，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由华北《新华日报》增出一个专向敌占区发行的周刊小报《中国人》，社长何云把这个紧迫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赵树理。于是，在这份八开四版的铅印小报上，赵树理又写又编又校，为通俗化宣传施展了多方面才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度过了他报刊生活中“极其重要、闪烁着光彩”的两年。《中国人》报第一版为社论和要闻，第二、第三版是新闻和言论，第四版是副刊，开始没有刊名，第20期起定为《大家看》。1940年8月11日创刊，1942年夏停刊。赵树理回忆这段历史时，提到自己曾担任副刊《大家看》的编辑，而实际上，“整个《中国人》报，当时只由老赵同志一个主编”。
1943年9月，赵树理著名小说《小二黑结婚》问世。此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地写下了《李有才板话》《地板》《李家庄的变迁》《福贵》等作品，成为全国知名的“农民作家”。但是，只要有机会，赵树理总是时断时续地参加报刊工作。且不说他的小说最先大都通过报纸连载而与读者见面，在1945年，他还担任过《新大众》半月刊的编辑。这是一本面向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综合性刊物，6月1日创刊。1948年元旦，由《新大众》改版的《新大众报》正式出版，赵树理一面作为土改工作队员搞农村试点，一面兼任该报编辑。从1月至6月，他在《新大众报》发表短论14篇，研究土改中的实际问题，颇有特色。
总之，赵树理在这一时期从文艺和新闻两个方面全力实践着他文学通俗化和报刊大众化的主张。历史证明，他的努力是成功的。这一段使用的笔名很多，特别是编《中国人》报时，经常随便捏几个字就顶了名字，比较可信的有：赵定之、方定、胡起明、王甲土、树理、吉成、理，等等。
第三阶段：1949年至1955年。1949年3月15日，《新大众报》迁入北平，改为《大众日报》，赵树理是编委之一。7月15日，《大众日报》改为《工人日报》，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他是该报记者。同日，工人出版社成立，他担任了第一任社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20日，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刊物《说说唱唱》创刊，赵树理与李伯钊同任主编。此外，他还先后担任过《文艺报》《人民文学》编委。这一时期，赵树理作为文艺界领导人之一，工作繁忙，再加上常常下乡体验生活，奔波劳碌，十分辛苦，离新闻工作渐渐远了一些，所参与工作的几个报刊，也大都是文学性的。1955年3月，《说说唱唱》终刊。此后，赵树理虽然有时也为报刊写一些短诗短文，甚至有的小说还通过报刊发表，但是，这种联系毕竟属于特约撰稿性质的了。
对报刊大众化的贡献
赵树理是作家，又是报人。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他较长时间从事通俗报刊工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地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他了解农民，服务于农民，与农民息息相通，这些经历有助于他积累小说素材，酝酿人物形象；同时，由于他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写作功底，具有热爱农民的感情和丰富的农民语言，所以，他在报刊活动中就能够得心应手地写出农民群众喜爱的文章。确切地说，赵树理是一个过着双重生活的人，一是从事创作，一是从事报业，两者相得益彰。这种结合使他独树一帜。他对现代新闻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以执著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促进了报刊的通俗化和大众化。
一、坚持为大众的主张，较早地办起了通俗报刊，实践了党报的群众观点。有人把赵树理创作上的成功归结于他的农民血统，其实，他一贯坚持为大众的主张并作出了巨大努力，才是真正可贵的。他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一九三四年，其后一直坚持下来。”就在这一年，他发表了《我也谈创作》《神经质的文人》《欧化与大众语》等文章，积极参加了太原展开的关于大众化的讨论。他认为：“艺术必然是社会的、民众的，才有发展前途，才被称为艺术品。”他提出，文学为大众，“不但是想让文学渐渐地接近大众，有欣赏能力，并且有创造的可能和机会，使文学变成社会的东西，变成为大众、由大众的东西”。这些观点和鲁迅先生当时的主张完全一致，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文学革命的新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