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出生于1912年的人民艺术家，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没有丝毫我们想象的那种老态。在采访他之前，我读过相关资料，大致了解了这位老人的人生轨迹：
力群，原名郝力群，山西灵石人，中国著名版画家。1931年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3年与同学组织“木铃木刻研究会”，开始从事现实主义木刻创作，同年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他的木刻曾得到鲁迅先生的教导与鼓励。1940年到延安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教员。1942年聆听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确定了为人民创作的艺术道路。建国以来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美术》杂志副主编。现任中国版画家协会名誉主席。曾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颁发的“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
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力群在汾河之畔的寓所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记者：您是否还记得60年前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景？
力群：记得。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礼堂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全延安的文艺界来说是一件大事。那天参加大会的有100多人，大都是延安文艺界的领导、知名作家和鲁艺的教员。我当时在鲁艺美术系当教员，荣幸地参加了这次大会。当毛主席和任弼时、洛甫、凯丰等中央首长进入会场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毛主席在秘书陪同下和参加大会的100多人一一握手，并询问姓名和工作单位。这样的场面在延安是少有的，我们都有一种亲切和温暖之感。
毛主席和大家握手后，中宣部副部长凯丰就宣布开会。于是了，毛主席就讲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之后就立即让大家座谈，毛主席用铅笔做笔记。到开饭时，我们就和毛主席一起在杨家岭食堂吃饭，饭是很好的，有肉菜和白面馒头。饭后根据《引言》继续座谈。
座谈会举行了三次。第二次是5月16日，有毛主席、朱总司令、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第三次是5月23日，由毛主席作“结论”。这次出席大会的中央领导有朱德、凯丰、任弼时、王稼祥、徐特立、博古、康生等，而来听的人也更多了。礼堂里坐不下，就在礼堂外的篮球场架起汽灯讲。当太阳还没有下山时，吴印咸同志抢的拍了一张参加大会人员的合影像片，留下了最可珍贵的纪念。
记者：延安文艺座谈会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力群：是文学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同志们把这次座谈会看作是延安革命文艺活动的一个分水岭，因为这次会议之后，大家实践了毛主席提出的为工农兵的文艺新方向，比起这之前延安的文艺活动和创作来，有了极大的变化和崭新的面貌。
记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您的艺术生涯有什么样的影响？
力群：我的艺术生涯从1931年到国立杭州艺专学画算起，有70年了。当时学校的艺术空气是崇尚西洋画的，因此我以最大的努力在教室里学习素描，在校外画水彩画。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接着是上海的“一·二八”事件，对同学们震动很大。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有志的爱国艺术青年不甘心于再走“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立志为拯救祖国、为人民而艺术。1933年我和几位思想进步、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成立了“木铃木刻研究会”，后来我又加入了党所领导的“左翼美术家联盟”，开始从事现实主义的木刻画创作。我们的一些木刻作品也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肯定。但是，我们当时所有的是热情和起码的进步思想，仅模糊地知道，无产阶级艺术不应该脱离现实，不应该脱离劳动人民，而对作为无产阶级艺术家对待生活究竟应持怎样的态度，应该怎样表现人民的生活，以及艺术和政治的关系等根本问题，却弄不清楚。这些问题一直等到去延安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之后才彻底得以解决。《讲话》中提到的为什么人的问题和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几十年来我的艺术行动的指南。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之后，文艺工作者加强了群众观点、劳动观点，重视了普及工作，纠正了过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等不正之风，掀起了向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鲁艺戏剧部和音乐部掀起了新秧歌和新歌剧创作运动，有名的《兄妹开荒》《白毛女》等，就是那时的代表作品。鲁艺美术部也大力提倡向民间美术学习，从而掀起了新年画创作热潮。记得当时我创作了新年画《丰衣足食图》，歌颂共产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人民充满希望的生活，受到了农民群众的喜爱。后来我为鲁艺所在地桥儿沟老乡的新秧歌剧《小姑贤》所作的五幅小木刻插图，贴在《桥儿沟壁报》上，受到了群众热烈欢迎。这是我从事木刻艺术以来难得看到的一次农民如此欢喜地欣赏我的作品，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与鼓舞，我坚信自己的艺术道路走对了。
记者：听得出，您与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作为艺术家，您从农民那里能吸收到民间艺术的营养吗？
力群：当然能。1946年初我在晋绥解放区孝义县东小井村，就专门访问过一位“女艺术家”——农村妇女石桂英。她当时30来岁，有两三个小孩，丈夫是民兵。她的窗花剪得非常好，活灵活现的。和她熟了以后，我提出和她合作剪纸——我画她剪。她同意了。我照着她织布的样子画了一张小图，全是轮廓线，交给她。等第二天我去看时，她已剪成了一个红色的窗花，一个非常美丽的窗花。她给织布的妇女身上配上了美的图案，而且那图案多样而统一。例如裤上的“如意”，她是根据空间的不同而安排的，使“如意”多变而完整。织布机腿上方两侧也加上了图案，既美化了织布机，又和妇女身上的花纹有了呼应。最使我惊异的是，我的原稿因透视之故，只画出妇女一条腿，即两脚都踏在布机上。待她剪时竟剪成两条腿都显现在画面上了：即一只脚踏布机，另一只脚闲放在地上，这样一来，就使画面更美观了。此外她还给妇女头上剪了个发卡，加得真好。我真钦佩她的审美趣味之高，赞赏她在剪纸艺术上的非凡才华。人民生活是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啊！全国解放后，不知怎的这《织布》剪纸竟和中国的木刻一起，载入东德出版的一本中国版画选集中。至今恐怕石桂英还不知道她的作品已飞到国外去了吧！
记者：您一直致力于艺术的普及工作，最难忘的是哪一段经历？
力群：最难忘的是主编《晋绥人民画报》。我于1945年11月离开延安来到晋绥边区，组织上安排我在晋绥文联工作。有一天我到高家村《晋绥日报》社去看老朋友，看到苏光和李少言编辑出版的一种单张的《晋绥人民画报》，是面对农民的，我就决心“入股”，心想如能合力把《晋绥人民画报》办好，为农民做点普及的美术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晋绥分局党委同意了我的请求，并任命我担任主编，苏光任副主编，从文联美术部来的，还有牛文和侯凯两位同志。
《画报》是单张，为了便于在农村张贴。《画报》的内容以连环画为主，但又不能连载，必须每期独立成章，因为农民没有订画报的能力和习惯，也许上期看到了，下期就看不到。此外还发表单幅画：漫画、木刻、剪纸等等。我为《画报》刻过一幅套色木刻《贺龙同志像》。《画报》虽是画刊，却又有报纸的性质，所以要紧紧配合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及时反映国内外政治动态和边区各地群众的生产建设、对敌斗争等等。由于《画报》是给文盲和半文盲的农民看的，所以用的文字比较少，除过必要的画面说明外，一概不登文字的东西。即使必须用的文字，也一定要用正楷字，并且尽可能大一些。《画报》的排版也以整洁、醒目、明朗为原则，这些都是考虑到农民的阅读能力，也用事实说明了我们的“群众观点”。当时有的同志就对我说：“力群，真没想到你这样的大艺术家会安心做《人民画报》的普及工作。”他呀，真是不了解毛主席的《讲话》对我的教育和我对画报工作的乐趣。直到如今回想起来，我也觉得是一生中一件光荣的工作。
记者：在毛泽东《讲话》精神指引下，延安文艺曾出现过空前的繁荣，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都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此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继续沿着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从延安走到其他解放区，走到新中国，创作出一批又一批崭新的、优秀的和不朽的传世作品。《讲话》影响、哺育了几代文艺工作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毕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今文艺界有不少人认为《讲话》的思想已经过时，不再具有指导意义，您是怎么看的？
力群：我认为《讲话》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我是要坚持到底的。文艺作品不写人民大众的生活，你写谁？你写给谁看？我感到一个有良心有品格的艺术家总是力求自己的作品为大多数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欣赏，而不是所谓的“自我表现”“孤芳自赏”。我非常同意邓小平同志1979年讲的这句话：“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而这句话也是基于毛泽东的《讲话》所阐述的文艺思想的。现在有的文学作品很糟糕，反映的生活片面不说，语言芜杂粗俗，甚至大篇幅地搞性描写，简直不堪入目。就这样的作品还要获奖，我很不理解，也绝不赞同。赵树理写了那么多反映农村生活的优秀小说，人物刻画得非常好，但语言十分干净，哪有乌七八糟的东西。咱们山西作家张平创作的路子就很对，他的作品《天网》《孤儿泪》《抉择》等等，我都看，写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弘扬正气，非常正确。这个年轻人被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说明文艺界的主流还是好的。
记者：听说10多年前您写过一篇文学批评的文章，曾经引发了一场文艺论战，详情如何？
力群：那是1988年的事。有一天我发现我家的小保姆读一本《山西文学》，很入神，等她把书放下，我就拿起来看，我很关心她读什么东西。结果发现她看的是一篇名为《永不回归的姑母》的小说，作者王祥夫。小说描写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村生活，其中一段描写的是侄儿觊觎姑母的“女人生殖器”未逞而竟将自己的生殖器割掉的荒唐事。联想到那一段时间读过《官碓》《厚土》等作品，我认为，《永不回归的姑母》所描写的愚昧、贫困、落后、色情和性心理变态，绝不是目前中国文学中的孤立现象，于是便写了《我与作家的对话》，发表在《山西日报》这年3月30日的“黄河”副刊上。我“为我们文学的堕落而感到悲哀”。
文章发表后，在山西文学界引发了一场文艺论战，从4月6日开始，一直讨论到9月7日，报社收到省内外来稿来函3000多件，还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造访者。这次论战既接触到作家的世界观问题，也接触到作家的文艺观问题，实际上两者是紧密关联的。第一个问题提出的是作家对我们建国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作怎样的宏观？是黑暗一片，还是既有黑暗又有光明？是黑暗与光明一半对一半，还是以光明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共同语言，所以争论只能各执己见。我认为光明是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否则就不叫“新社会”。有人就不同意我的看法，甚至批评我的《丰衣足食图》表现了“情感的贫弱虚假”，“让人觉得俗不可耐”，说“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正是从粉饰生活的虚假作品开始”。这简直是对革命文学的无理亵渎！第二个问题就是作家的文艺观问题，其中包括对文学真实性的看法。我反对自然主义的作品，我认为生活中的现象无奇不有，作家应选择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属于本质的事物，这才是文学的真实。
总之，这场讨论以观点为代表分为两大阵营。几个月间报纸上先后发表了30篇文章，19篇拥护我的观点，11篇反对我的批评。老作家马烽肯定了我“对文学创作中的不良倾向直言不讳地提出忠告，敲响警钟”的“精神是可贵的”，而且婉转地批评了那些热衷于模仿国外二三流小说中那些庸俗不堪的性描写，“既会污染社会空气，也会糟蹋自己的才华”。现在来看，当时我忽略了指出这篇小说的主题在于作者对受污辱和损害的姑母的同情，使文章不够严密，但我始终认为我对该作品没有塑造美的形象、没有提纯美的语言的批评是正确的。
我时常想：作为一个文艺战线上的党员，既无能力过问政治上的是非，也无足够的知识过问经济上的好坏，而对于文艺上的事就感到有责任来过问。所以看到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行事的好的文学艺术作品就想表扬，看到违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不好的文艺作品就想批评，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党员涉足文艺评论的心情。
力群老人的话语晋中方言味很浓，但柔中有刚，掷地有声，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位人民艺术家不仅自觉地用《讲话》精神指导着自己的艺术实践，而且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捍卫着他心中崇高的信仰和对祖国矢志不渝的忠贞。本来我们还想了解，作为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先驱者，他与鲁迅的交往如何，他怎样为鲁迅画遗像，以及他的每一幅成功作品背后的故事……但这一切的一切，都只能成为下一次采访的话题了。我们衷心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
§§§第13节“文坛巨擘，报界宗师”——张季鸾的笔墨人生
中国现代史上，张季鸾是一位很有特点的文化界风云人物。他一生笔墨耕耘，报海浮沉，有时追随时代步伐堪称一代风流，有时却误把反动势力的代表看成光明的中心而为之摇唇鼓舌。功过是非，昭昭然也。
1941年，53岁的他病逝于重庆。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三人特致唁电如下：“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这是对张季鸾至为公允的评价。
他的人生观：“报一切恩！”
1888年3月20日，山东邹平县张翘轩府上，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在乍暖还寒季节来到人世的孩子，就是后来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坛巨擘、报界宗师张季鸾。
张季鸾名炽章，祖籍陕西榆林，先世皆为武宫，从父亲始门庭改换，成为书香门第。虽然张翘轩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但官运屡屡不济，20多年内居官只有六七年，曾两次被革职。张季鸾出生时已是家道中落，1900年父亲去世后更是一贫如洗。
由于生活困窘，季鸾幼时体格较弱，又有口吃的毛病，但他天性聪颖，勤奋好学。父亲去世时，他只有12岁，而传统的儒家思想和父亲的处世哲学已在他少年的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张翘轩年轻时，本来也是承袭祖例、习武当兵的，后来在总兵刘厚基和知府蔡兆槐的栽培下，弃武学文，终取进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