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朱熹在《纲目》中也对司马光记载的天象有所取舍，比如一些无关大事的皇家宫殿发生灾祸就被删削，西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孝宣园东阙灾”，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悼考庙灾”都不见于《纲目》。如果是《资治通鉴》中的“祥瑞”、妖妄之事，朱熹更坚决地不予着录，如汉成帝鸿嘉元年（前20年）“黄龙见真定”事就没有被收于《纲目》中。而从东晋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317年）到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共113年的时间里，《纲目》至少删减了《通鉴》中的五件妖异事。咸康八年（342年）的妖怪事，咸安二年（372年）彭城妖人卢怀光事，太元九年（384年）陇西王嘉异术事，十年（385年）前秦将士吐肉饲妻子事，义熙十年（414年）妖贼马弘事。
总之，无论是司马光，还是朱熹，在天象灾异的选取上都有着严格的标准，虽然或取或否略有不同，但都没有像汉朝学者一样流于荒诞。
（第三节）《纲目》与《通鉴》的不同点
一、编撰方式不同
西汉司马迁以《史记》创立了纪传体，东汉荀悦则以《汉纪》“复兴”了编年体，此后的史学界，形成了“班荀二体，角力争先”的局面。但到了唐朝，由于官修史书均用纪传体，所以编年体很受冷落。这种状况一直到了司马光修成《资治通鉴》后，才得以改变。《资治通鉴》能够打破纪传体“独领史学风骚”的局面，当然有各种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编撰方式上的创新是重要的因素。具体来说，《通鉴》在编撰方式上不仅继承了编年体例固有的优点，即以时间为经，以事迹为纬，使多方面史事毕列并陈，而且还有所发展。
第一，定凡例。史书修撰，贵有法则，其法则即为“凡例”。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就提出，在修史的四要纲中，品酌事例之条“尤为重要。刘知几也说：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对于《资治通鉴》而言，凡例“更显重要。众所周知，《通鉴》经过了”三道程序“才得以完成。首先是搜集资料，并按照时间顺序，排定史实，制成丛目；其次在丛目的基础上，通过对史料更为细致地考证，去伪存真，写成长编；最后裁减熔铸，删削定稿。因为这个过程需要经过刘恕、刘攽、范祖禹、司马光等多人之手，所以必须要通过制定”凡例，“为史实的选择划定统一的标准。因此，司马光精心编写了”凡例--《通鉴前例》。在《通鉴前例》中，他定出全书用语和格式等36条，极大地方便了修史工作，也成为后世史家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
第二，编考异。司马光在编写《通鉴》时，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据四库馆臣统计“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如此多的史籍，必然在同一事件的记述上多有抵牾，如何选择史实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此，司马光采取了一种非常慎重的方法。一方面，他详加考辨各种史料，选择可信者从之，即“若彼此年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另一方面，他将舍弃的史料以及取舍的理由详加说明，外编为《通鉴考异》，以供阅史者参考。司马光考异方法的创造，是对史料学的重大贡献，也充分彰显出司马光求真求实的历史观念。清朝四库馆臣认为这是史书撰写史上的一大“发明”，光编集《通鉴》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
第三，发议论。如果说史事是为了体现历史的过程和价值，史论则是表明史家的观念和认识，这也是中国史书撰述的一项传统。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本着不为尊者讳、贤者讳的原则，通过二百余条议论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他抨击名相萧何大造宫殿、王导不能惩处叛臣；讥讽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唐太宗杀兄弟、夺皇位；贬斥荆轲“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治国方法。如他认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与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等等。
相比于《资治通鉴》，朱熹撰写的《资治通鉴纲目》在编撰形式上亦有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与其“阐明义理”的宗旨相一致。
其一，《纲目》凡例重在阐明“义理”。《纲目》凡例共分统系、岁年、名号、即位、改元、尊立、崩葬、篡贼、废徙、祭祀、行幸、恩泽、朝会、封拜、征伐、废黜、罢免、人事、灾详等十九门，门下有目，目下有类，总共一百三十七条，比《通鉴前例》的内容多出近三倍。在凡例中，朱熹详细规定了编写原则和书法义例。“它正统无统之分甚严，有罪无罪之别亦着；或君其王，或主其帝，或以盛书，或以僭书，或以得失书，或以更革建立书；有以自为自称书者，有以贤否用舍书者，有以可戒可法书者，有以示疑着伪书者；或着刑臣有功之始，或着刑臣与政之始，或着外家与政之始……”，很明显，这些规定都完全是按照“义理”的原则划分的。
其二，《纲目》形式便于说明“义理”。《纲目》体例的最大特点是：“表岁以首年，因年以着统，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表岁以首年”是纪年形式；因年以着统“表明如何书写正统和非正统的王朝；大书以提要”是指根据时间先后，用精炼的语言大字写出史事提纲；分注以备言是指在提要之下，小字阐述纲中史事。这种形式非常有利于阐述着者的义理观念和表达褒贬之意。
二、正统观念不同
传统史家大多严于正闰之辨，因为辨析历代王朝的正与闰，不仅涉及到史着编撰的体例、系年等问题，也关系到史家所持的政治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和朱熹有着明显的分歧，在《通鉴》和《纲目》之中也有所体现。
司马光撰写《通鉴》的目的是为了对王朝的统治提供历史的经验，即关注于“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的具体历史事件，以“求真”为主。他说：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所以，司马光指出，当以王朝是否能够统一华夏作为其是否属于正统的衡量标准，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受，拓拔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着生民之休戚……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
在此基础上，司马光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编写《通鉴》时以谁为正统的具体做法：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一，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均敌，无所抑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晋、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通鉴》秉承着求实的原则，按照历史来选择“正统”，以便纪年，没有褒扬谁或者贬低谁的意思，修《通鉴》，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记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
朱熹则不然，他的正统观念的理论依据就是“理”。在他看来，天地万物、人类历史的最终根源就是“理”。他说：熹窃谓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具体说就是”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其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以理为基础，他提出了正统的标准，即“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此外，朱熹将“正统”王朝又划分为“正统之始”和“正统之余”，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有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余。“前者如秦、汉、隋、唐、宋等，后者包括蜀汉、东晋，其他时期，则属于”无统。
很明显，司马光与朱熹的正统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表现于《通鉴》和《纲目》记载上的不同。如公元前225年，周赧王驾崩，而“《通鉴》以秦卒并天下，因以昭襄王系年”，此后也都以秦国国君纪年。但朱熹认为此时“西周既亡，天下莫适为主”，自然是“无统”时期，故在《纲目》中，直接以干支纪年，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又如，公元907年，朱温篡位，建立梁朝，《通鉴》以“开平元年”纪事，直到五代末。《纲目》则将五代归入了无统时期，所以在907年首书唐昭宗乾宁四年，在第二年用“戊辰”纪年，直到公元959年。在三国谁为正统的问题上，《通鉴》《纲目》的不同立场表现得更加明显。按照司马光的原则，其取魏纪事，是就功业和与西晋的传承关系而言。朱熹则直接批评《通鉴》以魏为正，其理都错，“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这种认识甚至成为他撰写《纲目》的原因。
二书对待“女主临朝”的态度也不一样。按照“求实”原则，实际掌权者就应该成为纪年的主体，而根据“求义”的原则，则应该视这些“牝鸡司晨”的“女强人”为“非法”，不可用来纪年。如汉惠帝死后，《通鉴》在其后的八年时间中都是以“高皇后”（即吕后）某年纪事，《纲目》则只用干支，下以小字注明是高皇后某年。从公元684年至公元704年，《通鉴》都以武则天建立的周朝的年号来叙事。朱熹则否认武周的合法地位，所以在这段时间内，《纲目》仍以李唐中宗皇帝的“嗣圣”年号来纪年，下面小字书写武周年号，一直到公元705年中宗复位，改元神龙止。同时，为了突出李唐皇室的正统性，朱熹在每一年的年首，都以纲的形式大字书写“帝在某处”，相应也衬托出武周的“非正统性”。
正统观念的不同，还表现在《通鉴》和《纲目》的叙事上。司马光因以魏为正，蜀、吴都属“非正统”，故多有“诸葛亮入寇”，六月，姜维寇陇西“等用语。朱熹则主刘非曹，故写为”秋，七月，魏寇汉中，（后主七年）三月魏曹爽寇汉中，“姜维伐魏”等。在南北朝时，司马光以东晋和南朝为正统来记事，所以书“（北）魏主将入寇”，而朱熹视此时为无统，故写作“二月，魏主侵宋”。
三、书法运用不同
史学着作，重在记实，强调“书法不隐”，如董狐、齐太史等。但对于孔子笔削而成的《春秋》，却有“属辞而比事”的“书法”之说，即认为《春秋》所用之语，皆“婉而成章”、辞约而指博，“意在通过”贬损之义“以绳当世”，进而达到“使乱臣贼子惧”的目的。尽管我们无法否认《春秋》之文确实含有褒贬的认识，但如果极端地认为“字含褒贬”，则必定会影响到对史实本身的探讨。因此，很多史家对于《春秋》“显微阐幽”的观念并不赞同。如司马光就说，（《资治通鉴》）……非若《春秋》立褒贬法，拨乱世反诸正也。“因此，其文”重实而不重义。“反观朱熹，他虽然也质疑《春秋》文中”字字有义，“认为”《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但同时，因为”义理“的需要，他将”春秋笔法“完全运用到了《纲目》的撰写中。难怪元人刘友益会集三十年时间对《纲目》中蕴含的”微言大义“进行了抽丝剥茧般地分析，并将之附于《纲目》正文之下。下举几例，以示《通鉴》与《纲目》在”书法上的不同。
1.卒。《通鉴》对战国君主之死，统称为“薨”。如周安王元年“赵烈侯薨”，周烈王六年“楚肃王、宋辟公薨”，周显王二十九年“楚宣王薨”等。《纲目》则有所不同。他在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前，所有侯国国君之死均书以“卒”字，之后才用“薨”字书写七国国君卒者，且称某王。据《礼记》载，诸侯“之死以薨称之，卒”只适用于大夫。以实而论，当时诸侯国国君，都是该国的最高统治者，《通鉴》书“薨”完全符合“礼法”，反倒是朱熹的“卒”字有所不当。但仔细考察会发现，韩、赵、魏、齐之祖原来都是晋国和齐国的大夫，秦、楚则是蛮夷之邦，且长期对周王不尊，故以“卒”称其君之死其实是暗示他们本来低于周王的身份，同时贬斥各国不遵守礼制的行为。而在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东周王朝为秦所灭，名义上的“共主”不复存在，各国国君也相应成为名实合一的“王”，所以书以“薨”字。
2.赦。《通鉴》将1362年中的“赦”或者“大赦”都记录于文，《纲目》则是有选择的着录。以两汉为例，在汉元帝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之前，共有赦事59次，《通鉴》全载，《纲目》记载57次，所缺者一为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赦，一为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赦。该年之后共有106次赦事，《通鉴》全载，《纲目》则只记载5次。为什么在永光三年后，多数“赦”事《纲目》不录，朱熹通过“目”下之论予以了说明：荀悦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之弊，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武帝末年，群盗巫蛊，人不自安。及光武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胡氏例，自此后，赦之无事义者不复载，今从之。“可见，朱熹沿用了荀悦《汉纪》中的说法和胡安国的撰述原则来解释不载”赦“的原因，其中最需要的是两条，即”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和”赦之无事义者不复载，“一重常道，一重事义，这两点与朱熹史学中的”义理“宗旨完全一致。所以，由于汉元帝永光三年后的大部分”赦“事都不符合”义理，“所以未入《纲目》。反言之，凡记录于史者，都是有深意的。梁武帝大通二年（公元528年）载”魏大赦，“其原因在于”乙丑，魏潘嫔生女，胡太后诈言皇子。丙寅，大赦，改元武眷。“这是讥讽胡太后的行为。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春，二月，赦，“这是因为”春，二月，庚寅宫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云起，上令图以示百官，韦巨源请布之天下，从之，仍赦天下。这又是讽刺唐中宗的迷信。
3.盗。《通鉴》中对盗字的使用，表现得十分谨慎。除了杀李辅国之人时用了一个“盗”字，杀黄歇者为“死士”，杀武元衡者为“贼”，其余都直称其名。
朱熹《纲目》中有多处用到了“盗”字，但含义丰富。
一指皇帝和权贵所养“以武犯禁”的刺客。如“盗杀黄歇”（这是李园豢养的死士），“盗杀李辅国”（这是唐代宗身边的武士），“盗杀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这是李师道所养杀手）。
二指被逼造反的民众。如“魏阁内都督赵刚以东荆州兵赴长安，遇盗败没”（这是为了抵抗侯景，东荆州民扬祖观等的起义军）。
三指以下杀上的官吏。“盗杀魏广州刺史李延孙”（这是指李延孙的长史杨伯兰），“盗杀东魏大将军、渤海王高澄于邺”（这是指徐州刺史兰钦的儿子兰京），“盗杀中书令王铎”（这是指唐朝魏州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乐从训）。
很明显，这些“盗”字决不是朱熹随便使用的，而是有特定的对象。而统称为“盗”也决不是为了省事，意在贬抑这些不符合义理的人们。
总之，从“据实直书”的《通鉴》到“义理为主”的《纲目》充分表现出我国宋代史学的一种“义理化趋势”，也形成了我国历史撰述的两种不同风格。从某种程度而言，后世史学的发展即是沿着这两条路径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