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陈桱纂写的《通鉴续编》24卷。陈桱因《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皆终于五代,金履祥《前编》仅断自陶唐,所以该书遂以盘古至高辛氏为第一卷,以补金履祥《前编》所缺内容;以唐五代时契丹为第二卷,以补《通鉴》、《通鉴纲目》所缺内容。余卷均述两宋历史,始自太祖,终于帝昰、帝昺二王。所以该书虽名为《通鉴续编》,而结构却是“大书分注,全仿《纲目》之例”,故实可称为《续通鉴纲目》。
明代有胡粹中撰述的《元史续编》,该书“编年系月,大书分注。有所论断,亦随事缀载,全仿《通鉴纲目》之例。然《纲目》迄五代,与此书不能相接,其曰续编,盖又续陈桱书也”。
同时还有奉敕而修的《续资治通鉴纲目》。该书始撰于明景帝景泰六年(1455年),由陈循、商辂等仿朱文公例,编纂宋、元二纪,上接《通鉴纲目》,共为一书,以备观览,其后因英宗复辟而中断,至成化九年又开始编写,终于在十二年(1476年)着成,由商辂、万安领衔进呈《续资治通鉴纲目》27卷,起北宋建隆庚申(960年),迄元至正丁未(1367年)。
此外,私人纂修者还有许浩于嘉靖三年纂成《通鉴纲目前编》(3卷)和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南轩私修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25卷)。而在明朝,多以朱熹《通鉴纲目》、商辂《续通鉴纲目》、南轩《通鉴纲目前编》三书合刻,其中以陈仁锡评阅本最为流行。
第二,政治影响。从实际来看,《纲目》日显重要与朱熹理学思想逐渐受到重视有着紧密的联系。朱熹生前因为“庆元党禁”的关系并没有得到统治集团的欣赏。元仁宗时,规定在科举考试中要以朱熹之注解为主,程朱理学正式确立了官学地位,《纲目》的影响也从学术界扩大到政治界。至明清两朝,随着君主对朱熹思想的日渐推崇,《纲目》地位随之上升,续写《纲目》之作也被打上了“皇权”的烙印。康熙皇帝在给《纲目》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朱熹……纲仿《春秋》,目仿左氏,义例森严,首尾条贯,足以示劝惩而昭法戒。煌煌乎典章之总会,而治道之权术也。“一句”治道之权术“的结论,直接道出了《纲目》的政治价值。也因此,康熙帝对之钟爱有加,早晚起居都手不释卷地阅读。乾隆帝为了将其中的内容和大义更有效地推广,规定在乡试和会试时”必令详引《纲目》中事迹人物,“君权至上,道德为本等有助于王朝统治的”义理“观念也随之深入人心。不仅皇帝对《纲目》深表赞赏,学者们对《纲目》的政治借鉴作用也持肯定之态。明人谢铎上书宪宗,称”《纲目》一书,帝王龟鉴,“将之作为君主维护统治的有效参考书。王世贞也说:考亭朱子因《通鉴》为《纲目》,黜魏帝汉,义例严正,真是非不谬于圣人。”并指出:《通鉴纲目》不作,则《尚书》、《春秋》之旨渐微。综合来看,从明开始的近六百年中,能够形成重视正统、维护君主、推崇道德的政治思想与《资治通鉴纲目》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第三,文学影响。《纲目》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小说上。唐宋时,讲史已经出现。“讲史”的底本被称作话本,就是历史小说的雏形。发展到明代,历史小说逐渐成熟。在此期间,《资治通鉴纲目》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体例上说,包括历史题材在内的小说主要是章回体,这种形式起源于《通鉴纪事本末》的“事目”,但也不能忽视《纲目》体例的影响。《纲目》体例是大字用“纲”言简意赅的表述历史事件,小字以“目”对之予以详细的说明,章回体的小说形式即与之十分相似。如《全汉志传》、《东西晋演义》就是“抄缀《纲目》,分条标题”的。
从内容上看,元明之前,仅有的几部“平话”,无论是在类型上还是时代上都略显狭窄。而《纲目》流传后,历史演义小说的题材和体裁都大大丰富起来,有以某个历史时期为主题的,如《三国演义》《东西晋演义》《南北史演义》等,有以某个历史人物为主题的,如《大唐秦王词话》《隋炀帝艳史》等,这显然得益于《纲目》记叙时间跨度大、史实多,给予小说家更为便利的选择。
《通鉴纲目》对历史演义小说的最大影响是在“主旨”上。明清的小说家们大都推崇《资治通鉴纲目》的“义理”。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说: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又说:至朱子《纲目》亦尤是也,岂徒纪历代之事而已乎?”余邵鱼说:自《纲目》作而后人心正。要之,皆以维持世道,激扬民俗也。“陈继儒也指出:朱紫阳《纲目》,系王于天,系命于初,明示天下以共主,虽不绝之绪,而衮钺凛如,读其词,绎其旨,令人忠义勃勃。”他们的这种认识也被贯穿于小说创作中,称自己所做小说为“按鉴某某史演义”。余邵鱼在自序中声称其作《春秋列国志传》“莫不谨按《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熊大木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中也说:以王本传形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并在小说中引用《纲目》论断多处。显然,这些文学家自觉地以《纲目》之义理为创作之鹄的。而在这些小说中,也很容易地找出宣扬忠孝节义的纲常思想来。如《三国志演义》中的扬刘抑曹,《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岳飞忠君,而《隋唐演义》在每回开头,都有一段关于仁义礼智的道德劝告。宣扬”义理成为小说的主旨,当然有利于儒家政教的推行,但是也必然会影响到历史小说本身的文学特点,明、清二朝多数历史性质的小说在艺术水平上并不很高,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节)《纲目》与《通鉴》的相同点
由于《纲目》是对《通鉴》的改写之作,所以两本史着具有一些相同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详近略古
宋代史学家特别注重对上古历史的总结,刘恕的《通鉴外纪》,苏辙的《古史》,胡宏的《皇王大纪》,罗泌的《路史》,金履祥的《通鉴前编》等史着都是如此。但是,作为通史性的着作,无论是《纲目》还是《通鉴》显然对近代史更为关注。《纲目》总共59卷,隋唐有18卷,五代有5卷,共23卷,占总数的百分之39%;《通鉴》总共294卷,其中隋唐89卷,五代29卷,共计118卷,占全书的百分之40%。从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通鉴》和《纲目》都是本着“详近略古”的编写原则来着述的。这种倾向与宋代义理史家的“法古”明显存在着不同,更与“三代之治”的政治目标相悖。原因何在?直观地看,隋唐五代的史料远盛于前朝,这段时期的内容自然会比较丰富。但是司马光和朱熹二人的“重近”思想决非如此简单。北宋立国于五代之后,其前的王朝更迭异常频繁,所以当赵氏当上皇帝后,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大事。但是宋朝的建立既非依靠历代祖先积德所致,又不是通过长期战争征伐而来,统治经验比较缺乏。如果说,宋初三君主还可以在长期分裂、兵祸连年后通过“无为”政策保持皇朝稳定的话,到了社会矛盾日渐突出的仁宗朝,则必须要有新的治国之略来维护君权了,而隋唐五代可以说是再好不过的教科书。隋朝武功卓着,统一中国,结束了数百年的南北纷争局面,但却很快覆亡;唐朝有贞观、开元两大治世,仍然不免于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五代的开国君主都很有才略,然而长者十余年,短者数载,相继被灭,这些都是值得宋朝统治者深思的历史现象。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可以说是“适逢其时”,而以这几个历史时期为书中的重点也属情理之中。《纲目》取材于《通鉴》,自然也要“重近”。唯一有区别的是,《通鉴》关注的是近代的治乱兴衰,而《纲目》是为了义理说教。
二、以政治军事事件为主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着明确的撰述原则,他在卷69中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着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既然主要目的在于鉴戒,内容当然是那些可以集中表现历史兴亡的史实,政治、军事事件必为首选。所以,只要涉及到政治和军事,事情无论大小,司马光都予以记录;而对于军事特别是关系到朝代兴亡的战争,司马光甚至不惜重笔,详细描述。如楚汉垓下之战、刘新昆阳之战、三国赤壁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这也成为《通鉴》中最为精彩的内容。同样,《纲目》主体内容上亦与《通鉴》保持着一致,即也以政治、军事事件为主。从《纲目》的“凡例”中可以看出,其所载的十九大类历史事件都属于政治和军事性质的。在“征伐”条下所列举的七类军事事件,叛乱、僭窃、夷狄、遣将、师名、战、胜负则是条目最多的内容。《纲目》在史实补充上也是以此为原则的。先秦,朱熹补充了两条史料,分别是周赧王十七年(前298年)“齐韩魏伐秦,败其军于函谷关,河渭绝一日,秦割三城以和,三国乃退”和周赧王二十年(前295年)“东周君如秦”。前者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战争,后者是秦朝强大的政治标志。两汉所补《通鉴》者约有六条,也都与政治有一定的联系:
八月,汉初为算赋。
以曹参为齐相国。
春,令郎中有罪耏以上请之,民产子复,勿事二岁。
二月,立王侯朝献郡国口赋法。
诏郡国求遗贤。
令郡国立高庙。
三、重视“礼”
《资治通鉴》中,以礼作为纪纲,治天下用礼,治军也用礼,并贯穿于社会方方面面。司马光在第一卷“臣光曰”的议论中开宗明义地说道: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在借西汉高帝七年“叔孙通制理”事进一步论道: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平卢节度使王志玄卒,裨将李怀玉杀其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史,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对此,司马光也以礼而论:
古者治军必本于礼,故晋文公城濮之战,见其师少长有礼,知其可用。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
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然后大宋受命。
很明显,司马光的“礼”就是儒家的纲常名教。朱熹对礼也十分重视,肯定三纲五常是礼的根本内容。他说:
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
天之道不出乎阴阳,地之道不出乎柔刚,是则舍仁与义,亦无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由于司马光和朱熹两人都十分注重人君在王朝兴衰中的作用,所以对那些有悖于“礼制”的君主,都持批评的态度。司马光将《通鉴》之始设定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就是暗含着对周天子“失礼”的责备,因为这一年,周王正式承认了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的诸侯地位。对于玄武门之变,司马光也以“立嫡以长”的原则否定了唐太宗的做法,并说这是李世民所做的一件“贻讥千古”之事。朱熹在《纲目》中也多次对君主违礼之举展开批评。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在谄臣的蛊惑下,建筑了宫殿和承露盘求取天水,同玉屑一起饮用,以求长生不老。《纲目》记之,春,起柏梁台,作承露盘。“其后,朱熹接连记叙了”三月,大雨雪,“夏,大水,人饿死”两事,这显然是对汉武帝的迷信做法表示不满,并通过自然灾异的发生明示汉武帝的“失政”。又如,朱熹在《纲目》中对君主出巡和回宫事很少记载,因为多数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从开元五年(717年)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竟然连续记录了唐玄宗至少12次的“巡游”。表面上看,这只是普通的君主行为,实则是通过唐玄宗屡次出宫游玩讥讽其不恤国事,更为日后的天宝之乱和唐朝的由盛转衰进行了铺垫。
司马光强调礼,主要体现于事实的叙述和史实的评论。《纲目》则可以直接通过“纲”表示出想要强调的内容和褒贬的态度。因此,对于君臣之礼,《纲目》比《通鉴》更显突出。唐朝中后期是藩镇割据的时代,很多大将拥兵自重,不敬朝廷,而从乾元元年(758年)到大历十三年(778年),朱熹在“纲”中连续八次大字书写“郭子仪入朝”,通过记录这位对复兴唐室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将军朝见君主之事,清晰地展现了郭子仪的尊君思想,也间接批判了那些僭越礼仪、不尊皇帝的节度使,同时传达了朱熹对郭子仪的赞赏。这种写法相对于司马光将之散落于众多史实中,显然更为醒目。当然,并不是说凡是书写于“纲”的此类事件都是为了表现尊君,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朱熹在纲中记载了“春,正月,李茂贞入朝”事,其实是为了抨击李茂贞“陈兵自卫,数日归镇”的“不臣”举动。
四、重视天象灾异,排斥谶纬迷信
从《春秋》开始,对于天象和灾异的记载就成为历代史学家共同认可的一个原则。但就天象而言,又有着不同的内容,星象、物候变化称之为天象,而异事和灾害也被当作天象,后者往往为谶纬迷信提供了附会的例证。所以,选择哪些天象灾异书于史中就成为修史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对此,司马光有着自己的标准:
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其本志强附时事者不须也。谶记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及因而致杀戮叛乱者,并存之,其妄有牵合,如木入斗为朱字之类,不须也。相貌符瑞,或因此为人所忌,或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谄者伪造,或实有而可信者,并存之,其余不须也。妖怪或有所儆戒,如鬼书武三思门,或因而生事,如杨慎矜墓流血之类,并存之,其余不须也。
从以上引言可以看出,司马光在这些所谓“异象”的选择上,不以是否符合道理为标准,而主要看与政治有无直接的关系,如果能给君主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即书之,如果只是虚妄之说则坚决不取,这也是胡三省所说“《通鉴》不取怪”的主要内涵。《纲目》对于灾异的择录准则与司马光有一致之处,即日食、彗星出现或者水旱灾害都加以收录,所以《通鉴》中有关此类的事件《纲目》中几乎都有,对《通鉴》所缺者也都加以补充。两汉以前,《纲目》增补了两条《通鉴》中缺失的有关彗星的天象记录。一条是周显王八年(前361年)“彗星见西方”,一条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彗星见”。