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26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切接见了出席第一届全国群英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刘少奇根据报上的照片认出了我父亲，他紧紧握着我父亲的手，关切地问长问短，紧接着又意味深长地说：“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时间，国家主席同掏粪工人握手的消息，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次不同寻常的握手，极大地提高了整个服务性行业的社会地位，劳动光荣的社会风气更加浓厚。当刘少奇主席了解到我父亲识字不多的情况后，把自己的一支“英雄”牌钢笔送给我父亲，热情鼓励他要好好学习文化，并要求我父亲阳历新年给他写信。群英会归来后，我父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以坚韧的毅力，坚持学习文化。1960年元旦前夕，他终于亲手动笔给刘少奇主席写了一封信。据王光美妈妈回忆，接到这封信时，刘少奇主席非常高兴，一回家就说：“那个掏粪工人时传祥原来不识字，现在给我写信来了。”
一次不同寻常的握手，把领导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心紧紧联系到了一起，把国家主席和掏粪工人两个家庭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1980年5月15日，在党中央决定为刘少奇主席举行平反追悼大会的前两天，刘少奇之子刘源寻访到劲松小区我家的住所，将大会通告交给了我母亲。5月17日，我赶赴人民大会堂，挥泪参加了刘少奇主席追悼大会。在我母亲60岁和70岁生日时，王光美妈妈还亲自到我们这个普通人家登门祝贺。自1980年后，每年春节和其他节日，我们四兄妹也都要到王光美妈妈家拜年、问候……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时传祥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您及您的全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父亲一下子由劳模变成了“工贼”“粪霸”，“造反派”让他穿着用红袖章缝制的大红袍，在市区游街。一次次的批斗、辱骂，一次次的审讯、毒打，使他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直至半身瘫痪、卧床不起。1973年，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我父亲成了第一个被落实政策的受迫害者。但由于长期延误治疗，我父亲于1975年5月19日与世长辞。1978年，北京市为我父亲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妈妈来看我母亲时，我母亲说：“刘主席接见老时，是因为老时干出了成绩，这是老时和我们全家的光荣。‘文化大革命’确实有坏人逞能，所以才有好人受气！”
——对于本刊重新刊发介绍时传祥等老英模的事迹的文章，您有什么看法？
我作为一个读者，看了你们的刊物后，吸取了不少营养，非常高兴。你们宣传老英模，非常需要，非常及时。这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山西《党史文汇》在这方面带了个好头，人民会欢迎的。新形势下，尤其需要你们这些党的刊物来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教育我们子孙后代。
在采访时纯利的前一天，我们还特意拜访了时传祥的夫人——崔秀庭老人。老人和大女儿时俊英在寓所热情接待了我们。老人今年74岁，满头银丝，精神矍铄，行走利落。两年前她还一直担任着朝阳区的政协委员，除了操持家务，还积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是一位闲不住的老人。提起老伴，崔秀英老人打开了话匣子：“老时辛辛苦苦一辈子，没做出什么大事，但党和国家给了他那么高的荣誉，老时是1975年病逝的，骨灰盒还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去世20多年了，党和人民都没有把他忘记。去年10月26日，北京市为老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塑了铜像，这是老时的光荣啊！年年春节和‘五一’，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市里、局里的同志们都来看望我们，采访、报道的记者也很多。”
未及话落老人又站立起来，一一给我们指点：“这空调、电视、冰箱、加湿器、电热器，都是国家给配备的。”老人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这房子是国家给分的，房租、水电都是国家出，每月还给我400元生活费，过年、过节还有人来看我。不是党，我们全家就没有今天。”
这时，时俊英大姐抱进来一摞相册，崔秀庭老人缓缓翻动着，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话题自然转到了儿女身上。谈到儿女，崔秀庭老人不无自豪地说：“老时临终前嘱咐孩子们都要在环卫系统工作。环卫工作也总得有人干，他们不干让谁干？孩子们也都记住了父亲的话，兄妹四人先后拿起铁锹、扫帚，走到了环卫第一线，现在都仍在环卫战线工作。老大时纯庭，在北京使馆清洁运输管理处当工人。老二时俊英在他父亲生前所在的崇文区环卫局三队工作，不仅入了党，还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老三时纯利，现在北京市环卫局任纪委书记。老四时纯华在北京市第一清洁车辆厂工作。”俊英大姐指着相册上一张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的“全家福”，对我们说：“我们全家四代，总人口23人。逢年过节，连亲戚一起48人，吃饭时摆四桌都放不下。我们这个家庭团结和睦，有凝聚力，是个有家庭精神的大集体。这个凝聚力这个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父亲要是能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情形，他会很高兴的。”
通过崔秀庭老人和时俊英大姐的介绍，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时传祥同志虽然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但是，从他的事迹中体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仍在发扬光大，他的老伴忘不了他，他的儿女忘不了他，全社会永远忘不了他！去年五一节，上海市邀请崔秀庭、时纯利及王进喜的儿子、徐虎等新老英模代表举行“千名英雄大聚会”活动。今年，天津市又邀请崔秀庭等人参加了五一庆祝活动……
从时家出来，我们又去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瞻仰了时传祥塑像。此时已是傍晚，夕阳的余晖洒满了铜像全身。老人手提粪桶，目视前方，慈祥地笑着，浑身洋溢着一种工人阶级的光荣感和自豪感。在两天的采访过程中，我们也始终被这种情感所浸染，久久不能释怀。
§§§第21节在时传祥家中做客
时传祥家的正墙上，端端正正悬挂着一幅黑白大照片：国家主席刘少奇与掏粪工人、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正在亲切握手，双方目光所流露出来的情感交流是那样的平等融洽。那是发生在1959年10月26日的事情，距今已整整40年了。而今，刘少奇与时传祥都已辞世多年，但他们的人生故事所折射出的时代风雨仍然会使后辈们感到心灵的震撼。这照片无疑是这个家庭的骄傲，因为，时传祥作为一个平凡的劳动者、一个在旧社会被嘲为“粪花子”的掏粪工人，在新中国会成为灿烂明星、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毕竟不是普通的荣誉。
日子像小河一样流淌，也许会冲淡许多东西，但40年来时传祥的故事却一直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历久而弥新。我怀着崇敬之情再次走进这个既普通而又特别的工人家庭，深深地被主人那热情、善良、淳朴、厚道的言行所感动。甚至在起草这篇短文的时候，时传祥夫人崔秀庭大妈那地道的山东口音仿佛又响起在我的耳边：“快来嘛，来吃瓜！”
初次造访
1997年6月，我和同事小姚专程赶赴北京，寻访时传祥家人。
这一年，《党史文汇》推出一个新栏目，叫“新中国的脊梁”，重新选发焦裕禄、雷锋、王进喜等一批五六十年代老英模先进事迹的当年见报优秀通讯，时传祥便是我们要重新宣传的人物之一。我们确定这组选题是经过认真思考的：新中国诞生近50年了，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人民共和国的大厦已拔地而起，矗立在世界的东方。然而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正是由于一批又一批“新中国的脊梁”支撑着这座大厦，它才会如此雄伟如此壮观。在他们身上，辉映着一种不朽的精神，那就是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共产党人高尚情怀和战斗风采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精神。我们认为，《党史文汇》作为党史宣传阵地和党员教育材料，有责任呼唤社会主义正气，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让老英模从历史的长廊里走出来，教育当今的社会。我们坚信我们的努力是有价值的。为了加强这组稿件的宣传力度，在选发旧通讯的同时，要配发原作者的附言或感想，如第一期发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就配发了穆青、冯健、周原三人的《作者附言》；第三期发表《大庆精神大庆人》，就配发了袁木同志的《重刊〈大庆精神大庆人〉有感》。由于我们所选介绍时传祥事迹的通讯没有记者署名，所以只好考虑配发本刊记者对时传祥家人的专访稿。这也就成为笔者与时传祥家人开始交往的契机。
根据山西同乡、新闻界前辈杨昌忠先生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时传祥的次子时纯利在北京市环卫局担任纪委书记，于是在抵京次日便直奔三里河甲3号该局办公地，不巧，时纯利去听研究生班的外语课去了。经局办公室贺同志的热情联系，我们很快就和时传祥夫人通了电话。
电话拨通后，耳机传来对方沉缓清晰的山东话：“喂，你是谁呀？”“时大妈吗？我是钟启元，从山西太原来……”
我尽量用最简洁的话语说明意图。大妈沉默了片刻，缓缓地说：“我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
显然，老人存在堤防心理，并不欢迎陌生的我们。
我再一次诚恳地解释了所负任务的紧迫性，表达了想要去家里进行采访的愿望。也许我的真诚打动了老人家，也许同是女性，感情上的距离容易接近一些。总之，大妈终于答应当天下午3点钟接受我们的采访。
真是柳暗花明。
正午的阳光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空气中弥漫着柏油路面散发出的怪味，绿树也疲惫地垂下了枝条。没有一丝风，路上的行人很少。我们却擦擦汗水，转乘了几趟公共汽车，从三里河赶往朝阳区。
下午两点45分，我们到了时家住所楼前。出于初次造访的礼貌，我们觉得宁可推后几分钟而绝不能提前叩门，以免影响大妈休息。谁知，当我们坐在院内小石凳上准备耐心地等待这15分钟时，一位圆脸短发的中年妇女向我们走来：“是山西来的同志吧？快上楼，快上楼！我妈从阳台上看见了你们，猜着也是，让我赶紧来叫，哪能让客人坐在外边呢！”
看来，大妈和大姐都在等候着我们，也许根本就没有休息好。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一层歉意：“还不到3点呢！”
“没关系，我妈早就起来了，正等着你们呢！”
403房间，门开着。时大妈站在门口，热情地让着：“快进屋，快进屋，你们大老远来，辛苦了。”大妈70多，个子不高，一头银白的短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眼睛很有神，身穿一件月白色的确良短袖衫，脸上挂着亲切慈祥的微笑。大姐叫时俊英，是时传祥的长女，今天工休，来看望妈妈。
落座之后，俊英大姐麻利地为我们沏好茶，然后抱出一摞相册。时大妈一一指点着向我们介绍：这是大儿子时纯庭，在北京使馆区清洁运输管理处当工人；这是大女儿时俊英，在崇文区环卫局三队工作，入了党、还被评为优秀党员；这是二儿子时纯利，在北京市环卫局当纪委书记，现在一面工作，一面上研究生；这是二女儿时玉华，在北京市第一清洁车辆厂上班……
大妈是个爽快人，有问必答，而且记忆力相当好。采访结束，我根据工作需要，忙着翻拍一些照片，大妈却大声地招呼我：“快来嘛，来吃瓜！”声音充满柔情，像妈妈在喊女儿。
次日，时纯利如约在他的办公室接受我们采访。我们赶到时他已在等候，并准备了许多文字资料。他的热情厚道如他的母亲和姐姐。在他保存的有关父亲的资料中，仅有四张父亲当年的工作照，非常珍贵，但还是慷慨地借给了我们，并体恤我们奔波之苦，派车将我们送回住地。
稿件发表后，我将四张照片完璧奉还，连同美编精心翻拍的底片，一并寄去。不几日，时纯利打来电话，说东西都已收到，非常感谢，他妈妈让问我们好，希望去北京时一定再到家里来。
暑热中一片荫凉，这便是初次与时家人接触的印象。
听大妈讲过去的事情
今年3月，我赴京出差，再次去看望了时大妈。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我把一束鲜花献给她，然后静静地坐在她身旁，听大妈讲过去的事情。
时传祥1915年出生在山东省齐河县赵官镇大胡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5岁那年冬天，他怀揣着七个糠饼子，与几个小伙伴一起，徒步去闯京城。衣不御寒，食不果腹，踏着露脚丫的破鞋，一步一步前行，终于昏倒在地。后来被一位掏粪工救起，才算拣回一条命。从此，时传祥当了掏粪工。
旧社会的掏粪工被认为是最下贱的人，常受人凌辱。有一次，时传祥给一家富户掏粪，又累又渴，人家竟然拿喂猫碗里的水给他用，水面上浮着一层死苍蝇，碗底有几个臭鱼头。至于粪霸的欺压剥削则更是家常便饭。
解放了，天晴了，时传祥挺直了腰杆，翻了身，由社会底层的“贱民”“粪花子”变成了国家的主人。他觉得自己就像地狱里的死囚正在生死线上挣扎时，突然铁门被打开了，镣铐被打碎了，阳光照得他身上暖融融的。他觉得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为人民掏大粪，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他身背粪桶，口里哼着愉快的小调，走千家、串万户，不分分内分外地干，成为一名优秀的城市清洁工。他生前说过：“北京是咱们新中国的首都，城市干净不干净，影响面大。咱们好好干，把首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就给咱新中国增了光。虽然掏大粪看起来是个平凡的劳动，但做好了就不平凡。”他还多次讲过：“我们要有‘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精神。”
1959年时传祥当选为全国劳模，出席第一届全国群英大会，受到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刘少奇紧紧握着时传祥长满老茧的手，意味深长地说：“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传祥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幸福的热泪。“文革”开始后，刘少奇被打倒，时传祥也被造反派们诬为“工贼”“粪霸”，受到林彪、“四人帮”同伙的残酷迫害，直至半身瘫痪，卧床不起。1973年多亏周总理的过问才得以首批落实政策，但由于长期延误治疗，1975年60岁时便与世长辞。
时大妈用平和的语气说：“老时辛辛苦苦一辈子，没做什么大事，党和人民却给了他那么高的荣誉，他死后骨灰还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这是他的光荣啊！”接着老人向我介绍说，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老时，年年春节、五一节，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市里、局里的同志们都要来看望我们。1996年10月26日，北京市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老时塑了铜像。你看，这房子是国家给我分的，电视、冰箱、空调、加湿器、电热器也都是国家给配备的，房租水电费都是国家出，每个月还给我400元生活费。“没有党，就没有我全家的今天，知足了，我们全家知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