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小时候聪慧好学，特别喜欢音乐，且具文才，颇得父亲赞赏。12岁时，跳过初一、初二年级，直接考入南浔中学读初三。17岁时，徐迟考入东吴大学，一度因家境困难而失学。后又径直考入燕京大学三年级。聪慧可见一斑。徐迟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有诗稿存世，受家学影响，文学之梦一直在青年徐迟心中萦绕。他从19岁那年开始发表诗作，并发誓要“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而声名传诸于后世”。30年代，他的诗歌创作和翻译都获得成功，出版诗集《二十岁人》《明丽之歌》《最强音》，翻译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战争》、司汤达的《帕尔玛宫闱秘史》、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等。一颗文学新星已经升起。
抗战时期，徐迟关心国家命运，追求光明进步，曾在重庆郭沫若主编的《中原》季刊当编辑。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徐迟发表《颂歌》，颂扬毛泽东、共产党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的宽阔胸怀。在国统区作家中，徐迟是第一个公开发表诗歌颂扬毛泽东的人。当9月1日毛泽东参加中苏文化协会的一个聚会时，他荣幸地见到了毛泽东，并据说是当时第一个和毛泽东握手的人。9月16日，毛泽东在红岩村接见了马思聪和徐迟二人。此后不久，毛泽东为徐迟题词“诗言志”。
新中国成立后，徐迟任英文版《人民中国》编辑、《诗刊》副主编。1961年举家迁到武汉。他长期从事文学创作、编辑、翻译和研究工作，时有新作问世，一直享有盛名。“文革”结束后，徐迟在报告文学创作和报告文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对我国报告文学这种文学样式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到了晚年，仍然激情不减，笔耕不辍。
徐迟的一生，展现了诗与梦相辉映的独特光彩。他追随时代前进步伐，激情洋溢，高歌迈进。他的朋友们回忆，他是圈内老人中最早使用电脑的人。朋友们都说，他缺少世故，是一个率真的人，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人。
十年了，我常常怀念这位老人。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他对生活充满激情，他始终以诗人纯洁的心感知时代前进的脉搏，这些都让人肃然起敬。相信他的诗和梦还会辐射出更多的光和热，给我们这个社会以更多的热情和智慧。有时不禁会想，先生火热的生命为什么竟选择了一个冷峻的日子离去，难道是去追寻他的诗和梦去了吗？愿他飞翔的灵魂给我这个未曾谋面的晚辈托一个梦，回答我无尽的猜想。
§§§第11节见证历史——访“沈崇事件”报道者李西成
1946年12月24日，两个驻北平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这一强暴事件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美爱国学生运动，全国先后有30多个城市的50余万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领土主权和随意欺侮中国人民。爱国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爱国和正义力量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打内战的反动政策，最终推动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以及新中国早日诞生的进程。
我的恩师李西成就是“沈崇事件”及那场学生运动的报道者和见证人。曾有人著文，说李西成先生是“沈崇事件”的首次报道者。此说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作为一名当时的进步青年记者，李西成敏锐地抓住了这一事件的新闻价值并及时予以报道，随后仍热切关注由此引发的进步学生运动，发表了一系列观点正确、生动感人的长篇通讯，则是真确的事实。他的爱国热情、正义感、新闻敏感、写作功力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展现。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作品今天读来仍有一种震撼力。作为记者，还有什么荣誉能比历史老人的微笑更让人欣慰的呢！
1999年岁末，我两次回到母校，就“沈崇事件”的报道和怎样做记者两方面的问题，专门采访了李西成先生。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担任《文汇报》驻天津特派记者的？
李先生：抗战胜利的时候，我正在西安工作，任西安《益世报》采访部主任。这是一份天主教报纸，社论非常反动，但一版左下角有个小专栏叫“七人座谈”，却常和社论打架。总编辑郭根和我都是“七人”成员，因而引起老板的不满。恰在这时，上海《文汇报》总主笔徐铸成给郭根来信，邀他到上海工作，郭又荐我同去，徐同意了。1945年11月，我和郭根同路到达上海。
我在《文汇报》开始时做编辑，编国际新闻，也编过地方新闻。不久，友人秦风川从天津发来电报，邀我前去帮助他创刊《民生导报》。我难以推却，就同徐铸成商量。徐同意我去天津，并建议我担任《文汇报》驻天津特派记者，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两相兼顾。
记者：您担任《文汇报》驻天津特派记者，为何关注北平的新闻？
李先生：北平是中国的故都，又是个文化名城，是全国注意的中心，是采访重大新闻的所在。而且北平离天津很近，交通也很方便。1946年我到天津，不久就兼顾了平津两地的采访报道工作。在报社时由孟秋江介绍我加入了国新社，所以我还兼着国新社天津小组组长。我住在天津，几乎每天清早都要去北平跑新闻，乘晚车赶回天津发专电。频繁奔波于平津之间，很辛苦的，不过那时年轻，干劲挺大。
记者：抗战胜利后的北平留给您什么样的印象？
李先生：我初到北平，就感受到这座故都名城被笼罩在一片阴霾、低沉的氛围之中：一些国民党“接收”（实为劫收）大员分别从天上、地下、海上涌入这个城市，他们忙着占房子、抢物资、运东西，你争我夺，不择手段；那些作恶多端的汉奸，忽然摇身一变，竟成了抗日有功人员，而老百姓面对的却是日甚一日的苛捐杂税，天天攀升的物价；当局公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说要逮捕“扰乱治安分子”，军警在街上联合布岗，气氛恐怖阴森，市民们惶惶不安。我感到愤懑、不平、茫然，以“金施”笔名写下了长篇通讯《故都阴霾》，新华社还曾择要转发。
记者：“沈崇事件”发生的时候您在北平吗？
李先生：不在。我是在天津听到此事的。抗战胜利后，美国以共同对日作战的同盟国身份参加国共两党调停工作，因而美军堂而皇之地留驻中国。实际上是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杀中国人。我初到天津，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里到处是美军。美国士兵三五成群地溜达街头或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口里打着口哨，嚎叫着，还常常用纸球或摔炮，掷向在人行道上行走的女学生，有不幸被命中的，他们便纵情大笑。行人见此，莫不愤慨。我曾写过长篇通讯《天津美军如此这般》，刊发在《文汇报》通讯版上。
驻华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暴行，更是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震怒。1946年12月24日晚8时许，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到王府井南口平安电影院看电影途中，被两个美军士兵拉到东单练兵场小树林中强奸了。沈大呼救命，恰有一行人路过听到，迅即报告北平公安局内七分局，由值班警士通知中美警宪联络室，该室派人到出事地点察看，这时两名美军已逃去一人，另一名叫皮尔逊的被带到警察局讯问。事发次日（25日），北平一家民营的“亚光通讯社”于当日下午给各报发了新闻。而北平警察局长却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央社，要求通知各报缓登。但当时有五家报纸即《新民报》《新生报》《世界日报》《经世日报》《北平日报》并没有理睬中央社的通知，而于26日把这一消息登了出来。
就在亚光通讯社发出这一消息的当晚，我还在天津。有人给我通了电话，告我详请。我旋即与北平《益世报》联系，问清原委，并经编辑部向北大学生会得到证实。于是，我当天晚上就给上海发去了专电。因此《文汇报》得以同上列五报同日登出这一新闻，比一般报纸早了一天。
记者：“沈崇事件”引发的爱国抗暴运动是怎样兴起的？
李先生：抗议美军士兵暴行的游行示威从北大开始，时间是12月30日下午1时，然后汇合已进城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生，后来又有朝阳、师大、中法、辅仁、铁院等院校的同学加入，约计5000余人。队伍行经协和医院（军调部所在地）时，国民党宪兵赶快关上大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则出现在阳台上，表示支持。游行队伍最后到达东交民巷美国领事馆前，宣读了抗议书，提出三项要求：一、惩办凶手；二、由美国政府道歉；三、美军撤出中国。抗暴运动还得到北大48名教授的支持，他们联名写信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抗议美军暴行。
与此同时，天津学生也热血沸腾，纷纷响应。天津大中学生3000余人举行游行示威，向美军司令部和天津市政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美军撤离中国。很快，上海、重庆、广州等许多城市也都爆发了学生运动。
记者：这一时期的学生爱国抗暴运动，您一直进行追踪报道吗？
李先生：是的。平津学生示威游行，要求美军撤离中国的活动，我都作了持续报道。我频繁奔波于北平、天津之间，时时关注形势发展变化，整天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有时一天就得发几则专电。但是当记者哪有不吃苦的？累归累，心情却是兴奋的，欢悦的。
记者：这场运动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李先生：因美军强奸北大女生而引起的北平学生运动，迅速向全国各大城市发展，参加人数达50万左右，超过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规模。这标志着蒋管区人民革命斗争的新高涨。到1947年5月，学生运动更掀起了高潮，人们称为“学潮月”。
记者：您写的报道“五·一八”和“五·二〇”事件的长篇通讯我读过，当时的采访情景是否还记得？
李先生：当然记得。5月18日下午5时，由清华、北大、北洋三校同学组织的宣传队，分赴北平市区讲演，向市民解释反内战、反饥饿的意义，说明当前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内战不停，因此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我紧随在队伍的后面。不料队伍行至西单牌楼时，突然遭到军警70余人包围，喊打声大作，皮带飞舞，30余名同学在光天化日下被打，其中8人受伤，2人伤势严重。北大一女生被皮鞋猛踩下部，头发也被拔掉，鼻腔流血，重伤倒地，行人都为之落泪。当时有几个市民上前劝阻，也遭到痛打，刽子手们甚至声言谁劝阻将以刺刀穿腹。学生们列队返校，谁知在归途中又遭到另一批军警的围攻殴打。我采访了受伤的同学，他们表示：我们本身的伤痛算不了什么，我们痛苦的是由于内战而使更广大的人民没有饭吃，因此我们决不停止斗争，直到完全胜利为止。这使我很受感动。但次日中央社的电讯却说：北大清华的一群罢课学生在西单演讲时，与一部分因休假入城的军人发生冲突，结果互有受伤，云云，完全颠倒黑白。我则以亲眼目睹的事实如实作了报道，除发回专电外，还写了题为《“五·一八”惨案纪实》的通讯。
“五·一八”事件发生的第三天，即5月20日，北平各院校“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爆发，参加游行的有清华、北大等十几所院校的学生约3万人。我们几名记者跟随队伍前进，又一次亲眼目睹了暴徒用砖石袭击学生，学生挽着臂膀奋然前行的悲壮场面。事后我又采访了清华学生会和燕大的几位教授，接着马上给报社发专电，又写了通讯《古城又一度风波——记北平学生大游行》。意想不到的是，这竟成为我给《文汇报》撰写的最后一篇通讯。通讯发表在5月24日，25日报纸就被迫停刊了。
记者：您当时发表作品用本名还是用笔名？
李先生：用笔名“金施”，发专电有时也用单字“金”。
记者：上海《文汇报》为什么被勒令停刊？
李先生：《文汇报》创刊于1938年上海“孤岛”时期，在宣传抗日救亡、动员民众捍卫国家主权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上海沦陷后《文汇报》宁为玉碎，绝不附逆，1939年5月自动停刊。抗战胜利后光荣复刊，风格不变，如实报道国民党反动统治千疮百孔、离彻底崩溃为期不远的现实，旗帜鲜明，形式活泼，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称赞，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忌恨。他们曾企图用重金收买报纸为其贴金，遭到总主笔徐铸成等人坚决拒绝。利诱不成，就用高压手段，采取了惯用的勒令停刊这一手。他们强加给报纸的罪名是“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我认为办报就要像《文汇报》这样，坚持真理，见证历史。
记者：做记者最起码的品格是什么？
李先生：服从真理，而不是服从权势。
记者：您是老报人，又从事过新闻教育，依您看，当今新闻界存在什么问题？
李先生：我已老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不足为据。现时的新闻有两类弊病：一类是专给领导看的，为其评功摆好；一类是专为老百姓看的，迎合低级趣味。讲成绩水分太大；搞批评隔靴搔痒；文风“新八股”，套话连篇，不知所云。
记者：应该怎样做记者？
李先生：怎样做，不好讲，但是，想升官发财的最好别做记者。现在有些记者把采访报道当作一种特权，以权谋私，动不动就张口向人家要钱，太不像话。有的人浮在上面，不深人采访，尽搞假大空新闻，成了官记者。还有的人热衷于滚到隐私堆里挖东西，那有什么意义？低级趣味！
年逾八旬的李西成先生虽然举手投足已现老态，但讲起话来仍然颇有锋芒，可见其思想的鲜明与视野的开阔。李先生是山西右玉杀虎口人，早年投身报界，抗战初期奔赴延安，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党的《奋斗日报》、西北通讯社当过记者，在天主教的西安《益世报》任过采访主任，皆以敢言著称。他曾三次被捕入狱，身陷囹圄，大节不亏。由于形势复杂，第二次被捕后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文汇报》停刊，李西成到北平《益世报》任编辑主任、总编辑，为党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他曾利用职务之便，三次将清华大学的八位进步学生安排送往解放区，有一次为给学生筹措路费竟变卖了自己的结婚戒指。党组织也在关注着李西成。1948年隆冬的一天，杜任之通知李西成，要保护好《益世报》的财产，准备迎接北平解放。同时告知他组织上将和他正式取得联系，时间、地点、暗号一一说好。事情凑巧，那天正是傅作义部队大戒严，组织指派的人未到，关系也未接上。解放初期，李西成在《北京日报》总编室工作。为了建设家乡，1955年他与好友郭根一同回到山西大学（当时叫山西师范学院）。他编过校刊，教过写作课，业余时间研究《金瓶梅》，所写论文曾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的重视和好评。80年代初，李西成负责筹建山西大学新闻专业，为培养一代青年记者呕心沥血。如今“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在中央级、省级、地市级新闻单位都已是业务骨干。先生为之感到欣慰。
1990年，李西成重新加入党组织。夙愿已偿，但一生的坎坷一言难尽。历史啊，真是太沉重了！
先生已不能出门，只在屋内活动。他送我至家门口，分手之际，嘴嗫嚅着，什么也没有说出来，那浑浊的眼睛闪过一丝光亮，让我久久难忘。
§§§第12节“《讲话》和我的艺术生涯”——人民艺术家力群访谈录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见到力群，你会首先想到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